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挣脱押解的束缚，一次次扭头望向人群，目光灼热——他在找妻子忻玉英，找那个他曾因革命需要"选择"，却早已深植心底的女人，还有她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

1948年9月30日的上海，秋意已染街头，提篮桥监狱外的空气却凝滞得令人窒息。

当国民党特刑庭的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24岁的王孝和没有丝毫畏惧，反倒坦然大笑。

那抹蔑视强权的笑容，被记者的快门永远定格，成为黑暗年代里最刺眼的光。

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挣脱押解的束缚，一次次扭头望向人群，目光灼热——他在找妻子忻玉英，找那个他曾因革命需要"选择"，却早已深植心底的女人，还有她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

这份始于组织安排的婚姻，藏着革命年代最真挚的深情。

1924年出生的王孝和，17岁便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怀揣着改变底层命运的信仰。

而祖籍宁波乡下的忻玉英，是与他家门相对的邻家女孩，目不识丁却有着最纯粹的质朴。

早年的包办婚约曾让接受新式教育的王孝和心生抵触，甚至写下退婚信，却被善良的表妹悄悄拦下。

直到18岁的忻玉英带着乡邻的闲言碎语远赴上海寻他，楼梯下的初见改写了所有结局——端庄清秀的她，一句"老家的国民党特别坏，总欺负我们"的朴实控诉，让王孝和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觉醒，也动了真心。

经组织秘密考察批准，1946年两人成婚。

没有排场，仅有一张借来礼服拍摄的婚纱照，同事凑钱送的八仙桌是家中最像样的家具。

王孝和对自己节俭到极致，却会省下钱给妻子买大衣和卡普龙丝袜，下班前总会笑着说"Byebye"再吻别；忻玉英则把简陋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天天为爱吃茄子的丈夫备好热饭，静静听他讲"穷人团结才有力量"的道理。

深夜里，王家总有"麻将局"，忻玉英听话地坐在门口放哨，见到陌生人便敲三下门，却不知桌上的麻将只是幌子，丈夫和"牌友"们正在召开地下党秘密会议。

那些她辗转坟地、农田送出的"普通信件"，竟是关乎革命的重要情报，而她懵懂中已成为革命的一员。

1948年4月，叛徒告密让国民党特务锁定了这位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会常务理事。

特务带着洋房、煤气的诱惑上门拉拢，被王孝和断然拒绝："我是2800名职工选出来的理事，只为会员办事，没什么可自首的"。

明知屋外已布满暗哨，他拒绝了妻子劝他逃难的哀求，深夜烧毁机密文件，紧紧抱着忻玉英交代后事："若我出不来，你就找个好人重组家庭，千万别提我让你做的事"。

4月21日清晨，身怀六甲的忻玉英目送丈夫上班，却不知这是最后的告别——王孝和在途中被秘密逮捕。

狱中五个月，"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酷刑轮番上阵，王孝和的身体被折磨得伤痕累累，却始终未吐露半个字的党的秘密。

他在狱中写下50多封信，字里行间满是铁骨柔情：给父母的信中，他愧疚"儿不能尽孝养老，然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给妻子的信里，他细心叮嘱分娩地点，为未出世的孩子取名"佩民"，憧憬着"请难友们吃红蛋"的温馨场景，却又忍痛嘱咐"如有看中的好人可结为伴侣"。

当他收到家人送来的粽子和栗子，会开心地与难友分享，还念着远洋轮上做工的老父亲"年纪大了仍辛苦"。

刑场上，王孝和当众解开衬衣，露出满身伤痕，用流利的英语向外国记者控诉："这是滥杀无辜，审判毫无凭据"。

刽子手被他的浩然正气吓得手抖，连发数枪都未击中，最终在他"特刑庭乱杀人"的高呼中施暴。24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黎明到来前的黑暗里。

王孝和牺牲后，忻玉英才知晓全部真相：那场婚姻是组织的安排，那些"麻将局"是秘密会议，那些信件是重要情报。

但她从未怨恨，反而坚定地说："我不恨他"。

她在悲痛中生下二女儿佩民，遵照丈夫遗愿，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从目不识丁的乡下姑娘成长为电厂干部，独自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

大女儿佩琴记得父亲探监时凝望的目光，小女儿佩民则带着父亲的遗志加入中国共产党，用一生践行着"勿忘父仇，传承正义"的嘱托。

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为这位工人阶级的英雄题写挽词："为工人阶级利益牺牲永垂不朽"。

如今，杨树浦发电厂的广场上，王孝和的塑像静静矗立，见证着他用生命守护的光明。

24岁的他，既是铁骨铮铮的革命者，也是柔情满怀的丈夫与父亲。他的"利用"是革命年代的无奈抉择，而他的深情与坚守，却诠释了信仰最动人的模样——真正的革命者，从不是没有软肋，而是把对家人的爱、对百姓的情，都熔铸进了为正义献身的信仰之中。

黎明终究到来，那些像王孝和一样在黑暗中前行的人，用年轻的生命铺就了光明之路。

他们的信仰不是冰冷的口号，而是藏在绝笔信里的牵挂，藏在刑场回眸的深情里，更藏在后人代代相传的思念与坚守中，永垂不朽！

来源：雨林随笔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