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682 年，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当开耀元年农桑劝课政策在中原落地生根、粮食储备日益充盈之际，大唐西部边疆却面临着吐蕃的频繁侵扰 —— 吐蕃趁大唐此前西域平叛后兵力调整之机，多次突袭河源地区（今青海东部），劫掠边境村寨与军屯粮草，威胁丝绸之路南线安全，甚至

公元 682 年，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当开耀元年农桑劝课政策在中原落地生根、粮食储备日益充盈之际，大唐西部边疆却面临着吐蕃的频繁侵扰 —— 吐蕃趁大唐此前西域平叛后兵力调整之机，多次突袭河源地区（今青海东部），劫掠边境村寨与军屯粮草，威胁丝绸之路南线安全，甚至企图切断大唐与西域的联系。危急时刻，高宗任命战功卓著的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总领河源地区军事防御与治理事务。这一任命并非单纯的军事部署，而是大唐 “内安民生、外固边疆” 战略的延续与深化 —— 黑齿常之凭借 “攻防结合、军屯自给、恩威并施” 的治理策略，既成功抵御了吐蕃侵扰，又将河源地区打造成稳固的西部屏障，与东北安东都护府、西域安西都护府形成三足鼎立的防御格局，更与中原农桑繁荣形成 “粮草充盈支边疆、边疆稳固护农桑” 的良性互动，为大唐盛世的延续筑牢了西部根基。

河源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黄河发源地，更是大唐西部边疆的战略要地 —— 它东接陇右，西连西域，南邻吐蕃，北通河西走廊，既是丝绸之路南线的必经之路，也是抵御吐蕃东进的第一道防线。自显庆二年大唐平定西突厥后，河源地区一直由陇右道管辖，设有少量军镇驻守，但随着吐蕃势力的崛起与扩张，这一地区的防御短板逐渐暴露：

其一，吐蕃侵扰加剧，边疆局势紧张。吐蕃自贞观年间崛起后，一直觊觎大唐西部疆域与丝绸之路利益，此前曾多次试图渗透西域，被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叛乱后挫败。永淳元年，吐蕃赞普芒松芒赞亲自率军，联合吐谷浑残余势力，多次突袭河源地区，攻破边境小堡，劫掠军屯粮草与民间财物，导致边境百姓流离失所，军屯生产被迫中断。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仅永淳元年上半年，吐蕃就发动侵扰四次，劫掠牛羊数万头、粮食数十万石，河源地区军屯粮食损失近三成，直接威胁到中原农桑成果向边疆的转运安全。

其二，原有防御体系薄弱，兵力与粮草供给不足。河源地区地势高寒、气候恶劣，此前大唐虽设有军镇，但兵力分散，且主要依赖中原转运粮草，开耀元年农桑繁荣虽缓解了部分压力，但长途转运仍面临损耗大、成本高的问题；同时，吐蕃军队熟悉高原地形，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擅长突袭，而大唐原有守军多为步兵与常规骑兵，适应性与机动性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吐蕃的游击战术。

其三，战略位置关键，关乎全局稳定。河源地区不仅是防御吐蕃的前沿，更是大唐连接西域与陇右的枢纽 —— 若河源失守，吐蕃可直接东进陇右，威胁长安安全，或西出切断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导致裴行俭此前平定西域的成果付诸东流；更严重的是，河源地区的军屯是陇右道重要的粮草供应基地，一旦被吐蕃摧毁，将直接影响整个西部边疆的军需保障，进而冲击中原农桑政策的持续推进。

其四，将领人选亟需务实能战者。面对河源危机，大唐亟需一位兼具高原作战经验、军事谋略与治理才干的将领。黑齿常之的脱颖而出，正是基于其卓越的战功与能力 —— 他本是百济人，百济被大唐平定后归降，因骁勇善战、智谋过人，逐步晋升为将领，此前曾参与平定西突厥叛乱与辽东战事，熟悉边疆作战环境，更擅长 “因地制宜、攻防结合” 的战术，尤其在高原地区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是经略河源的不二人选。

此时，开耀元年农桑劝课政策的成效也为黑齿常之经略河源提供了重要支撑 —— 中原粮食储备充盈，长安、洛阳常平仓储备粮食达千万石，能够为河源地区提供初期的粮草与物资支持；同时，农桑繁荣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也让朝廷有能力投入资金完善河源地区的防御设施与军屯建设，形成 “中原农桑养边疆” 的物质基础。

黑齿常之抵达河源后，并未急于发动军事反击，而是先深入勘察地形、调研军情与民情，结合河源地区的地理特点与吐蕃作战风格，制定了 “筑牢防线、军屯自给、机动反击、恩威并施” 的系统性防御策略，对河源地区的防御体系进行了全面革新：

针对河源地区地势开阔、利于骑兵突袭的特点，黑齿常之放弃了 “分散驻守、被动防御” 的传统模式，构建了 “核心军镇 — 边防堡垒 — 烽火台 — 军屯寨” 的立体化防御网络：

黑齿常之深知，河源地区远离中原，粮草转运困难，要实现长期防御，必须解决 “粮草自给” 问题 —— 这一思路与开耀元年中原农桑劝课政策一脉相承，更形成了 “中原农桑为后盾、边疆军屯为补充” 的粮草保障体系：

针对吐蕃骑兵机动性强、擅长高原作战的特点，黑齿常之对河源军进行了全面整编与训练，打造了一支适应高原环境、攻防兼备的精锐部队：

河源地区居住着吐谷浑、党项等多个民族，这些民族夹在大唐与吐蕃之间，态度摇摆不定，部分部落曾因吐蕃胁迫或利益诱惑而参与侵扰大唐边境。黑齿常之深知，要实现河源地区的长期稳定，必须争取这些民族的支持，于是推行 “恩威并施、民族团结” 的政策：

黑齿常之经略河源后，迅速扭转了边疆局势，通过一系列精准打击与防御作战，成功抵御了吐蕃侵扰，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效：

永淳元年秋，吐蕃将领赞婆率领三万骑兵，再次突袭河源地区，企图劫掠军屯粮草。黑齿常之通过烽火台情报网提前得知消息后，并未采取正面迎战，而是率领五千河源轻骑，连夜奔赴赤岭设伏 —— 赤岭地势险要，两侧是高山峡谷，中间仅有一条狭窄通道，是吐蕃军的必经之路。当吐蕃军进入伏击圈后，黑齿常之下令发起攻击，滚石、火箭齐发，骑兵从两侧峡谷冲出，吐蕃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此战，黑齿常之大破吐蕃军，斩杀两千余人，俘虏三千余人，缴获牛羊数万头、军械数千件，赞婆仅率少量残部逃回吐蕃。赤岭伏击战的胜利，极大震慑了吐蕃，使其不敢再轻易发动大规模突袭。

永淳元年冬，吐蕃为报复赤岭之败，派遣两万军队围攻河源谷军屯寨，企图摧毁大唐军屯基地。当时河源谷军屯寨仅有守军一千余人与村民自卫队两千余人，面对数倍于己的吐蕃军，黑齿常之亲自率军增援，采用 “坚守城池、夜袭扰敌” 的战术 —— 白天，守军凭借堡垒防御，用强弩、抛石机击退吐蕃军进攻；夜晚，黑齿常之率领数百骑兵，分三路突袭吐蕃军营，焚烧其粮草，惊扰其军心。经过七天七夜的坚守与袭扰，吐蕃军粮草耗尽、士气低落，黑齿常之趁机发起总攻，大败吐蕃军，解除了河源谷之围。此战不仅保住了军屯基地，更向吐蕃展示了大唐军民 “同心守边” 的决心。

此后，黑齿常之采取 “主动巡逻、精准打击” 的策略，组织骑兵部队在边境线持续巡逻，一旦发现吐蕃小股劫掠部队，便迅速出击，予以歼灭；同时，深入吐蕃控制区域边缘，捣毁其补给据点，切断其侵扰通道。在永淳元年至弘道元年的一年时间里，黑齿常之率领河源军先后与吐蕃作战十余次，未尝一败，共斩杀吐蕃军五千余人，俘虏八千余人，缴获牛羊二十余万头，彻底遏制了吐蕃对河源地区的侵扰。吐蕃因屡战屡败，兵力与物资损失惨重，不得不暂时收缩防线，与大唐形成对峙局面，河源地区的边境局势趋于稳定。

黑齿常之深知，单纯的军事胜利难以实现河源地区的长期稳定，必须将军事防御与民生治理、经济发展相结合，构建长效治理体系。他借鉴开耀元年农桑劝课与裴行俭西域治理的经验，在河源地区推行了一系列善后治理举措：

黑齿常之奏请朝廷，在河源地区设立 “河源经略府”，统辖军事防御与地方行政事务，实现 “军政合一” 的治理模式 —— 经略府既负责军事部署与作战指挥，又负责军屯管理、民族事务与民生保障，避免了军事与行政脱节的问题。同时，建立 “经略大使 — 军镇将领 — 堡主 — 里正” 四级管理体系，明确各级职责，确保中央政策与治理举措能够快速落地；选拔熟悉当地情况、通晓民族语言的官员担任基层官吏，提升治理效能。

在军事防御稳固后，黑齿常之进一步扩大军屯规模，将更多边境流民与归附部落民众纳入军屯体系，分配土地与农具，教授农耕技术，让其 “耕战结合”—— 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参与防御，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又增加了粮食产量。同时，在河源地区设立 “惠民仓”，储备粮食与药品，对贫困百姓与受灾群众予以救助；建立基层医疗点，派遣中原医生前往河源，为军民与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医疗服务，改善当地医疗卫生条件。

为增强河源地区各民族对大唐的认同感，黑齿常之推行 “文化浸润” 政策：在核心军镇与较大的村寨设立 “乡学”，教授汉字、大唐律令与儒家伦理，招收各族子弟入学，培养既懂大唐文化、又熟悉本地情况的治理人才；鼓励中原文化与本地民族文化交流，允许各民族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同时将中原的丝绸、陶瓷、绘画等文化产品引入河源，将河源地区的民族音乐、舞蹈等引入中原，形成双向文化互动；通过表彰 “忠君爱国、民族团结” 的典范，强化 “大唐一家亲” 的社会共识。

黑齿常之将河源地区的烽火台与陇右道、西域的预警系统相连，建立 “全国边疆预警网络”—— 一旦河源地区发现吐蕃异动，可快速将情报传递至陇右与西域，让两地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同时，与安西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建立军事联防机制，约定 “一方有难、三方支援”，形成 “东西南北联动” 的防御格局，确保大唐边疆全域稳定。

永淳元年黑齿常之经略河源的举措，不仅成功抵御了吐蕃侵扰，更对大唐的边疆治理、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黑齿常之通过军事防御与长效治理，将河源地区打造成稳固的西部屏障，彻底遏制了吐蕃东进与南下的势头，保障了丝绸之路南线的安全与畅通。此后数十年间，河源地区未再发生大规模吐蕃侵扰，商队往来不绝，中原的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通过河源地区运往西域与中亚，西域的马匹、皮毛、香料等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丝绸之路贸易再度繁荣，为大唐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与开耀元年农桑繁荣形成 “农桑兴、贸易旺、边疆稳” 的良性循环。

黑齿常之在河源地区推行的 “军政合一、军屯自给、恩威并施” 治理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大唐的边疆治理体系。河源经略府与东北的安东都护府、西域的安西都护府形成三足鼎立的防御格局，分别守护大唐的西部、东北部与西北部边疆，相互呼应、彼此支援，构建起覆盖全国边疆的防御网络。这种 “分区治理、全域联动” 的边疆治理模式，成为大唐后续边疆治理的标准范式，被后世广泛借鉴。

黑齿常之在河源地区推行的军屯政策，是开耀元年中原农桑劝课政策在边疆的延伸与实践 —— 中原农桑繁荣为河源军屯提供了技术、种子与初期物资支持，河源军屯则实现了粮草自给，不仅减轻了中原转运压力

（接前文第五部分第三节），更反向为中原农桑筑牢了安全屏障——河源地区的稳固防御，彻底阻断了吐蕃东进侵扰陇右与关中平原的通道，使中原百姓能够在和平环境中安心耕作，开耀元年以来的农桑劝课政策得以持续深化。到弘道元年（683年），中原粮食年产量较永淳元年再增两成，长安、洛阳常平仓储备突破一千二百万石，既为其他边疆地区的军屯提供了技术与物资支援，也为大唐应对后续的自然灾害与政治变动预留了充足的战略缓冲。这种“中原农桑哺边疆、边疆稳固护农桑”的战略闭环，成为大唐盛世得以延续的核心保障，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边防与内政协同发展”的治理逻辑。 ### （四）促进多民族深度融合，巩固国家统一根基 黑齿常之推行的“恩威并施、包容共生”民族政策，打破了河源地区各民族间的隔阂与猜忌，推动了多民族的深度融合。吐谷浑、党项等部落通过参与军屯生产，掌握了中原先进的农耕与畜牧技术，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互市场所的繁荣让各民族得以互通有无，中原的丝绸、茶叶与少数民族的马匹、皮毛形成互补，经济利益的绑定让民族关系更加紧密。更重要的是，黑齿常之作为百济归降将领，其自身的经历便是大唐开放包容政策的生动体现——他不歧视少数民族，反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选拔少数民族中的贤能之士参与治理，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大唐“一视同仁”的治理理念。 在文化浸润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子弟进入乡学就读，学习汉字与儒家伦理，部分优秀者更被推荐至长安深造，学成后返回河源参与治理，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重要桥梁。例如，吐谷浑部落首领之子慕容智，在乡学毕业后前往长安国子监求学，归国后协助黑齿常之管理吐谷浑部落事务，积极推广中原农桑技术，促进了部落与大唐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汉化”，而是在尊重民族差异基础上的“多元一体”发展——各民族保留自身文化特色，同时共享大唐的发展成果与安全保障，进一步巩固了大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根基，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注入了强大动力。 ### （五）塑造边疆治理典范，影响后世防御与治理策略 黑齿常之经略河源的实践，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了“军事防御与民生治理并重、武力威慑与文化浸润并举”的典范。他摒弃了此前部分边疆治理中“重军事压制、轻民生改善”“重疆域扩张、轻长治久安”的弊端，通过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实现军屯自给、调和民族关系、强化文化认同等多重手段，从根本上解决了边疆动荡的根源，实现了“短期御敌、长期稳边”的治理目标。 这种治理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应对西夏侵扰时，推行的“堡寨军屯”制度，便借鉴了黑齿常之的军屯自给与立体防御思路，在西北边疆修建大量堡寨，组织军民屯田，实现“以寨护屯、以屯养兵”；明代的“卫所制度”将军事防御与户籍管理相结合，士兵“耕战结合”，本质上是对大唐军屯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清代在西北、西南边疆推行的“屯田戍边”与“改土归流”，既注重军事管控，又强调发展生产与文化教化，同样吸纳了黑齿常之“恩威并施、多元共治”的治理智慧。可以说，黑齿常之在河源地区的治理实践，构建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基本框架，成为后世王朝应对边疆问题的重要参考。 ## 六、治理智慧：跨越千年的边防与民生协同启示 黑齿常之在永淳元年经略河源的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即便在当代，仍对边疆治理、民族工作与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边疆治理需坚持“系统思维、标本兼治”**。黑齿常之并未将目光局限于击退吐蕃侵扰这一短期目标，而是从防御体系、粮草保障、民族关系、文化认同等多个维度入手，构建了全方位、长效化的治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边疆动荡的根源。这启示我们，当代边疆治理不能仅依赖军事力量，而应注重系统性规划，将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等纳入整体布局，构建“军事防御、经济支撑、文化凝聚、民生保障”四位一体的稳边体系，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 其次，**区域协同发展应强化“互补共生、双向赋能”**。黑齿常之将中原农桑的技术与物资优势，与河源地区的土地、资源优势相结合，形成了“中原供技术、边疆产粮草”“内地保民生、边疆护安全”的联动格局，实现了内政与边防的协同发展。这启示我们，当代区域发展应打破“内陆与边疆”的割裂思维，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内陆地区发挥技术、资金、人才优势，支持边疆地区发展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与边境贸易；边疆地区则依托资源与区位优势，打造国家安全屏障与对外合作门户，形成“内陆赋能边疆、边疆服务全国”的互补发展模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 再次，**民族工作应秉持“尊重差异、包容共生”**。黑齿常之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不搞“一刀切”，而是通过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人才选拔等方式，凝聚民族共识，实现了“和而不同、共生共荣”。这启示我们，当代民族工作应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摒弃“大汉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在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创造更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如共建产业园区、联合办学、文化互鉴活动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最后，**人才任用应坚持“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黑齿常之作为百济归降将领，能够被大唐委以经略河源的重任，充分体现了大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理念。他的成功实践证明，边疆治理与军事防御需要的是“懂当地、善治理、能打仗”的务实人才，而非单纯看重出身、民族或资历。这启示我们，当代国家治理应打破身份壁垒与地域限制，建立以能力、实绩为核心的人才选拔机制，尤其在边疆治理等特殊领域，更应选拔熟悉当地情况、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务实作风的人才，为边疆稳定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 七、历史回响：河源固防与大唐盛世的余晖 永淳元年黑齿常之经略河源的举措，不仅在当时稳固了大唐的西部边疆，更成为大唐盛世的重要守护者。此后，即便高宗李治于弘道元年（683年）去世，武则天临朝称制，河源地区仍保持着长期稳定，未再发生大规模吐蕃侵扰。黑齿常之凭借卓越的功绩，被晋升为左武卫大将军，继续镇守河源，成为大唐西部边疆的“定海神针”。在他的治理下，河源地区的军屯规模持续扩大，到垂拱元年（685年），军屯面积已达八万亩，粮食年产量突破五十万石，不仅实现了军需完全自给，还能向陇右道其他军镇调拨余粮，成为西部边疆的“粮仓”。 丝绸之路南线的持续畅通，让大唐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吐谷浑、党项等民族通过参与商队贸易，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进一步增强了对大唐的认同感。与此同时，河源地区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繁荣景象——中原的书法、绘画技艺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服饰等元素也融入中原文化，成为武则天时期文化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复杂性与遗憾。武则天后期，由于政治斗争加剧，黑齿常之遭酷吏诬陷，被剥夺兵权，最终含冤而死，成为大唐政治的一大悲剧。但他在河源地区留下的治理遗产并未因此消亡：河源经略府的建制得以保留，军屯政策与防御体系持续发挥作用，各民族间的融合趋势不可逆转。直到开元年间，河源地区仍是大唐西部最稳固的边疆屏障，丝绸之路南线的贸易依旧繁荣，为开元盛世的到来积累了丰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黑齿常之经略河源的实践，是大唐“开放包容、务实治边”精神的集中体现。大唐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王朝，不仅在于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更在于其拥有一套灵活高效的治理体系——既能够通过农桑劝课筑牢内政根基，又能够通过多元治边稳固边疆；既能够吸纳异族人才为己所用，又能够促进多民族融合共生。这种治理智慧，让大唐在复杂的内外局势中保持了百余年的强盛，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回望永淳元年的河源大地，黑齿常之率领军民筑堡垒、开屯田、御强敌、促融合的身影，早已融入历史的长河。但他所践行的“攻防结合、军屯自给、恩威并施、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所塑造的“中原与边疆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所凝聚的“多民族一体共生”的文化共识，却跨越千年，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在今天，当我们面临复杂的边疆治理、民族关系与区域发展问题时，重温黑齿常之经略河源的历史，不仅能让我们汲取古人的治理智慧，更能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从来都不是单一政策的结果，而是内政与边防协同、经济与文化并重、包容与发展共生的系统工程。唯有秉持“务实、包容、协同、共赢”的理念，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与伟大复兴。

来源：古音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