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厂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就被秋风扫荡干净，光秃秃的树杈子，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一只只伸出来要饭的手。

一九九八年的风，是冷的。

刮在脸上，像砂纸。

厂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就被秋风扫荡干净，光秃秃的树杈子，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一只只伸出来要饭的手。

我手里攥着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钱。

这是我的买断工龄费。

六年。我的六年青春，就值这三百多块钱。

“李伟，厂里的决定，你跟我嚷嚷没用。”

车间主任老王把搪瓷缸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溅出来的茶水烫得他龇牙咧嘴。

“我嚷嚷？王主任，你摸着良心说，上个月的生产标兵是谁？连续三个季度技术考核第一的是谁？凭什么是我？”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带着一股子不甘心的锈味儿。

老王躲开我的眼神，低头去吹他那缸子里的茶叶末。

“名额是上面下来的，综合考评……你……你还年轻，路还长。”

他妈的，又是这句。

年轻。

年轻就是原罪。

年轻就活该被牺牲。

我死死盯着他那张油腻的脸，恨不得一拳砸上去。

可我不能。

砸了，这三百多块钱都没了。

我爹妈还在乡下，等着我寄钱给弟弟交学费。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全是机油和铁屑混合的、曾经让我无比安心的味道。

现在，这味道让我恶心。

“行。”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我拿起那几张被手汗浸得发软的票子，转身就走。

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眼泪就掉下来了。

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小伙子，在厂里人缘不错，技术过硬，自以为能像师傅们一样，把这身工服穿到退休。

现在，成了一个笑话。

走出厂门的那一刻，那熟悉的、刺耳的下班铃声响了。

最后一次听。

我站在门口，看着一大群穿着蓝色工服的人，像潮水一样从里面涌出来。

他们脸上带着疲惫，带着麻木，也带着一天工作结束后的松弛。

有人看见我，想打招呼，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

眼神里，有同情，有惋惜，但更多的是庆幸。

庆幸那个倒霉蛋不是自己。

我像个瘟神。

我把那身同样颜色的工服脱下来，揉成一团，狠狠地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再也不穿了。

这辈子都不穿了。

天彻底黑了下来，城市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无数双冷漠的眼睛。

我该去哪儿？

我不知道。

宿舍是回不去了，下了岗，你就不再是厂里的人，一切福利待遇，当天作废。

我揣着那三百多块钱，走进了街边最亮堂的一家饭馆。

点了四个菜，一瓶二锅头。

红烧肉，溜肝尖，地三鲜，花生米。

以前跟工友们聚餐，凑份子都不敢这么点。

今天，我一个人，全点了。

酒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肉很香，腻得我发慌。

我一口酒，一口肉，吃得又快又猛，像个饿死鬼。

邻桌的人都在看我。

看吧，都他妈看吧。

老子今天高兴。

一瓶酒下肚，我脑子开始发昏，看什么都带着重影。

我好像看到了我爸那张布满沟壑的脸，他一辈子在土里刨食，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有个“铁饭碗”。

现在，碗碎了。

我又好像看到了我妈，她总说，小伟出息了，在城里大工厂上班。

出息个屁。

我趴在桌子上，眼泪混着油污，流了一脸。

结账的时候，一百二十块。

我心里咯噔一下，酒醒了一半。

就这么一顿，三分之一的钱没了。

剩下的二百块，能干什么？

租个最便宜的单间，一个月就要一百五。

剩下的钱，我能活几天？

恐慌像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不敢再乱花钱，揣着兜里剩下的票子，像揣着一团火。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深秋的夜，凉得刺骨。

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风跟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

路过一家录像厅，门口贴着《古惑仔》的海报，陈浩南和山鸡扛着刀，眼神凶狠。

几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染着黄毛，嘴里叼着烟，嬉笑着走进去。

我也想进去。

在黑暗里，看别人打打杀杀，好像自己的那点破事儿，也就不算什么了。

门口卖票的说，通宵场，十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摸出了钱。

录像厅里烟雾缭绕，一股脚臭和汗臭混合的怪味。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屏幕上的人在喊，在砍，血浆乱飞。

我却一点都兴奋不起来。

后半夜，我靠着椅子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是被老板推醒的。

“哎，哎，醒醒，散场了！”

天已经亮了，灰白色的光从门缝里挤进来。

我又成了那个无家可可归的游魂。

接下来的几天，我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走投无路。

我去找过工作。

劳务市场里，人挤人，招工的牌子举得老高。

“招力工，一天二十，管午饭。”

“搬运工，装一车货五十。”

我去问了。

人家上下打量我一番，看我虽然个子不矮，但身板在工厂里待久了，不算壮实。

“你？干过没？这可不是在车间里拧螺丝。”

工头一脸不屑。

我涨红了脸，说我干过。

他说，那行，你先跟着搬一趟试试。

一麻袋水泥，一百斤。

我咬着牙，从卡车上扛下来，走了不到二十米，就觉得两腿发软，肩膀像要断掉一样。

好不容易扛到地方，放下麻袋，我整个人都在抖。

工头撇撇嘴，“小年轻，虚得很，走吧走吧，别耽误事儿。”

我连口水都没喝上，就被赶走了。

我兜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

我开始算计着花。

一天只吃两个馒头，就着免费的开水。

晚上，就去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凑合。

那里人多，味道难闻，但至少，不那么冷。

我看着南来北往的旅客，他们提着大包小包，脸上或喜或悲，都有个奔头。

我呢？

我的奔头在哪儿？

我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用的是公共电话亭。

电话接通，是我妈。

“喂？谁呀？”

“妈，是我。”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小伟啊！你咋这时候打电话？厂里不忙啦？钱收到了没？你弟的学费……”

我没等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怕我再听下去，会彻底崩溃。

我怎么说？

说我被开除了？说我连自己都养不活了？

我蹲在电话亭下面，像条被主人扔掉的狗。

钱，终于花完了。

最后一个钢镚，买了半个硌牙的烧饼。

吃完，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那天晚上，风特别大，火车站也开始清人。

我被保安推搡着赶了出来。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感觉自己快要冻僵了。

胃里空得发慌，烧得疼。

我沿着一条没走过的小巷子走，希望能找到一个能避风的屋檐。

巷子很深，很黑，两边的老式居民楼连个灯光都没有。

走到巷子底，我看见了一点昏黄的光。

那光是从一扇破旧的木门里透出来的，门上挂着一个更破旧的木牌，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不清，勉强能认出“修理”两个字。

是个修理铺。

都这么晚了，还没关门。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趴在门缝上往里看。

屋子很小，很乱。

地上、架子上，堆满了各种各樣的旧电器。

收音机，电视机，电风扇……像个电器的坟场。

一个瘦小的老人，正背对着我，坐在一个小马扎上。

他低着头，凑在台灯下，手里拿着一把烙铁，正在一块电路板上专注地焊着什么。

烙铁的尖端冒着一缕青烟，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松香的味道。

我注意到，他的左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蜷缩着。

是个瘸子。

也许是饿得眼花，也许是冻得发昏，我竟然觉得那股松香的味道，特别好闻。

我咽了口唾沫，喉咙干得像要冒火。

就在这时，屋里的老人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慢慢地转过头。

那是一张满是皱纹的脸，眼神却很亮，像黑夜里的两颗星。

他看见了我。

我吓了一跳，像个被抓了现行的小偷，转身就想跑。

“站住。”

他的声音很沙哑，但很有力。

我僵住了，腿像灌了铅。

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了。

老人扶着门框，站了起来。

他真的很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空荡荡的。

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大截，裤管在脚踝上方晃荡着。

他看着我，没说话，就那么看着。

他的目光不锐利，也不审视，就是很平静地看着。

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低下了头。

“饿了？”

他突然开口。

我猛地抬起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的窘迫，我的不堪，我的所有伪装，好像都被他这一眼看穿了。

他没再问，转身回了屋。

我以为他要关门赶我走。

我心里一阵绝望，转身准备离开这个最后的光源。

“进来。”

又是那两个字。

我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外面冷。”他又补了一句。

我犹豫了。

我一个大小伙子，跟他一个孤老头子，我怕什么？

可我就是迈不开步子。

尊严，那点可怜的、一文不值的尊arrogance，还在作祟。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也不催我。

过了一会儿，他从屋里端出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碗，碗里是白花花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还飘着几点葱花。

一股热气腾腾的香气，瞬间钻进了我的鼻子。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

他把碗递到我面前。

“吃吧。”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颗一颗砸在地上。

我接过碗，手抖得厉害，面汤都洒了出来。

我蹲在门口，就着那点昏黄的灯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面条很烫，烫得我舌头都麻了。

可我顾不上。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

吃完面，我把碗递回去，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我站起来，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您。”

声音已经哑了。

他接过碗，看了看我，说：“今晚，就睡这儿吧。”

他指了指墙角一堆码起来的旧报纸和硬纸板。

“明天再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个劲儿地，机械地点头。

那天晚上，我睡在那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板上。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

我闻着空气里松香和机油混合的味道，几十年来第一次，睡得那么踏实。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

老人已经起来了，正在用一个小煤炉烧水。

看见我醒了，他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和一条硬邦邦的毛巾。

“巷子口有公用的水龙头。”

我洗漱完回来，他已经把早饭准备好了。

两个馒头，一碟咸菜，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糊糊。

我埋头吃着，不敢看他。

吃完饭，我站起来，准备告辞。

“我……我该走了，谢谢您。”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我身无分文。

“去哪儿？”他问。

我又被问住了。

是啊，去哪儿呢？

天大地大，好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他看着我窘迫的样子，没再追问。

他指了指门口的一堆废旧电线。

“会剥铜丝吗？”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在厂里，这活儿见得多了。

“那好，”他说，“今天别走了，帮我把这些弄完，我管你三顿饭。”

我心里一阵狂喜，又一阵酸楚。

我一个厂里的技术标兵，竟然要靠出卖劳力，换三顿饭。

可我没有资格挑剔。

“好！”我答应得很大声，生怕他反悔。

我就这样留下了。

那个修理铺，成了我临时的避难所。

老人姓陈，附近的街坊都叫他“陈瘸子”，或者客气点的，叫一声“陈伯”。

我叫他陈伯。

他话很少，一天到晚，除了必要的交流，几乎不说话。

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他的工作台前，低着头，修着那些别人当垃圾扔掉的东西。

我的工作，就是打杂。

剥电线里的铜丝，把拆下来的零件分类，打扫卫生，偶尔帮他跑腿，去废品站卖点废铜烂铁。

活儿不累，但很琐碎，很脏。

刚开始那几天，我心里特别憋屈。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工厂的日子。

穿着干净的工服，站在轰鸣的机器旁，手里拿着精密的量具，工友们见了面，都客气地叫我一声“李师傅”。

现在呢？

我穿着捡来的旧衣服，浑身油污，手上全是划破的小口子，为了几毛钱的废品，跟收废品的大爷讨价还生。

巨大的落差，像一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晚上躺在纸板上，我常常睡不着。

我会想，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就在这个破修理铺里，打一辈子杂，然后像这些废品一样，被扫地出门？

我不甘心。

有一次，我正在院子里用锤子砸一个坏掉的电饭锅，把里面的铝内胆取出来。

我越砸越用力，好像要把心里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这口锅上。

“哐！哐！哐！”

整个巷子都回荡着刺耳的噪音。

陈伯从屋里走出来，站在我身后。

“你要把它砸死吗？”他冷不丁地说。

我停下手，回头看他，一脸的戾气。

“坏了的东西，不就该砸了当废品卖吗？”

陈伯没有生气，他走过来，捡起被我砸得变了形的电饭锅外壳。

他指着上面一个烧黑了的小零件。

“发热盘坏了，换一个，十几块钱。”

他又指着另一个地方。

“温控器接触不良，用砂纸打磨一下，一分钱不用花。”

“就为了这点毛病，你就把它判了死刑？”

他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东西是这样，人也是这样。”

“有点毛病，就觉得自己是废物了？”

“就想把自己砸烂了，当废品卖了？”

他的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啊。

我被工厂开除了，就像这个电饭锅坏了温控器。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了，是个废物了。

我就开始自暴自弃，把自己当成垃圾一样，扔在大街上。

我看着陈伯那条残缺的腿，心里突然涌上一股难以言说的情绪。

他呢？

他这条腿，难道不是一个比坏掉的温控器，严重得多的“毛病”吗？

可他没有把自己当废品。

他守着这个小小的修理铺，把别人眼里的垃圾，一件一件地修好，让它们重新有了价值。

他也靠着这个，养活了自己。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把手里的活儿，仅仅当成是换饭吃的苦力。

我开始观察陈伯怎么修理东西。

他有一双布满老茧，但异常灵巧的手。

再复杂的电路板，在他手里，好像都变得简单起来。

他用万用表测电压，用烙铁补焊点，用镊子夹起比米粒还小的电阻。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沉稳，带着一种从容不迫的韵律感。

我看得入了迷。

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技术。

在工厂里，我们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负责的车床，我闭着眼睛都能操作。

但隔壁的铣床，我就一窍不通。

我们是零件，不是工匠。

而陈伯，他是一个真正的工匠。

我开始主动向他请教。

“陈伯，这个万用表怎么用？”

“陈伯，这个二极管，怎么分正负极？”

他一开始有点意外，但还是会耐心地教我。

他的话不多，总是用最简洁的语言，点出最关键的地方。

“红表笔接正，黑表笔接负，看指针。”

“长脚是正，短脚是负，记住。”

我学得很用心，把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里。

我找来废旧的电路板，自己照着样子练习。

第一次用烙铁，手抖得厉害，焊点弄得像个小土堆，丑得不行。

有一次还烫了手，起了个大水泡。

陈伯看见了，没骂我，也没安慰我，只是扔给我一管烫伤膏。

“慢点，心要静。”他说。

我渐渐地，摸到了一点门道。

我能分清电阻、电容、三极管。

我能用万用表，简单地判断电路的通断。

有一天，邻居张大妈拿来一个不响的收音机。

“陈瘸子，给看看，我孙子非要听。”

陈伯那天正好有点咳嗽，精神不太好。

我看了一眼那个收音机，是很老旧的红灯牌。

我鬼使神差地说：“陈伯，要不……我来试试？”

陈伯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算是默许了。

我心里又激动又紧张，手心都在冒汗。

我学着陈伯的样子，把收音机拆开，仔细地检查电路板。

我发现，是喇叭的连接线断了。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毛病。

我笨拙地用烙铁把线重新焊上。

装好外壳，插上电，拧开开关。

一阵“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后，收音机里传出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

响了！

张大妈一脸惊喜，“哎呀，小伙子，行啊你！”

我咧着嘴，笑得像个傻子。

那是我来修理铺之后，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

陈伯坐在旁边，看着我，嘴角也似乎有了一丝笑意。

从那以后，一些小毛病，陈伯就放手让我去修。

换个保险丝，接个电线，紧个螺丝。

每修好一件东西，我就多一分成就感。

我渐渐明白，能把坏的东西修好，让它重新工作，这种快乐，不比在工厂里造出一个新零件差。

甚至，更实在。

我的生活，就这么在修理铺里安定了下来。

每天和一堆破铜烂烂打交道，身上总是脏兮兮的。

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陈伯不管我饭，但也不给我工钱。

修好东西收的钱，他会分给我一点。

有时候是三块五块，有时候是一块两块。

不多，但够我买点烟，偶尔还能攒下一点。

我用攒下的第一个十块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这次，我没有挂断。

“妈，我挺好的。”

“我……我换了个工作，跟一个老师傅学手艺，修电器。”

“嗯，挺好的，师傅对我不错，管吃管住。”

“钱……钱刚开始不多，但以后会好的。”

我听见电话那头，我妈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那就好，学手艺好啊，手艺是自己的，到哪儿都饿不着。”

挂了电话，我蹲在地上，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有说谎。

我确实在学手艺。

而且，我真的觉得，这手艺能让我饿不着。

日子就像修理铺墙上那个老挂钟的指针，不快不慢地走着。

转眼，冬天来了。

北方的冬天，格外冷。

巷子里积了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修理铺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球炉子。

我和陈伯，就围着那个炉子，一边烤火，一边干活。

炉子上温着水，有时候还会烤两个红薯。

红薯的香气，混着松香的味道，就是我记忆里，那个冬天最温暖的味道。

我跟陈伯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我知道了，他原来是红星机械厂的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那可是当年响当当的人物。

他的腿，是在一次车间事故里被机器压断的。

厂里给了他一笔补偿金，办理了工伤退休。

老婆嫌他成了残废，没过两年，跟人跑了。

他没有子女。

就一个人，守着这个祖上传下来的小铺子，修修补补，过了大半辈子。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但我能感觉到，那平静下面，藏着多深的伤痛。

我问他：“陈伯，你恨吗？”

他正在给一个旧电视的显像管放电，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恨什么？”

“恨那台机器？恨那个跑了的女人？还是恨这个厂？”

“恨有用吗？”

他把显像管拆下来，小心地放在一边。

“人活着，不是为了恨谁。”

“是为了，活下去。”

“好好活下去。”

我沉默了。

是啊，好好活下去。

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可我用了那么久，才开始明白。

快过年的时候，铺子里的生意好了起来。

家家户户都要看春晚，坏了的电视机都搬了过来。

我和陈伯忙得脚不沾地。

那天，铺子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是老王，我们厂原来的车间主任。

他抱着一台二十一寸的松下彩电，一脸焦急地走进来。

“师傅，给看看，这电视，突然就没影了，光有声。”

他没认出我。

我当时正蹲在地上，拆一个电暖气的底座，满脸油污，头发也乱糟糟的。

陈伯看了一眼电视，又看了看我，没说话。

我站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王主任。”我开口道。

老王愣住了，他眯着眼睛，仔细打量我。

“你……你是……李伟？”

他的表情，惊讶，尴尬，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轻蔑。

“哎呀，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心里一阵刺痛，但脸上却笑了笑。

“我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呢？”

“王主任，您这电视，是想修？”

老王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可能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再见到我。

“啊……是，是，突然就坏了，这不过年了嘛，没电视不行。”

他把电视放在桌上，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我心里那股被压抑许久的火，又“噌”地一下冒了上来。

我想说，不修，你拿走。

我想说，你不是觉得我年轻，路还长吗？怎么，你的路就走到我这个破修理铺来了？

但话到嘴边，我看到了旁边的陈伯。

他正平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催促，也没有指令。

那眼神好像在说：你是师傅，你决定。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股火压了下去。

我拿起螺丝刀，开始拆电视的后盖。

“我看看吧。”

我说。

老王尴尬地站在一边，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打开后盖，一股焦糊味传了出来。

我仔细检查电路板，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是行输出管烧了。

这是彩电的常见病。

我对老王说：“行管烧了，要换。”

老王不懂这些，只能一个劲儿点头，“能修好就行，能修好就行。”

“换一个，三十块，手工费二十，一共五十。”我报了价。

这个价格，不便宜，但也不算坑人。

老王愣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贵。

“五十？”

“嫌贵，你可以拉回去。”我淡淡地说。

我不是在赌气。

这是我的技术，它就值这个价。

老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行，五十就五十，你快给修修。”

我不再理他，转身去零件箱里找匹配的行管。

换行管是个技术活，要先把旧的焊下来，再把新的焊上去，焊点要光滑，不能虚焊。

我屏住呼吸，手里的烙铁，稳稳地点在电路板上。

那一刻，我的心里，无比平静。

没有恨，没有怨。

我只是一个修理匠，在修一台坏了的电视。

老王在旁边看着，大气不敢出。

他可能从来没见过我这么专注的样子。

在他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在车T台上拧螺丝的、愣头青似的小工。

十几分钟后，我修好了。

装上后盖，插上电源。

屏幕“嗡”的一声亮了，雪花点闪烁，随即出现了清晰的图像。

是《西游记》，孙悟空正被压在五指山下。

“好了。”我说。

老王长出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

“哎呀，太好了，李伟……不，李师傅，你这手艺，真行！”

他从兜里掏出钱，数了五张十块的，递给我。

我接过来，数都没数，直接放进了钱箱。

“慢走。”

老王抱着电视，走到门口，又停住了。

他回过头，表情很复杂。

“李伟啊……当初厂里那事儿……你别往心里去。”

“我也是……没办法。”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挺可悲的。

一个在体制里待了一辈子的人，永远学不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只会说“没办法”。

“都过去了，王主任。”我说。

我不是原谅他。

我只是觉得，再跟他计较这些，没意思。

他走了。

铺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陈伯一直没说话，他只是默默地看着。

等老王走远了，他才开口。

“心里舒坦了？”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说不上舒坦，就是觉得……没劲。”

“这就对了。”陈伯说，“等你觉得跟谁计较都没劲的时候，你就长大了。”

那天晚上，我用老王给的那五十块钱，买了半斤猪头肉，一瓶老白干。

我和陈伯，第一次像样地喝了一顿。

酒过三巡，陈伯的话也多了起来。

他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怎么钻研技术，怎么攻克难关。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

我知道，那是一个属于他的，回不去的时代。

“小伟，”他喝得脸颊泛红，“你知道，我这铺子，为什么能开这么多年吗？”

我摇摇头。

“因为，东西坏了，得有人修。”

“人心，有时候也一样。”

“碎了，烂了，总得有块地方，能把它一点点拼起来。”

“我这铺子，修东西是假，修人是真。”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发热。

他修好了那些旧电器，也修好了我这个差点成了废品的人。

年，是在修理铺过的。

除夕夜，我和陈伯包了饺子。

白菜猪肉馅的。

铺子外面，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电视里，是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逗得全国人民哈哈大笑。

我和陈伯，就着一盘饺子，一碟花生米，喝着酒，看着电视。

那一刻，我竟然觉得，这就是家。

一个瘸腿的老人，一个落魄的青年，两颗被时代抛弃的心，在这个寒冷的冬夜，相互取暖。

过了年，天气渐渐暖和。

我的技术，也越来越熟练。

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大部分的家电，我都能独立修理了。

我在巷子里，也渐渐有了名气。

大家都知道，陈瘸子那儿，来了个手艺不错的小伙子。

找我修东西的人，越来越多。

我不再是那个打杂的学徒，我成了“李师傅”。

我开始有了稳定的收入。

虽然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我用自己的手艺，堂堂正正挣来的。

我开始每个月给家里寄钱。

不多，五十块。

但这是我离开工厂后，第一次给家里寄钱。

我在信里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让他们别担心。

我没说我住在哪儿，也没说我过得有多苦。

我只是说，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巷子里要拆迁。

一纸通告，贴在了巷子口的墙上。

整个巷子都炸了锅。

街坊邻居们，有的高兴，盼着拿了拆迁款，住上新楼房。

有的发愁，不知道搬到哪儿去。

我和陈伯的修理铺，也在这片拆迁的范围里。

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要没地方去了。

那段时间，陈伯的眉头，一直紧锁着。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铺子门口，看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他舍不得。

这个铺子，是他的根。

有一天，几个穿着制服，戴着安全帽的人，走进了铺子。

带头的是个胖子，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陈师傅是吧？”胖子趾高气扬地问。

陈伯点点头。

“这是拆迁补偿协议，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吧。”

胖子把文件夹扔在桌上。

陈伯打开看了看。

铺子的面积，加上后面的小屋，一共三十平米。

按照每平米三百块的标准补偿，一共九千块钱。

另外，给一笔搬家费，五百块。

九千五百块。

在当时，不算一笔小钱。

但这点钱，想在城里再买个铺面，根本是天方夜谭。

“太少了。”陈伯说。

“少？”胖子笑了，露出一口黄牙，“老头，别给脸不要脸。这个价，是政策。你不签，有的是人抢着签。”

“我这铺子，是祖上传下来的。”陈伯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祖上传下来的？有房产证吗？”胖子一脸嘲讽。

陈伯沉默了。

这种老房子，哪儿来的房产证。

“没证，就是违章建筑！按规定，一分钱不给都行！给你们钱，是政府照顾你们！”胖子提高了声音。

我当时正在里屋整理零件，听到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冲出去，挡在陈伯面前。

“你嘴巴放干净点！”我指着胖子的鼻子。

胖子愣了一下，随即也火了。

“你他妈谁啊？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我是他儿子！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吼了一嗓子。

整个铺子都安静了。

胖子被我吼得一愣一愣的。

陈伯也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儿子？”胖子打量了我一下，又看了看陈伯的瘸腿，笑得更厉害了，“就他？还能有你这么个儿子？别他妈逗了！”

“我操你妈！”

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拳就打了过去。

我这一年多，搬东西，砸零件，力气比在工厂时大了不少。

这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胖子的鼻子上。

胖子的鼻血，当场就流了下来。

“哎哟！打人了！他妈的打人了！”

胖子捂着鼻子尖叫起来。

他身后那几个人，立马围了上来。

我顺手抄起桌上的一把大扳手，横在胸前。

“谁他妈敢上来试试！”

我眼睛都红了，像一头被惹怒的野兽。

那几个人被我的架势吓住了，一时间不敢上前。

就在这时，陈伯抓住了我的手。

“小伟，放下。”

他的手很干，但很有力。

“陈伯！”我不甘心。

“放下。”他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他平静的眼神，手里的扳手，慢慢地垂了下来。

“好，好！你们等着！给我等着！”

胖子捂着鼻子，撂下一句狠话，带着他的人，狼狈地跑了。

铺子里，又只剩下我和陈伯。

“你啊……”陈伯看着我，叹了口气，不知道是夸我，还是怪我。

“陈伯，他们欺人太甚！”

“我知道。”陈伯说，“但是，打人解决不了问题。”

“那怎么办？就让他们这么欺负？”

“总有办法的。”陈伯说。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铺子门口，总有几个小混混在晃悠。

他们不进来，也不说话，就是往门口一站，斜着眼看你。

街坊邻居想来修东西，看到他们，都绕着走了。

我们的生意，一落千丈。

我知道，这是那个胖子搞的鬼。

我气得好几次想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但都被陈伯拦住了。

“别急，再等等。”他总是这么说。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直到一个星期后，铺子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一个穿着笔挺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

他提着一个公文包，身后还跟着两个人。

他一进门，就四处打量，眼神里带着一股怀念。

“请问，陈继德师傅，还住在这里吗？”他客气地问。

陈继德，是陈伯的名字。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全名。

陈伯从里屋走出来，扶了扶老花镜，看了他半天。

“你是……小马？”

中年男人一脸激动，快步走上前，一把扶住陈伯。

“陈师傅！真的是您！我可算找到您了！”

原来，这个中年男人叫马国良，是陈伯当年在工厂里带的徒弟。

也是最得意的徒弟。

后来工厂改革，马国良下了海，自己开了个电子厂，如今已经是市里有名的企业家。

他这次回来，是听说老厂区要拆迁，特地回来看看。

没想到，找到了自己的恩师。

两人坐下，聊了很久。

从当年的技术革新，聊到后来的世事变迁。

马国良说起陈伯，满是敬佩和感激。

他说，没有陈伯当年的倾囊相授，就没有他的今天。

聊到最后，马国良问起了拆迁的事。

陈伯把情况说了。

马国良听完，当场就拍了桌子。

“欺人太甚！这帮蛀虫！”

他拿出手机，当着我们的面，打了个电话。

“喂？是区建委的张主任吗？我是马国良啊……对，对，我有点事想跟你反映一下……”

我不知道他跟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第二天，那个胖子，提着水果和点心，亲自上门道歉来了。

他鼻子上还贴着创可贴。

他对着陈伯，一个劲儿地鞠躬。

“陈老，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

他又转过头，对着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这位……这位小哥，那天是我不对，我给您赔不是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没说话。

最后，拆迁补偿款，从九千五，变成了三万。

另外，在市郊的开发区，给陈伯批了一块地，让他可以重建一个修理铺。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马国良的功劳。

搬家的那天，巷子里的老街坊都来帮忙。

我们把铺子里那些修好和没修好的电器，一件一件地搬上卡车。

那些瓶瓶罐罐的零件，那些发黄的电路图纸，那些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的工具。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空荡荡的铺子。

门口那块“修理”的牌子，已经被摘了下来，抱在陈伯怀里。

阳光照进空屋，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这里，是我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我重生的起点。

新的修理铺，在开发区的一条新马路边上。

比以前的铺子，大了两倍。

我和陈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重新布置起来。

刷墙，打货架，拉电线。

我们把那个旧的“修理”牌子，重新挂在了门口。

开张那天，马国良送来一个大花篮。

新的铺子，新的开始。

我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零零零年，千禧年。

我二十五岁。

我用攒下的钱，在修理铺旁边，租了一个小单间。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我还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就在附近的一家纺织厂上班，叫小琴。

她的随身听坏了，拿到我这里来修。

我帮她修好了。

她为了感谢我，请我吃饭。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

她不嫌我学历低，不嫌我一身机油味。

她说，她就喜欢我修东西时，那股认真的劲儿。

她说，靠手艺吃饭的男人，踏实。

二零零二年，我和小琴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就在附近的小饭店，请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和街坊。

陈伯是我们的证婚人。

那天，他穿上了马国良给他买的新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把一个存折塞到小琴手里。

“我没啥好东西给你们，这里面有五万块钱，是我攒了一辈子的。你们拿着，买个房子，安个家。”

小琴和我，都哭了。

我们没有要他的钱。

但那份情，我们记在心里。

后来，我们用自己攒的钱，还有跟马国良借的一部分，在开发区买了一套小小的两居室。

有了自己的房子，真正意义上的家。

再后来，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我们给他取名叫“念诚”。

纪念的念，诚实的诚。

纪念我和陈伯的相遇，也希望他一辈子，做个诚实的人。

陈伯当了爷爷，高兴得像个孩子。

他不再下地干活了，每天就坐在铺子门口，抱着我的儿子，给他讲那些我听过无数遍的故事。

讲收音机里的声音是怎么来的，讲电视机里的小人是怎么动的。

阳光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温暖而祥和。

我的修理铺，生意越来越好。

我不再满足于只修一些小家电。

我开始自学电脑，学手机维修。

这个时代，变化得太快了。

我不学习，就会被再次淘汰。

我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会想起一九九八年的那个冬天。

想起那个被工厂开除，身无分文，在街上游荡的自己。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走到那条小巷。

如果那天晚上，陈伯没有打开那扇门。

如果那天晚上，没有那碗热腾腾的面条。

我现在，会在哪里？

我不敢想。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它在你最绝望的时候，关上一扇门，但又会在一个你从没注意过的角落，为你开一扇窗。

重要的是，当窗户打开时，你有没有勇气，爬出去。

如今，我的儿子已经上了小学。

陈伯，在前年，平静地走了。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我把他和他的老伴，合葬在了一起。

那个他恨过，也爱了一辈子的女人。

修理铺，现在由我一个人打理。

我还带了两个徒弟，都是从乡下来的，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我像当年陈伯教我一样，教他们技术，也教他们做人。

我告诉他们，手艺，是咱们穷人家的孩子，安身立命的根本。

学会了，到哪儿，都饿不死。

铺子里，还挂着那块陈伯传下来的，旧得发黑的“修理”牌子。

每当我看到它，我就会想起陈伯。

想起他坐在台灯下，专注地焊着电路板的背影。

想起他说过的话。

“东西坏了，得有人修。”

“人心，也一样。”

是啊。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破碎的东西，和破碎的心。

而我，只是一个修理匠。

尽我所能，把它们，一点点，修好。

来源：风过星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