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六百年的“内伤”，如何阉割了华夏的尚武基因？

摘要：公元757年，睢阳城头的血色残阳里，守将张巡望着城外如蚁的叛军，咬碎了最后一口树皮。这位曾写出“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的文人将领，此刻正带着不足千人的残兵，死守着这座被围困数月的孤城。城内早已“人相食”，士兵们拖着浮肿的身体，用断裂的刀枪对抗叛军的攻城锤——

文/胡铁瓜

估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能比我们更能理解什么叫盛极而衰！千年前的华夏是这个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强国，没有之一！可是就是这样的帝国却在他最辉煌的顶峰瞬间崩塌！

公元757年，睢阳城头的血色残阳里，守将张巡望着城外如蚁的叛军，咬碎了最后一口树皮。这位曾写出“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的文人将领，此刻正带着不足千人的残兵，死守着这座被围困数月的孤城。城内早已“人相食”，士兵们拖着浮肿的身体，用断裂的刀枪对抗叛军的攻城锤——这不是大唐盛世该有的模样，却是安史之乱最真实的缩影。

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像一柄重锤，砸碎了盛唐的荣耀，更在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上，凿开了一道长达六百年的断层。从此，“万国来朝”的帝国雄风逐渐萎靡，“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尚武豪言沦为奢望，一个民族的血性，在权力的博弈中悄然凋零。

在贞观年间的长安城西，有一片连绵的校场。每天清晨，身着黑色明光铠的府兵们在此集结，他们左手持陌刀，右手挽长弓，吼声震天。这些士兵来自全国六百多个折冲府，平时务农，农闲训练，战时为兵——这就是大唐的府兵制，一个将农耕与武备完美结合的军事体系。

府兵的装备之精良，堪称冷兵器时代的巅峰。《唐六典》记载，一名府兵需配备“弓一、矢三十、胡禄一、横刀一、砺石一、毡帽一、毡装一、行李箱一”，光是陌刀就“重十五斤”，需经过专门训练才能挥舞自如。正是靠着这样的武力基础，大唐才有了对外战争赢多输少的底气。

唐太宗李世民是这一时代武德的最佳代言人。他本人弓马娴熟，曾自夸“朕持弓矢，天下莫能敌”。在他麾下，出将入相是常态：李靖既是灭东突厥的战神，也是官至尚书右仆射的文臣，李勣平高丽、定漠北，晚年却能以太子太师的身份参与朝政。这种文武不分家的格局，让大唐的军事决策充满活力。

公元630年，李靖率三千骑兵夜袭阴山，直捣东突厥牙帐。突厥可汗颉利以为唐军倾国而来，仓皇西逃，最终被唐军擒获。消息传回长安，李世民登上凌烟阁，对着满朝文武感叹：“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今单于稽颡，北狄将平，何其盛也！” 这种睥睨天下的底气，正是盛唐武德的最好注脚。

即便是到了开元年间，唐军的武力仍令周边胆寒。苏定方征西突厥时，曾在曳咥河（今中亚锡尔河）以一万唐军大破十万突厥联军，“追奔三十里，杀获数万人”。高仙芝远征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地区），翻越海拔数千米的葱岭，出其不意攻占吐蕃要塞，重新打通丝绸之路。那时的唐军，是真正的“天可汗之师”，所到之处，万国臣服。

可是在开元盛世的繁华背后，危机如癌细胞般扩散。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逐渐厌倦朝政，将大权交给李林甫。这位被称为“口蜜腹剑”的宰相，为了巩固权位，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重用胡人担任节度使，并堵塞其入朝为相的路径。

在李林甫的运作下，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将领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出身行伍，文化水平不高，对李林甫构不成威胁。李林甫曾在奏折中直言：“文臣怯战，胡人善战，且胡人不识文字，难以入相，用之可保边疆无事，中枢安稳。” 玄宗深以为然，却没意识到这是在给帝国埋下定时炸弹。

节度使的权力也在此时急剧膨胀。最初，节度使仅掌军权，但到了天宝年间，他们逐渐兼管民政、财政，成了“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土皇帝。以安禄山为例，他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辖区包括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及辽宁西部，控制着唐朝近40%的边防军。更可怕的是，他还掌握了辖区内的盐铁专卖、赋税征收权，每年能从中获取数百万缗财富，足以养活一支私人军队。

安禄山深知玄宗好面子、爱享乐，便投其所好。他每年向长安进贡大量奇珍异宝，甚至不惜扮演小丑——在宴会上跳胡旋舞，逗得玄宗和杨贵妃开怀大笑。久而久之，玄宗对他的戒心完全放下，甚至将皇子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以示恩宠。

此时的唐朝中央，早已武备废弛。府兵制因土地兼并瓦解，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士兵多是市井之徒，战斗力远不如府兵。中央禁军“彍骑”更是沦为仪仗队，二十万禁军空养着，真正能打的部队，都在安禄山等节度使手中。当安禄山在范阳竖起反旗时，唐朝中央能调动的兵力，竟不足叛军的三分之一。

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誓师，以“清君侧，诛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大军南下。这支军队堪称当时东亚最精锐的力量——核心是八千“曳落河”（突厥语“壮士”），都是挑选出来的胡人勇士，个个以一当十，此外还有同罗、契丹、奚等部落的骑兵，机动性极强。

叛军进展之快，超出所有人预料。河北各州县望风而降，仅用三十五天就攻占洛阳。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带着杨贵妃、皇子皇孙仓皇逃往四川。行至马嵬坡，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逼玄宗赐死杨贵妃——这一幕，成了盛唐落幕的标志性场景。

安史之乱的破坏力，远超一场普通内战。据《旧唐书》记载，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5200万，到战乱结束时，仅余1700万，“人烟断绝，千里萧条”。长安、洛阳两大都城被反复劫掠，宫室焚毁，文物散佚。诗人杜甫在《无家别》中写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平叛过程更是充满曲折。唐军先是依赖西北边军，但哥舒翰在潼关的失败几乎断送了平叛希望，后来启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依靠回纥骑兵才逐渐扭转战局。但平叛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安抚叛军降将，唐朝又任命了一批新的节度使，如李怀仙、田承嗣等，他们表面归顺中央，实则在辖区内称王称霸，形成了新的割据势力。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与藩镇的博弈持续了百余年。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曾短暂压制藩镇，但宪宗一死，藩镇立刻反弹。这种内耗，耗尽了唐朝的最后一丝元气，也让“武将掌权=叛乱”的观念，深深烙印在历代统治者心中。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对五代以来“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局面深恶痛绝。他通过“杯酒释兵权”，将石守信等开国将领的兵权收归中央，随后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这一国策渗透到宋朝的方方面面。在官制上，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几乎由文官担任，武将最多只能担任副职。狄青是北宋少数由武将升任枢密使的特例，却因文官集团的集体排挤，最终“惊疑终日”，抑郁而终。据《宋史·狄青传》记载，文官韩琦曾当众羞辱狄青的部将焦用，狄青求情时，韩琦竟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其对武将的轻蔑可见一斑。

在军事指挥上，宋朝推行“将从中御”——皇帝和文官在京城制定作战计划，前线将领必须严格执行，哪怕战场形势变化也不能变通。雍熙三年（986年）的北伐就是典型案例：宋太宗遥控指挥，让曹彬、潘美分三路进攻辽国。曹彬部在涿州因粮草不济撤退，潘美部则因援军失期，导致杨业兵败被俘，绝食而死。战后，潘美被降职，杨业的妻子佘太君甚至上书控诉潘美的过失。

这种制度设计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北宋名将种谔曾感叹：“今之将兵者，多是文臣，虽有武略，亦不得施展。” 士兵们也士气低落，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在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北宋末年，面对金兵南下，禁军一触即溃，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俘，上演了靖康之耻的闹剧。

即便是南宋的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也始终处在文官的掣肘之下。岳飞的岳家军战力无双，却因功高震主被赵构和秦桧联手绞杀。韩世忠则被迫交出兵权，晚年“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这种对武将的压制，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先后向辽、金、西夏称臣纳贡，彻底失去了大唐的雄风。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深知马上得天下的不易，对武将颇为倚重。徐达、常遇春等将领地位尊崇，甚至可以与朱元璋“约为兄弟”。但随着天下安定，朱元璋对武将的猜忌也与日俱增。他通过“胡惟庸案”“蓝玉案”，诛杀了大批功臣，仅蓝玉案就牵连一万五千余人。

到了明代中期，文官集团彻底掌控了朝政。武将的地位一落千丈，即使是总兵官，也必须受制于文官出身的巡抚、总督。正德年间，名将马中锡受命平定刘六、刘七起义，却因文官的瞎指挥，“数败绩，诸将亦不用命”，最终被问责下狱。

戚继光的遭遇更是典型。他在蓟镇练兵，打造出“戚家军”这一铁军，却因不擅长逢迎文官，处处受到掣肘。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被调往广东，最终“罢官家居，一贫如洗”，病死时甚至“医药不备”。据《明史·戚继光传》记载，他晚年“竟以贫困死”，一代名将的结局令人唏嘘。

明初大将提兵，权势赫奕，所设巡抚都御史，不过是“赞理军务”，“与之督粮，不与兵事”。但自中期以后，总兵官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牵制与削弱，丧失赏罚之权不论，即使是“出师之期”一类的用兵机宜之事，总兵一类的将官亦必须“请命而行”，依次受制于兵备、巡抚、总督。

黄宗羲对此痛心疾首地批评道：一旦总兵必须受到总督、巡抚、经略的节制，那么文武格局顿时发生转变：总督、巡抚、经略越俎代庖，亲自担当主将的职责。反之，总兵则沦为辅佐之职，不过是聊充“偏裨”而已。其结果，则是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这也直接导致1644满清入关，华夏沉沦三百年！

在这种长期的文武失衡中，华夏的尚武精神被不断消磨。民间武术沦为杂耍，兵书典籍无人问津，《武备志》这样的军事巨著，在清代竟被列为禁书。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时，这个曾经武德充沛的民族，已经失去了反击的勇气和能力。

回望这六百年的武德断层，我们不禁要问：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有人认为，封建帝国的本质就是“家天下”，为了皇权稳固，必然要压制一切可能威胁统治的力量，武将及其代表的尚武精神，自然首当其冲。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只是一个催化剂，即使没有它，华夏武德的衰落也难以避免。毕竟，汉武帝晚年也因猜忌诛杀太子，康熙年间的撤三藩也引发了大规模战乱，皇权与武将的矛盾似乎是封建制度的固有顽疾。

也有人反驳：如果唐朝能及时调整节度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保持尚武精神，或许能走出一条文武平衡的道路。比如，唐朝可以借鉴汉朝的“推恩令”，逐步分解节度使的权力。或者像唐太宗那样，保持出将入相的传统，让武将也能参与朝政，避免其被边缘化。毕竟，宋朝的重文抑武并非唯一选择，汉朝在“强干弱枝”与“开疆拓土”之间就曾找到过平衡。

但历史没有如果。安史之乱的烽火，终究还是改变了华夏文明的走向。它让统治者患上了武将恐惧症，为了稳定不惜阉割民族的尚武精神。这种选择，在当时或许能换来短暂的和平，却让华夏在面对外来侵略时，逐渐失去了血性与底气。

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叛乱的兴衰，更是一个民族在稳定与活力之间的艰难抉择。或许，真正的武德，从来不是穷兵黩武的扩张，也不是一味妥协的懦弱，而是一种能文能武、刚柔并济的平衡——可惜，这种平衡，在安史之乱的烽火中，被彻底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