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卫国,在红星轧钢厂当个小组长,不大不小的官儿,手底下管着十来个人。
1990年,北京的秋天,天跟洗过一样蓝。
我叫李卫国,在红星轧钢厂当个小组长,不大不小的官儿,手底下管着十来个人。
这天我闺女英子非要吃糖葫芦,我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载着她,沿着宽街往地安门去。
路过副食店,我捏了下车闸。
“爸,不买糖葫芦啦?”英子在我身后问。
我的眼睛,像被钉子钉住一样,死死盯着马路对面的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卡其布夹克,头发梳得油亮,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跟周围灰扑扑的人群格格不入。
他不是北京人。
可那张脸,那张就算烧成灰我也认识的脸。
我浑身的血,一瞬间就凉了。
“爸?”英子晃了晃我的后背。
我没理她,车梯子都忘了支,车子“哐当”一声倒在地上,英子吓得叫了一声。
我顾不上了。
我像个疯子一样冲过马路,差点被一辆212吉普给撞了。
司机探出头来骂:“找死啊你!”
我没听见。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张脸。
他正在跟一个卖烟的老头问路,眉宇间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冲到他面前,死死抓住他的胳膊。
“建军?”
我声音都在抖。
“王建军!”
他被我吓了一跳,猛地抽回胳膊,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你谁啊?认错人了吧?”
他的口音,还是那个味儿,一点没变。
我脑子“嗡”的一声。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卫国啊!李卫国!”
我指着自己的鼻子,急得快要哭出来。
他上下打量我,眼神里全是陌生和戒备,甚至还有一丝……厌恶。
“我不认识什么李卫国、王卫国的。”
他冷冷地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
我傻了。
我像个木桩子一样戳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
秋风卷起一片落叶,打在我脸上,有点疼。
十年。
整整十年。
我替他给爹妈养老送终,拉扯弟妹,我以为他死在了南疆的红土地上。
十年后他回来了,穿着体面,像个大老板。
然后告诉我,他不认识我。
英子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小声地哭:“爸,我怕。”
我回过神来,蹲下去抱住她,眼泪再也忍不住,滚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喝多了。
一瓶二锅头,我一个人干了。
我老婆淑芬把英子哄睡了,出来坐在我对面,默默地看着我。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跟丢了魂儿似的。”
我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灌进喉咙,火辣辣的感觉从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
“我看见王建军了。”
淑芬愣住了。
“你说胡话呢?建军不是……早就牺牲了吗?烈士证还在他家供着呢。”
“我没说胡话!”我一拍桌子,桌上的花生米都蹦了起来,“活的!活生生的!跟十年前一模一样!就是他!”
我把下午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淑芬说了。
我说得激动,她听得心惊。
“会不会……是长得像?”她小心翼翼地问,“世界上人那么多,有那么一两个长得像的,也不奇怪。”
“不可能!”我吼道,“他左边眉骨上,有道疤!当年在阵地上,弹片划的!离眼睛就差一公分!那道疤我看得清清楚楚!一模一样!”
淑芬不说话了。
她知道,这道疤,只有我和建军知道。
那是我们俩的秘密。
良久,她叹了口气:“那他为啥说不认识你?”
是啊。
为啥?
这个问题像一把锥子,在我脑子里钻来钻去。
我想不通。
这十年,我李卫国对得起他王建军,对得起“战友”这两个字。
1979年,南疆。
猫耳洞里又湿又闷,蚊子跟轰炸机似的。
我跟王建军背靠背坐着,分着一壶水。
“卫国,”他忽然开口,“要是我回不去了,你帮我个忙。”
“别说那丧气话。”我怼他。
“万一呢?”他很坚持,“我家里的情况,你知道。我爸妈身体不好,底下还有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要是没了,这个家就塌了。”
我沉默了。
他抓着我的手,力气很大:“卫过,你要是能活着回去,帮我……去看看我爹妈。跟他们说,他们儿子,没给他们丢人。”
“行。”我重重地点头,“你放心。你要是回不去,你爹妈,就是我爹妈。你弟妹,就是我弟妹。我李卫国,说到做到。”
后来,他真的没回来。
冲锋的时候,他为了掩护我,被一梭子子弹打中了。
我背着他往回跑,血流了一路。
他趴在我背上,气若游丝:“卫国……记着……你的话……”
我哭得像个傻子:“你撑住!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那是我见他最后一面。
两个月后,部队派人到他家,送去了一张烈士证明,还有三等功的军功章。
他爹,一个老实巴交的木匠,当场就中风了,瘫在了床上。
他妈哭得晕死过去好几次。
我从部队复员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揣着我全部的积蓄,去了他家。
那个家,已经不能叫家了。
屋顶漏着雨,墙是黑的,空气里全是中药味和绝望的味道。
我把钱塞到王大娘手里。
“大娘,我是建军的战友,李卫国。建军走之前托付我了,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从那天起,我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王家的儿子。
我那点复员费,全填了进去。
我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下了班就往王家跑。
给王大爷翻身、擦洗、喂药。
帮王大娘劈柴、挑水、买米。
建军的弟弟建业,当时念高中,学费是我交的。
妹妹建红,初中毕业就不想念了,是我托关系,让她进了我们厂的食堂,好歹有个饭碗。
我跟淑芬结婚的时候,彩礼都拿不出来。
淑芬是厂里的同事,她看上我,不是因为我长得帅,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前途。
她说:“卫国,我嫁给你,就图你这人,局气,有情有义。”
我们结婚,没办酒席,旅行结婚更是想都不敢想。
就两家人,在我那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小屋里,吃了顿饭。
王大娘拉着淑芬的手,眼泪掉下来:“好闺女,是我们家建军,拖累了卫国,也拖累了你啊。”
淑芬摇头:“大娘,您别这么说。卫国做的是对的。换了是我,我也支持他。”
这十年,我自己的家,我闺女英子,淑芬没少受委屈。
厂里分房子,论资排辈,我本来有机会分个两居室。
但是要交一笔钱。
我拿不出来。
钱都给王大爷看病,给建业交学费了。
我们就一直挤在那间小屋里。
淑芬一句怨言都没有。
她说:“没事,慢慢来,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过下去。
我会一直照顾王家二老,直到他们百年。
我会看着建业大学毕业,娶妻生子。
我会看着建红嫁个好人家。
我会完成我对建军的承诺。
可他回来了。
像一个巴掌,狠狠地扇在我脸上。
把我这十年坚守的一切,扇得粉碎。
第二天,我请了假,没去上班。
我得去找他。
我必须问个清楚。
我骑着车,又去了昨天那个胡同口。
我像个侦探一样,挨家挨户地打听。
“大爷,问您个事儿,您昨天见没见过一个穿蓝色夹克的人?外地口音。”
“姑娘,你见过一个三十多岁,眉毛上有道疤的男人吗?”
问了一上午,嘴皮子都磨破了,没人知道。
中午,我随便在路边摊吃了碗面。
面条坨了,没味道。
我心里堵得慌。
下午,我换了个策略。
我就守在那个副食店门口,像一尊望夫石。
我相信,他还会出现。
果然,下午四点多,他又来了。
还是那身打扮,手里多了个黑色的公文包。
他好像是来买东西的,径直走进了副食店。
我心跳得厉害,跟揣了个兔子似的。
我没立刻冲进去。
我怕再把他吓跑了。
我看着他跟售货员说话,买了烟,买了酒,还有一些糕点。
他付钱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用的是“外汇券”。
我心里又是一沉。
这年头,能用上外-汇-券的,那可不是一般人。
他提着东西出来,我深吸一口气,迎了上去。
“建军。”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他看见我,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怎么又是你?你这人有毛病吧?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你!”
“你别装了。”我盯着他的眼睛,“王建军,79年3月5号,红河岸边,你为了掩护我,后腰上中了一枪。你忘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了。
虽然只有一刹那,但我捕捉到了。
那是震惊,是慌乱。
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甚至比刚才更冷。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警告你,再缠着我,我报警了。”
他说完,绕过我,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没有再追。
因为他刚刚那一瞬间的反应,已经告诉我了答案。
他就是王建军。
他没死。
他只是,不想认我了。
为什么?
我站在原地,北京傍晚的凉风吹得我直哆嗦。
我看着他提着高级烟酒和糕点,走进了一个我从没去过的高级家属大院。
门口有站岗的武警。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不是衣锦还乡。
他是另攀高枝了。
他有了新的身份,新的生活。
而我,李卫国,还有他那个贫困潦倒的家,是他新生活里,想要抹去的污点。
我的心,像是被泡在了冰水里,又冷又硬。
回到家,淑芬看我脸色不对,关心地问:“怎么样?找到了吗?”
我没说话,一头栽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在发抖。
不是冷的,是气的。
是委屈。
十年啊。
我李卫国为了一个承诺,把自己的小家弄得紧紧巴巴。
我媳妇跟着我受苦,我闺女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
我图什么?
我图的,就是对得起“战友”这两个字。
结果呢?
人家根本不领情。
人家现在是人上人了,嫌我们这些穷亲戚碍眼了。
我越想越气,一拳砸在墙上。
“卫国!”淑芬吓了一跳,“你别这样,到底怎么了?”
我从被子里抬起头,眼睛通红。
“他有钱了,当大官了,看不上我们了。”
我把看到他进高干大院,用外汇券的事情说了。
淑芬听完,也沉默了。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但她不傻。
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王大爷和王大娘那边……”她犹豫着问。
“不能说!”我脱口而出,“绝对不能说!”
王大爷的身体,经不起一点刺激。
王大娘要是知道自己心心念念了十年的儿子没死,只是不认他们了,那比死了还难受。
这个秘密,只能我一个人烂在肚子里。
“那我们……以后还管吗?”淑芬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是啊。
还管吗?
按理说,他王建军回来了,这事儿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把这个烂摊子还给他。
让他自己去面对他爹妈。
可我做不到。
我一想到王大爷躺在床上的样子,一想到王大娘那双浑浊又充满期盼的眼睛,我就狠不下这个心。
“管。”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接着管。就当他死了。”
淑芬看着我,眼圈红了。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去给我下了一碗热汤面。
我知道,她懂我。
这世上,也只有她懂我。
从那天起,我好像变了一个人。
在厂里,我不再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李组长。
我变得沉默寡言。
同事跟我开玩笑,我也不理。
下了班,我还是雷打不动地去王家。
劈柴,挑水,给王大爷按摩。
只是,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
以前,我做这些事,心里是踏实的,是光荣的。
我觉得我是在替一个英雄,尽一份孝心。
现在,我做这些事,心里充满了憋屈和讽刺。
我像一个傻子,一个天大的傻子。
我在为一个不想回家的人,守着一个家。
王大娘看出了我的变化。
“卫国啊,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看你瘦了一圈。”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没事,大娘。厂里忙。”
“别太累了。”她心疼地给我擦了擦汗,“你对我们家的恩情,我们这辈子都还不完啊。”
她每说一句这样的话,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
恩情?
你们的亲儿子,根本不在乎这份恩情。
我好几次都想把真相说出来。
我想冲着他们喊:别等了!你们的儿子没死!他就在北京!他过得好着呢!他只是不要你们了!
但我说不出口。
我看着他们苍老的脸,看着墙上王建军穿着军装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他笑得那么灿烂。
我说不出口。
建业放假从大学回来,给我带了他们学校的特产。
他现在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戴着眼镜,斯斯文文。
“卫国哥,这是我们老师带我们去实习的工厂,发的纪念品。”
他现在叫我哥。
他跟我说,他在学校申请了奖学金,以后可以自己负担一部分学费了。
他说,等他毕业了,找到好工作,就接爸妈去城里享福,再好好报答我。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念书,别想那么多。”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闭上眼睛,就是王建军那张冷漠的脸。
还有他在战场上,趴在我背上,虚弱地说:“卫国……记着……你的话……”
承诺。
责任。
背叛。
这几个词,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转。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我是不是太一根筋了?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搭上自己和家人的一辈子,值得吗?
淑芬看我一天天消沉下去,急得不行。
“卫国,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这样,身体会垮的。”
“我没事。”
“你骗谁呢?你晚上说梦话,都在骂人。”
有一天,她忽然对我说:“卫国,要不,我们去找他,跟他谈谈。”
我愣住了:“找他?谈什么?”
“就把话说明白了。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算是断,也要断个明明白白。你这样不清不楚地憋在心里,早晚要憋出病来。”
淑芬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
是啊。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李卫国活了半辈子,没这么窝囊过。
就算是要断,我也要当着他的面,问个清楚。
我要让他亲口告诉我,为什么。
于是,我开始了第三次寻找。
这一次,我不再是偷偷摸摸地守着。
我直接去了那个家属大院门口。
武警拦住了我。
“干什么的?”
“我找人。”
“找谁?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
一连串的问题,把我问住了。
我只知道他叫王建军。
可他现在,肯定不叫这个名字了。
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不知道就赶紧走,这里是军事管理区,不能随便靠近。”武警很不耐烦。
我没办法,只能在马路对面等着。
我就不信,他能一辈子不出来。
我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
腿都站麻了。
期间,我看到很多穿着军装,或者干部模样的人进进出出。
每一辆开出来的黑色轿车,我都死死盯着。
终于,在天快黑的时候,我看到了他。
他坐在一辆上海牌轿车的后座,车子缓缓驶出大门。
我疯了一样冲过去,拦在车前。
司机吓了一跳,猛地踩下刹车。
轮胎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
车门开了,下来的不是王建-军,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司机。
“你不要命了!”他冲我吼。
后座的车窗摇了下来。
王建军那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他的脸色,比上两次更难看,简直是铁青。
“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的声音,像是从冰窖里发出来的。
“我想跟你谈谈。”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让开。”
“王建军!”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爹瘫在床-上十年了!你妈眼睛都快哭瞎了!你就算是个石头,也该被捂热了吧!你到底有没有心!”
我的话,像炸弹一样,在安静的街道上炸开。
路过的人都停下来看热闹。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
但他还是硬邦邦地说:“我再说一遍,我不是王建军。你认错人了。”
“好。”我冷笑一声,“你不是王建军。那你敢不敢下车,让我看看你眉骨上的疤?你敢不敢跟我去见你爹妈?让他们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儿子!”
他死死地攥着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
我们两个,隔着车窗,就这么对峙着。
空气几乎凝固了。
就在这时,副驾驶上下来一个人。
一个五十多岁,肩膀上扛着星的军官。
他看起来很威严。
他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就是李卫国?”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我愣了:“你认识我?”
“上车说吧。”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拉开了车门。
我犹豫了一下。
王建军在车里,对我使了个眼色。
那个眼神很复杂,有恳求,有无奈。
我咬了咬牙,上了车。
车子重新启动,汇入车流。
车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坐在军官旁边,王建军坐在我对面。
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皂味,和我用的那种廉价的肥皂,完全不同。
车子不知道开了多久,停在了一个很僻静的宾馆门口。
军官带着我们,进了一个房间。
他示意我们坐下,然后亲自给我们倒了水。
“李卫国同志,”他先开口了,“首先,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十年来,对王建军同志家人的照顾。”
我脑子更乱了。
“组织?什么组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军官看了一眼王建军,叹了口气。
“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文件上,盖着红色的,我看不懂的印章。
“王建军同志,早在1980年,就已经被我们‘秘密召回’了。”
“召回?什么意思?他不是牺牲了吗?”
“那是对外宣称的。”军官的表情很严肃,“当年,他受的伤很重,但被抢救过来了。在他伤愈之后,因为他表现出的卓越素质,被一个特殊的单位选中,去执行一项长期、绝密的任务。”
我傻眼了。
“任务?什么任务?”
“这个,我不能说。这是国家机密。”军官摇了摇头,“我只能告诉你,为了执行这个任务,他必须‘死亡’。他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必须被切断。他不能跟任何人联系,包括他的父母,也包括你。”
我的心脏,像是被人用手攥住了。
我转过头,看着王建军。
他低着头,肩膀在微微颤抖。
“所以……”我艰难地开口,“你不是不认我,是不能认我?”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卫国……”
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只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眼泪,从他这个铁打的汉子眼眶里,滚了下来。
这一刻,我心里所有的怨恨、愤怒、委屈,全都烟消云散了。
我只觉得心疼。
我心疼他。
我无法想象,这十年,他是怎么过来的。
明明活着,却要当一个死人。
明明有家,却不能回。
明明知道我在替他尽孝,却连一句“谢谢”都不能说。
那种痛苦,恐怕比死在战场上,还要难熬。
“你的任务……结束了?”我问。
他摇了摇头,旁边的军官替他回答了。
“还没有。他这次回来,是暂时的,有其他的任务安排。按规定,他仍然不能暴露身份。”
“那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还是不解,“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确定你的身份。”军官解释道,“十年了,人是会变的。他不知道你还是不是当年那个李卫国。他更害怕,万一你把他还活着的消息泄露出去,不仅会毁掉他的任务,甚至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生命危险。”
我明白了。
我彻底明白了。
他的冷漠,他的绝情,都是装出来的。
那是在保护我,也是在保护他自己。
我看着王建军,这个我认识了十几年的兄弟。
我们一起扛过枪,一起流过血。
我以为我很了解他。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了解的,只是他的一部分。
他把最沉重的担子,一个人扛了十年。
“对不起,卫国。”他终于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真的……对不起。”
我走过去,像在战场上一样,狠狠地给了他一拳,打在他肩膀上。
“你这个混蛋!”
然后,我张开双臂,抱住了他。
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宾馆的房间里,抱头痛哭。
像是要把这十年的委屈和思念,全都哭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军官很有人情味地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建军告诉我,这十年来,他一直在一个我无法想象的地方。
他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与世隔绝。
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想着远方的家人,想着我这个兄弟。
他说,组织上其实一直在关注他家里的情况。
他们知道我在照顾他的父母。
他们甚至……调查过我。
“他们告诉我,你复员了,进了轧钢厂。”建军的声音很低沉,“他们说,你把所有的复员费都给了我爸妈。说你为了给我爸治病,结婚都没钱办酒席。说你为了我弟上学,厂里分房子你都错过了……”
他越说,头埋得越低。
“卫国,我王建军这辈子,欠你太多了。”
“别说这些。”我拍了拍他的背,“我们是兄弟。”
“是兄弟。”他重复道,声音哽咽。
“那你现在……怎么办?你爸妈那边……”这依然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领导说,会想办法。”建军说,“他们正在研究方案,看能不能以一种合适的方式,让我‘复活’。”
“复活?”
“对。比如,对外宣称,当年情报有误,我只是重伤被俘,或者被外国情报机构扣押,现在才被解救回来。”
我听着,觉得像是在听故事。
但这却是我的兄弟,真实的人生。
“那……需要多久?”
“不知道。可能很快,也可能……还要很久。”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这意味着,在官方的“复活”方案出来之前,我还得继续演戏。
我还是不能告诉王大爷和王大娘真相。
建军看出了我的心思。
“卫国,我知道,这又是在为难你。”
“没事。”我打断他,“十一年都等了,不差这几天。你放心,家里有我。”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天深夜,军官派车送我回家。
临走前,建军从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我。
“这是什么?”
“钱。”他说,“是我这十年攒下的所有津贴。我知道不多,你拿着,给嫂子和英子买点东西。这些年,委屈她们了。”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
“拿回去。我李卫国帮你,不是图你的钱。”
“我知道!”他急了,“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还给我爸妈的!是还给我弟妹的!你替我收着,就当是……我这个不孝子,一点心意。”
他说到这个份上,我没法再拒绝。
我捏了捏那个信封,很厚,很沉。
就像我这十年,和他这十年的心情。
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
淑芬还没睡,一直在等我。
“怎么样?”她迎上来,一脸焦急。
我没说话,只是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淑芬,我对不起你。”
淑芬被我弄得莫名其妙:“好端端的,说这个干什么?”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她听完,也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最后,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
“我就说嘛。”她眼圈红了,“我就说,我看上的男人,他的兄弟,不可能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她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心里最后一点阴霾也散去了。
我李卫国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一是交了王建军这个兄弟,二是娶了淑芬这个媳-妇。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依然每天去王家,照顾二老。
只是我的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不再觉得憋屈。
我甚至感到一丝自豪。
我的兄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
而我,是这个英雄背后,最坚实的后盾。
我把建军给我的钱,原封不动地存了起来。
我跟淑芬商量好了,这笔钱,得用在刀刃上。
比如,等建业毕业了,要娶媳-妇,得有笔钱。
建红要出嫁,嫁妆得体面。
这些,都得替建军考虑到。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
一天,我正在厂里干活,车间主任突然跑来找我。
“李卫国,赶紧的,门口有人找!部队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跑到厂门口,看到上次那个军官,正站在一辆吉普车旁。
“李卫-国同志,”他表情严肃地跟我握手,“有个情况,要跟你通报一下。”
“领导,您说。”
“王建军同志的身份‘复活’方案,已经批准了。但是……出了点意外。”
“意外?什么意外?”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的母亲,王大娘,今天早上,突发心脏-病,正在医院抢救。”
我脑子“嗡”的一声,差点没站稳。
“怎么会这样?早上我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我们也是刚接到街道的电话。现在情况很危急,医生说……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军官的脸色很难看,“我们原来的计划,是分阶段,慢慢地让家属接受。但现在,来不及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必须立刻让王建军去医院。不管王大娘最后能不能挺过来,都得让她见儿子最后一面。”
我明白了。
这是最坏的情况,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连假都来不及请,直接跳上了吉普车。
车子一路疾驰,开到医院。
在抢救室门口,我看到了建业和建红。
两个人都哭成了泪人。
“卫国哥!”建业看到我,像看到了救星,“我妈……我妈她……”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就在这时,走廊那头,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王建军在两个便衣的护送下,快步走了过来。
他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头发也剪短了,看起来风尘仆仆,一脸憔悴。
这是他们设计好的形象。
一个刚刚“被解救”回来的战士。
建业和建红都愣住了。
他们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哥?”建红试探着,小声地叫了一句。
建军的身体,猛地一震。
他看着自己的妹妹,十年不见,已经从一个小丫头,长成了大姑娘。
他又看向建业,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弟弟,已经比他还高了。
“建红……建业……”
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哥!真的是你!你没死!”
建业先反应过来,冲上去,一把抱住了他。
兄妹三个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哭成一团。
周围的病人、家属,都朝这边看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幕,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迟到了十年的重逢。
就在这时,抢救室的门开了。
一个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
“谁是病人家属?”
我们赶紧围了上去。
“医生,我妈怎么样了?”建军冲在最前面。
医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们:“病人送来得太晚了,大面积心梗……我们已经尽力了。”
建军的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
“准备后事吧。”
医生说完,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世界,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建军呆呆地站在原地,像一尊雕像。
他回来了。
可他妈妈,没等到他。
他甚至,没能跟她说上一句话。
“妈——!”
建红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晕了过去。
走廊里,乱成一团。
王大娘的葬礼,办得很简单。
建军作为“刚刚归来”的英雄长子,披麻戴孝,跪在灵前。
他的眼睛,又红又肿,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他只是不停地,机械地,给前来吊唁的亲友磕头。
我知道,他的心,已经死了。
王大爷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彻底卧床不起了,连话都说不清楚,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流泪。
一个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彻底塌了。
我跟淑芬,还有厂里的同事,帮着张罗完了所有后事。
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屋子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
建军跪在王大娘的遗像前,一动不动。
从出事到现在,他几乎没吃没喝。
我端了一碗粥过去。
“建军,吃点东西吧。人是铁,饭是钢。”
他没有回头,声音沙哑得像破锣。
“卫国,你说,我是不是个扫把星?”
“我一回来,我妈就没了。”
“我活着,比死了,还让她痛苦。”
“胡说什么!”我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大娘要是泉下有知,知道你是为了国家,她只会为你骄傲!”
“骄傲?”他惨笑一声,“我宁可不要这份骄傲!我只想让她活着!我想给她磕个头,叫她一声妈!”
他一拳砸在地上,指关节都破了,渗出血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之后的日子,建军以“养伤”和“办理恢复身份手续”为由,留在了家里。
那个军官来过几次,跟他谈话。
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我只知道,建军变得越来越沉默。
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他母亲的遗像发呆。
家里的重担,又落在了我肩上。
王大爷的吃喝拉撒,全靠我跟淑芬。
建业要回学校上课,建红也要上班。
建军像个废人一样。
淑芬看不下去了。
“卫国,你得跟他说说。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家,现在得靠他。”
那天晚上,我把建军叫了出来。
我们在院子里,一人一瓶二锅头。
“建军,你打算怎么办?”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喝了一大口酒,“卫国,我现在脑子是空的。”
“你不能空着!”我盯着他,“你看看你爸!你看看你弟弟妹妹!你妈走了,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就真的完了!”
“顶梁柱?”他自嘲地笑了,“我算什么顶梁-柱?我连我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王建军!”我火了,一把揪住他的领子,“你给我清醒一点!你是军人!你是在战场上死过一次的人!这点坎,你就过不去了吗?”
“我宁可死在战场上!”他冲我吼道,眼睛通红。
“你混蛋!”我一拳打在他脸上。
他没躲,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拳,嘴角立刻就流血了。
他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看着我,忽然笑了。
“打得好。”
“再打重一点。”
“把我打醒。”
我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的火气,一下子泄了。
我松开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建军,我知道你难受。可是,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
他也坐了下来,靠在墙上。
“卫国,你说得对。我不能倒下。”
他把剩下半瓶酒,一口气灌了下去。
“明天起,我来照顾我爸。”
从那天起,王建军真的像变了一个人。
他不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他开始学着,像我十年前那样,照顾他父亲。
翻身,擦洗,喂饭,倒屎倒尿。
一开始,他做得笨手笨脚。
有一次给王大爷喂饭,还烫到了老爷子的嘴。
他急得直抽自己耳光。
我在旁边看着,没去帮忙。
我知道,这是他必须自己走的路。
这是他迟到了十年的,儿子的责任。
他慢慢地,从一个英雄,一个战士,变回了一个儿子,一个兄长。
他开始关心建业的学习,关心建红的工作。
他用我给他的那笔钱,给家里重新置办了家具,粉刷了墙壁。
那个破败的家,渐渐有了生气。
他的身份手续,也办了下来。
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在区武装部的工作,清闲,但是稳定。
算是对他的补偿。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有一天,他正式去武装部上班了。
穿着崭新的军装,皮鞋擦得锃亮。
他站在我面前,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卫国,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我笑了,“这是你应得的。”
“不。”他很认真地说,“我谢你,替我守住了这个家。也谢谢你,打醒了我。”
“以后,这个家,有我。”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湿。
我那个在战场上无所畏惧的兄弟,终于又回来了。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建军把家照顾得很好。
王大爷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精神好了很多,有时候甚至能含混不清地说几个字。
建业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国营单位,前途一片光明。
建红也谈了对象,是厂里的一个技术员,人很老实。
我跟淑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自己的小家,花在了女儿英子身上。
厂里又一次分房,这次,我分到了一套两居室。
搬家那天,建军带着建业和建红,来给我帮忙。
看着宽敞明亮的新房子,淑芬笑得合不拢嘴。
“总算是熬出头了。”
晚上,我们在新家吃饭。
建军端起酒杯。
“卫国哥,嫂子。”他现在也跟着建业他们,叫我哥了。
“这杯酒,我敬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王家的今天。”
他一饮而尽。
我也端起酒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英子在一旁,看着我们,似懂非懂。
她忽然问:“爸,王叔叔为什么以前说不认识你呀?”
童言无忌。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建军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我赶紧打圆场:“小孩子家家,别乱说话。那是你王叔叔跟你爸开玩笑呢。”
“不是开玩笑。”
建军却开口了。
他看着英子,很认真地说:
“英子,叔叔要跟你,跟你爸,跟你妈,郑重地道歉。”
“那时候,叔叔有任务在身,身不由己。叔叔说了谎,伤了你爸爸的心。”
“这是一个军人的无奈,但不是一个好兄弟该做的事。”
“这件事,是叔叔一辈子的污点。叔叔希望你记住,做人,要诚实,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说得很慢,很郑重。
像是在对英子说,也像是在对他自己说。
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
那段荒唐又心酸的往事,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1995年,建军结婚了。
对象是武装部同事介绍的一个小学老师,温柔贤惠。
婚礼那天,我作为男方的长辈,坐在了主桌。
看着建军和新娘子,一脸幸福地给宾客敬酒,我打心底里为他高兴。
他受了那么多苦,终于有了自己的幸福。
酒席上,他特意带着新娘子,走到我这一桌。
“哥,嫂子,这杯酒,一定要喝。”
淑芬笑着说:“建军,今天你最大,我们听你的。”
我们碰杯。
建军喝完酒,附在我耳边,小声说:“哥,我爸昨天,能叫我的名字了。”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2000年,北京申奥成功。
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我和建军两家人,一起在电视机前,看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英子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考上了大学。
建军的儿子,也能满地跑了。
我们两家的日子,都越过越好。
我们不再年轻,头发里都添了白丝。
但我们之间的情谊,却像那陈年的二锅头,越发醇厚。
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喝酒。
聊起南疆的往事,聊起那荒唐的十年。
建军总会说:“哥,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我妈。最幸运的,是有你这个哥。”
我就会拍拍他:“行了,别酸了。喝酒。”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们身上。
暖洋洋的。
我想,这就是生活吧。
有误解,有痛苦,有遗憾。
但更多的是,情义,是坚守,是希望。
一个承诺,可以很重,重到需要用一辈子去承担。
但只要你守住了,它就会变成你生命里,最耀眼的那枚勋章。
来源:惦念雨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