摘要：1946年1月29日，刘仁对北平市委的各级干部说：“今后的斗争是合法的政治斗争，是争取民主的斗争。北平的斗争重点要放在学生上”，他强调“时代需要我们公开”。循着这一精神，北平市委设立城内城外两套机关，城内的北平市委是公开领导学生运动的机关，由市委副书记武光领导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从1945年底到1946年春的半年间，国共之间大体停战中共当时估计总的形势是和平。

1946年1月29日，刘仁对北平市委的各级干部说：“今后的斗争是合法的政治斗争，是争取民主的斗争。北平的斗争重点要放在学生上”，他强调“时代需要我们公开”。循着这一精神，北平市委设立城内城外两套机关，城内的北平市委是公开领导学生运动的机关，由市委副书记武光领导：另外一部分人留在根据地组成城外市委，领导城内的工作，由书记刘仁领导。

城外市委先是驻在平西，后来抵平的国军越来越多，遂迁至门头沟斋堂附近，1946年2月全体迁至张家口。

城内北平市委的负责人武光于1946年2月进入北平。他认为，北平地下党长期“隐蔽不敢动，以保存组织关系为满足，对新的形势认识不足”，应该将“不敢动的思想变为动的思想，变为能主动、大动、积极动的思想”。

因此，他进城后很快开始统一北平的党组织，将同一个学校的几条不同的线统由一个工作组领导。

一些人事后检讨认为：“当时，我们某些同志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对蒋介石的反动性残忍性认识不足，提出‘大干’的口号，准备公开活动。”

“大干”的表现，一是1946年春组织北平学生赴张家口参观，二是临大补习班兴起了壁报热。

北平虽有一部分学生思想倾向于中共，但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缺乏了解。

一名学生在1948年时仍然表示对中共“太缺乏了解了，我仅仅听到些动听的宣传，却没有能使我相信的更可靠的证据，虽然，我的同学朋友，他们很多都已经过去，可是，他们却没有带回来一点信息”。

在北平市委组织学生赴张家口参观之前，已有个别北平大学生出于对解放区的好奇而自发去了张家口。先在伪北大求学、后来考入燕京大学的左翼学生高庆琮和同学吕飞前于1946年2月结伴去张家口，是最早去张家口的北平学生。

高庆琮回忆：

我们没有党的关系，没有书面的介绍，也没有口头的介绍，怎么去呢？最后我们决定去闯一闯再说。商量好了，我们两个人就到了清华大学旁边的清河站。燕京离清华很近，那里有运煤的火车通到南口和青龙桥，詹天佑修的那条京张铁路就通到南口北边的青龙桥，还没到张家口。一天早晨，火车在清河站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偷偷爬到车顶上去，坐在煤堆上。火车到了青龙桥，我们下车，国民党军在那里设有关卡。我们两个人装作是放寒假的学生，家在张家口那边，回家去团圆、探亲。可能因为正是旧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的哨兵没有太注意我们，很容易就放行了。

到张家口后，高庆踪等人受到晋察冀中央局的高度重视，被当成访问解放区的国统区大学生代表，待以“上宾”之礼。

他们回北平时，随身带回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革命宣传物，过关卡时，居然没被国军搜查出来。

继高庆踪等人之后，1946年3月，刘仁领导的北平市委组织了几百名北平大中学生到张家口参观。当时正值一月停战令生效不久，政协会议也圆满闭幕，北平军调部的存在也让国民党有所顾忌，故从北平到张家口一度没有受到有力干涉。

第一批参观于1946年3月底启程，4月14日、15日返回，参加者以临大七分班（伪师范学院）学生为主，临大二分班（原伪北大文学院)也有人参加。第二批参观从1946年4月18日持续到五一前后，这次人数较多，近200人，基本上都是临大补习班的学生。

这些人在张家口见到晋察冀中央局领导聂荣臻、姚依林、成仿吾等人，了解了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形，参观八路军一个连队，“亲眼看到八路军和周围群众亲如一家的情景，再和我们在北平接触到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使我们都产生了八路军不可战胜的印象”。他们还在张家口学会了扭秧歌，第一次听到《黄河大合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惊呆了”。

这些左翼文艺表演在北平大学生看来极其新鲜，后来在北大、清华等校园推广开来成为时尚，连北大史学系教授向达也跟着学生扭起了秧歌。

赴张家口的学生人数太多，引起北平国民党当局的注意。6月，北平市教育部密令各校，查中国共产党“在张垣设立华北大学，引青年学子前往受训，我方南口驻军曾予阻止”，“即希伤属设法劝阻”。

从张家口参观回来的学生，原来尚在观望的变得积极起来，原本就积极的学生此后更加积极，有些人当即在张家口申请入党。他们回来后在临大二分班（文学院）的壁报“汉园”出了“塞外行”专辑，向同学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

除组织大批学生赴张家口参观，1946年春中共北平市委在大学校园的“大干”策略的第二举措是大办壁报。临大补习班的壁报数量一度达180个，左右双方都办了大量壁报。

1946年五四期间，三青团也出了很多壁报，一位左翼学生在一年后回忆当时情形：

“正统”的壁报看了以后叫你莫名其妙，不知五四是怎样的一个日子了。更奇怪的是墙上贴满了小张的印刷，其中多对文学院自治会里的人加以造谣污蔑。人家明明在教室里上课，他们却造谣说人家去某地开会，策划在五四暴动。…有一节目中上演了殉情，经敌人统治了八年，一些同学还不知道五四是怎样的一回事。这一下还以为牵涉到爱情问题了呢，此外还有几段昆曲。

显然，如同一年前西南联大三青团以“娱乐化”对付五四的策略一样，临大三青团亦尝试以爱情、昆曲、电影等主题转移对政治的注意。与三青团壁报的“娱乐”旨趣相反，左派壁报的政治气味相当浓，“一般的每期都有政治述评，国内外大事，理论文章，学生中间的社会活动与学生中生活要求与反应登载的很少”，“弄得大家谁也不去看了，因为看也看不过来”。

中间分子所办的壁报不到1/4，加入左派控制的壁报联合会的就更少。一般的中间分子知道壁联的党派政治色彩，不敢参加，有的甚至说：“人家办壁报，有拿法币的，有拿边币的，咱们干嘛白尽义务。”因此，临大时期壁报数量虽多，却像左右两派在各说各话，并未在大多数中间学生中产生多大影响。但大办壁报的结果是使许多左翼学生暴露了。

1946年6月下旬，国共即将全面开战，形势日益紧张。中共北平地下党得到国民党即将抓人的情报，决定把比较暴露的党员撤回解放区。撤退最早的是临大七分班支部（师院支部)，6月18日期末考试前，该校地下党员就离校去了张家口。其次是中国大学支部，于6月底离校。这两个学校的自治会当时都被中共掌握，党员撤走之后，自治会立即被三青团控制，从此“革命”力量一蹶不振。

直至1948年4月，师院的左翼势力才得复兴，中国大学此后几年则被左派学生视为“北平各校特务指挥部”，成为北平右翼势力的大本营。

与此同时，早在临大补习班时期，国民党也有意在北大安插党团势力。

战后国民党在北平学界的总体布局是“孤立清华与燕大，然后以北大为中心，团结北平市各大中学”。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补习班主任陈雪屏“将各校学生集中在临大补习班，进行了一年的特务训练，并有计划地发展了许多三青团员，布置了一个特务网”。

陈不但从西南联大调了一些三青团员到临大补习班，而且从三青团中央团部调来许多人担任补习班训导人员。

郑天挺在日记中记道：

“补习班中训导人员之不称职，只知自己享受，不顾班中困难，事事自己，均有优越感，不胜忧。此次训导人员大半由中央团部调来，年少新进，不意如此不知振作，将来北大务宜谨慎，最好不使杂入。”

临大补习班训导处几被三青团干部包办，因此也受到三青团内部派系之争的侵染。补习班训导长张富岁原为三青团中央团部组长，在团内属于桂永清系，为人颇为陈雪屏欣赏，故委以训导长一职。后来陈雪屏又调来康泽系统的十来人到训导处。

这些人在三青团内部资历与张富岁相等，来此却屈居其下，极为不满，遇事常常不配合，其中尤以训导处指导科科长彭家瑞为甚。彭对补习班的三青团学生诋毁张富岁，使张未能选上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还向三青团中央团部控告张富岁贪污，气得张郁郁而亡。

对党团势力渗入临大补习班一事，远在昆明的联大教授们耳闻后也极为不满，“尤以请叶青到班讲演多次一事最为不满，以其学术地位较差，长此下去，不惟党团侵入校内，且将学术标准降低”。

1946年6月清华复员之前，梅贻琦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所提的两点是：“（1）大学可否不设训导长？（2）青年团可否不在校内设分团？”

可见，梅所虑的也是党团势力侵入校园。

但是清华的情况远胜北大，国民党当局以北大为主力学校，故陈雪屏在分发补习班学生的时候，把大部分左翼学生分到清华，把很多三青团员分到北大。

后来清华解放的时候，有人写大字报批评清华的党团势力，清华教授浦江清不以为然地在日记中写道：“党团势力一层，或者夸张太过，清华比南京上海的国立大学好得多，而且比北大也好些。”

清华的党团势力确实不如北大，1947年3月，国民党组织“爱国护权大游行”，从城内派车去清华接人参加游行，清华无人参加，北大却有60余人参加，还高举北大校旗走在游行前列。

除在训导处和学生中安插许多三青团员，陈雪屏趁联大学生复员来平之前，还预先在北大各宿舍的管理员及工友中进行布置，“从办事员到工友老妈子多有‘任务’，同学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有人注视，寝室中有人睡迟了点，几个人在一起讲话，就有人偷听”。

为控制战后大学校园，1946年夏，三青团中央团部斥资6亿元同时在南京、北平、庐山三地举办大型夏令营。

其中，北平夏令营于7月21日开营，在颐和园北面举行，为期两月，参加的学生达1305人。夏令营的日程安排为，上午由国民党党务官僚进行精神讲话，例如由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李惟果、国民党中央委员叶青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下午是体育训练如骑马、射箭、田径赛、球类赛、打靶、爬山等。

据打入三青团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同回忆，这次夏令营的入营条件为：“一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二是富家子弟；三是好好念书，不反国民党的大学生。”

夏令营的衣食供应相当优越，学员一律着美式军装，十分神气。吃饭更是无限量供应，学员吃馒头“中常个儿都能吃它七八个，甚而有吃十六七个者，真叫教官或兵士们惊讶”。

一位北大农学院学生结束两个月的夏令营生活回到学校，让在校同学“相形见绌”，遂问他：“你们竟吃些什么？”答以“大米，白面，每日不离肉。”“那我们每天吃窝头，当日比不起你们，难怪吃得又肥又胖了。”

营址所在的顾和园北风景优美，以致“昆明湖就是夏令营的行营，每天除去正式课程要到那里去游泳外，午睡的时间，课余的时间或是假日，大部分同学都到那里去泡”。学员甚至一天去昆明湖游泳四五趟，让守门的军警很是眼红，酸酸地说：“大馒头吃饱干什么。”

生活非常舒适，夏令营的男女学员之间有人开始恋爱。这一时期北平三青团所办的刊物明显鼓励物质享受和青年恋爱生活，希望以此来转移学生的政治热情。

潜入夏令营的地下党员沈同在夏令营结束时，提议“做一本学员名录，把陈司令（陈继承）的相片放第一页，学员的名字、学校地址、电话放后边”，获得同意。沈同后来把这个名录给了中共北系地下党负责人项子明，中共遂得掌握北平各大学三青团名单。

1946年春夏，各方政治势力都在北大紧锣密鼓地布置人马，等待着战后的较量。国民党方面，陈雪屏在北大安插了许多眼线。中共方面，南系党组织复员到了北平，北系党虽仓促从校园撤走了一部分党员，也留下了一部分未暴露者。南北两系虽未打通组织关系，但因南系党负责人袁永熙与北系学委杨伯箴是战前北平师大附中同学，袁与北系党员孙国梁是亲戚，故南北两系之间通过个人关系取得了联络。

复员后，校园组织迅速革命化。无论是政党及其外围组织等秘密性组织，还是系会、级会、社团、学生自治会等公开组织，均带有政治性质。

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中共认为，学生自治会是“全校性的、政权性的、合法的机构，是公开工作的枢纽”，因此必须先掌握学生自治会，然后通过自治会来开展活动。然而，由于陈雪屏在北大复员前后有意培植三青团势力，导致复员初期北大左派力量并不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左派坚持进行校级学生自治会选举，取胜的把握并不大。

如同一位左派学生所说：

“在目前的北京大学里，乌烟瘴气，情形复杂，想要发动全校普选，投票的人数能否到二分之一？票箱会不会被抢劫或者不翼而飞？这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因此，中共地下党决定暂不成立校级学生自治会，而以“系”和“年级”为单位成立系会和级会，与此同时，也通过各类社团来组织学生。

抗暴运动前，北大已成立的系会有中文系系会、西语系系会、哲学系系会、史学系系会等。以上均是左派力量较强的系，约占北大所有院系的一半左右。其中，“在各系级会中以史学会最健全”，故抗暴运动最初就是以史学系系会的名义召集学生开会。

关于史学系的政治活跃程度，下引文字中可反映一二：

史学系同学在北大是颇为活跃的，他们多半都加入了社团，参加各种活动，有的是理事会的理事，有的是歌剧团的台柱，有的是生活福利的健将。…他们迫切的渴求着新的知识，他们希望能从历史的发展里发现新的道路。

1946年秋季还成立了由大一新生组成的大一学生会。1946级大一新生多来自抗战期间的大后方，革命性较强，其中有60人直接来自西南联大先修班，如周桂棠、何璞荪等。这些从先修班直接升人大一的学生大多在昆明参加过“一二·一”运动，有的甚至已经入党，负有将联大党组织移植到北大的使命。

因此，1946级新生是一个在学运中极其活跃的群体。

为加强以系级为中心的纽带，一些富于组织才能的地下党员首先开展班级内部的联谊。

1946年秋季开学不久，南系地下党员、中文系1946级新生何璞荪发起所在班级的联欢会，让班上的同学在会上介绍自己，表演才艺，从而打破了彼此间一盘散沙的状态。

据同学白婉如回忆，有人在班会上表演解放区民歌“兄妹开荒”，有人用钢丝在锯上拉出音乐来，“令我们进入到一个新鲜的神奇的世界（那时代，我们刚由中学走出来，由一个封闭的、沉闷的世界跨入到北大，充满着向往)”。翌年春天，何璞荪又组织全班游览卢沟桥，使同学们之间的距离更近了。白婉如评价何璞荪：“他在哪里，哪里的气氛就会活跃起来。”

班上另一位同学杜槐林也记得何璞荪组织开班会的情景：

记得是在红楼的一间教室里，大家随便坐在课椅上，围成一圈，互相自报姓名、籍贯、亲切地交谈着。好像还做过“枪椅子”之类的游戏，玩得很开心。何璞荪提议：咱们谈谈为什么要报考北大中文系，好不好？大家说好，就轮流着发言，或长或短，气氛轻松，欢快。记得黄炜生（后来改名陈明）谈到他喜欢何其芳的诗，还背了几句，那种天真、痴迷的样子，引得大家笑声一片。何璞荪谈到他当过兵，好像还在社会上流浪过什么的，总之让人觉得多少有些沉重。我在发言中说，我报考北大中文系是受我父亲（长期在开封女师做语文老师）的影响，喜欢鲁迅的作品，对汉字改革有浓厚兴趣的缘故。何璞荪问我是主张拉丁化新文字吗？我说不是，是主张国语罗马字。看来，他很懂行。

何璞荪能通过班会这种不带政治色彩的组织形式来了解同学的思想生活状况，确实有过人的组织才能。

据杜槐林回忆：“在当时的北大，采取这种方法开展班级工作的，并不多见（当时在北大主要采取组织社团的方式开展进步活动)，这表明何璞荪很会灵活地做工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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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音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