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初，宋一痕对我说“我对自己的往后作了两个安排:1、在昆明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组织取得联系在昆明工作。2、若找不到组织，或是发生其他情况，就到延安去，到解放区去。”他还说:“在解放区有许多女同志在从事各种工作，你到那里也能参加工作的。”同时，他开始
宋一痕北上使命
席淑英
1946年初，宋一痕对我说“我对自己的往后作了两个安排:1、在昆明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组织取得联系在昆明工作。2、若找不到组织，或是发生其他情况，就到延安去，到解放区去。”他还说:“在解放区有许多女同志在从事各种工作，你到那里也能参加工作的。”同时，他开始在昆明寻找党组织，并同昆明的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如闻一多先生和当时在昆明任教的昊晗同志等。6月，传来了一痕的三妹夫潘朔端在东北海城率部起义的消息，我们很受鼓舞。一痕说:“我一定要努力寻找党组织，等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要求到东北去，我将凭借自己同滇军中一些将领的关系，促进他们起义”这时，一痕已打听到昆明的地下党组织是华岗同志负责。正当一痕即将同党组织取得联系之际昆明发生了“李、闻事件”，当时的昆明完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痕的行动已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在此情况下，一痕果断决定，如果继续下去会给昆明的地下党组织带来危险，只有采取第二步计划，到解放区去。我们决定先取道香港，再转到解放区去。计划确定后，我们开始做离昆赴港的准备，如变卖家具、书籍、用品等以筹集旅费。因出境需要有关方面的证明，一痕找到了卢汉，以“送妻子席淑英到香港就医”为名，向卢汉提出请其帮助出一证明的要求。卢汉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了。当天卢汉将一痕留在他家里详谈了一天。
晚上一痕回家来表现得十分兴奋。当时我们家住在昆明长春路三光巷底，他看了看周围的邻居都已睡静，便和我进行了一次十分有意义而慎重的谈话。他说:“从今天卢汉同我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卢汉对蒋介石歧视、排斥地方力量.
想借内战瓦解滇军的政策极为不满。卢汉想让我利用此次到香港的机会，为他详细了解一下港澳方面及‘外面’(指解放区)的情况，回来告诉他，他想做另一条路的打算。我认为卢、蒋在根本上不和是一个大好机会。”
在这之后，我们加紧了周密的准备工作。1946年9月底，卢汉派他的副官给我们送来了通行证、两张飞机票及一点旅费。到达香港的第一天，我们住在九龙饭店。说来也巧，当我们挂出名牌后，黄洛峰同志就看我们来了。黄洛峰是云南人，是大革命时期党组织的老同志，一痕参加党组织后，他们一起工作过。一痕同黄洛峰见面非常兴奋，他们谈起了大革命时期一起工作的情景，直至深夜。黄洛峰同志告诉我们，他在香港的一个图书室工作，叫“一斋图书室”，要我们经常去玩玩。往后，我们经常往来，在黄工作的图书室我们找到了许多内地没有的进步书刊。通过一段时间同黄的接触我们了解到“一斋图书室”是党在香港的一个联络点，黄洛峰同志是联络点的负责同志。一痕把此次到香港是想到解放区去的目的向黄洛峰同志说明后，黄对一痕说:“党的华南局就在香港，等将此事汇报华南局后再定。你在港等待消息吧厂此后经黄洛峰介绍，一痕找到了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翁伯赞先生，并与党在港的宣传机构《华商报》报馆取得了联系。
1947年初，在黄洛峰同志、《华商报》的同志、剪伯赞先生的帮助下，一痕同党的华南局取得了联系。以后经常来联系的人有:乔冠华、冯乃超、夏衍、吴荻舟、张铁生等同志。随后，华南局的负责人方方同志约见了一痕。一痕向方方同志说明了想到解放区去的目的。方方对一痕说:“宋同志，你要求到解放区去工作可以，但现在的形势是后方同前方一样重要，经组织决定，需要你回云南。”一痕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并向方方同志谈了准备在适当时候策动卢汉在云南起义的设想。方方同志非常赞许，对一痕说:‘.此举事关重大，须汇报党中央后由党中央作明确工作指示，才能开始工作。你在香港等待中央的工作指示吧。”
往后，一痕将在香港得到的有关解放区的消息，以及在港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对全国形势、云南形势的看法，加以详细分析，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昆明给卢汉。
此间，一痕要求华南局的同志帮助打听到了潘朔端起义后的情况，向华南局的同志说明播的妻子宋萍想去解放区的要求。华南局的同志对一痕说:“等我们联系妥当，就马上告诉你通知她来，我们送她去。”一痕把此情况写信告知了宋萍。
我们在香港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为了工作的保密性，我们根本不同香港社会的其他人接触，也就不能做其他工作了。我们在九龙比较僻静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只有党组织的同志知道我们的住处，生活费用都是我的娘家资助，是有限的。在香港这个挥金如土的地方开支简直大得怕人，我们经常都是买一个面包，我和一痕一人吃一半度日。尽管生活多么艰苦，都没有动摇我们工作的信心。
1948年5月，一痕在香港遇到了陈公宪夫妇。因一直没有收到卢汉的来信，一痕向陈打听了卢汉和昆明的近况，并托陈公宪带一口信给卢汉，说:“我因在港有事，目前暂时不能回昆，有事请写信到港给我。”
1948年6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大部土地都已解放。这时一痕接到了华南局转来的中共中央指示。中央指示说:“宋一痕秘密回昆了解云南局势，摸清卢汉态度，做卢汉的工作，然后速回香港向中央汇报。”一痕为了确保此次回昆工作顺利，发了一个电报给陈公宪，望陈到机场接他。6月中旬，一痕在香港经过化装.秘密回到了昆明，由陈公宪开车从机场送到护国路青龙巷我的娘家。一痕让陈去告知卢汉他已从港回昆。次日晚，卢汉派副官开车将一痕接到青莲街卢的家中。一痕向卢汉详细谈了他在香港知道的一切，并按党中央的指示对卢汉进行了工作。卢汉表示必要时愿意考虑起义这条道路。并说要一痕在香港为他了解一些中共方面的事和情况。一痕说自己这次回来是办点急事，不几日，就要到香港去，望卢经常通信联系，如有要事可以立刻打电报叫他回来。一痕回青龙巷后，通过我的三妹席淑芳，秘密约见了宋萍，对宋萍说潘朔端的下落已打听到，现在某军区任副司令员，要宋萍尽快设法到香港去，由党组织送她去解放区。5天后。一痕回到了香港，通过华南局向党中央汇报了回昆的工作情况。党中央认为一痕此次工作很有成绩，要一痕继续在港等待下步工作指示。
1948年底前后，全国大片国土相继解放，许多国民党将领都率部起义，如滇军第60军曾泽生在长春和平改编、傅作义将军在北平率部起义等等。继续顽抗的国民党部队都被解放军歼灭，如滇军第93军在锦州全军被歼。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取得胜利。在这些形势的发展下，中央根据云南局势，指示宋一痕准备第二次秘密回昆工作。恰巧一痕在这时收到了卢汉的急信，要一痕回昆有要事相商。一痕立即向华南局的负责同志汇报此情况。华南局负责同志即刻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认为在云南进行起义策动工作现在已是时机，批示宋一痕回昆直接对卢汉进行工作，并对宋一痕作了具体的工作指示。次日，一痕从港回昆。一痕见到卢汉后，对其说明了全国形势的发展，蒋政权已是“大势所趋，败局已定’，希望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望卢汉为了云南人民作出选择。卢汉对一痕说:“我通过多时的考虑，为了云南的三乡父老，已决心走起义的道路。关于什么时候起义，起义后的工作安排，还有重要的是中央军第8军、第26军驻扎云南，如果行动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起义时希望能够得到解放军的直接支援。为了以上这些事，我已派出一些人去联系。你已到香港两年了，没有人注意你。你在以前(指一痕的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中共组织，中共方面能够信任你，我想只有用你的关系去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你认为能行吗?’’一痕笑道:“我此次回来就是接受了中共中央指示和您商谈的。您既有此决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我在香港已经同中共华南局取得了联系，一直都在进行这项工作。”卢汉又惊又喜，风趣地说:“难怪如此，所以你以前给我的信，和前次来对我说的话都是共产党的言论。真难得你看得那么远。”卢又对一痕说:“你是中共中央方面派来的，有些事我就要问你了，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起义，起义后的工作安排等等。”一痕对卢说:“这些事必须等汇报中共中央，由中央决定。”卢汉又向一痕询问中共方面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说:“我和部下都悔恨是国民党的将领，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起义后能否得到中共方面的谅解?’’
一痕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卢汉作了一些说明。最后卢汉问一痕能不能直接见到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痕说:“如果有必要，能直接见到的。”卢汉为了表示起义的决心，当即由三夫人钟耀琼执笔，写了一份决心书，卢汉亲笔签名盖上了印鉴，交给一痕，要一痕代他亲自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卢汉还希望一痕把他所问的事代他同中共中央领导人面谈。一痕当即表示一定办到。晚上一痕由陈公宪开车秘密送回青龙巷，由我的母亲将卢的决心书缝在一痕的西装马夹里。一痕又秘密约见了担任昆明“干部大队”大队长的三弟宋彬。宋彬向一痕说:“我们那里有许多人都相继跑到‘山那边’去了(指参加‘边纵’)。”一痕说:“你们现在要掌握住局势不要轻举妄动，到时候卢汉会采取统一行动的。”次日，一痕由卢汉派人护送到昆明机场，乘机回港。
一痕回港后，立即向华南局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卢汉的要求。华南局负责同志说:“等汇报中央，约定时间就护送你北上。”
此间，宋萍到达香港，一痕把她交给了华南局。没几天宋萍由党组织护送，同在港的民主人士欧阳予倩夫妇等一起到解放区去了。
1949年6月间，一痕接到中央指示，由华南局护送他去北平。一痕到北平后，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一痕将卢汉的决心书交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一痕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热情地对一痕说:“宋同志，你是我们的老同志了，云南的工作你要多出力。”一痕表示一定为云南人民努力工作。周恩来让一痕在北平休息一段时间，看看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况，等待中央对云南起义的具体工作进行安排。
此后一痕又多次受到周副主席的接见，周副主席还关心地询问一痕这些年的情况。往后，朱德总司令接见一痕。李克农、李维汉等领导同志也多次会见一痕。一痕还会见了张冲同志及剪伯赞先生、李印泉先生等民主人士。两月后，周副主席再次接见一痕。周副主席对一痕说:“经党中央决定，你急速返回昆明工作”周恩来副主席并对云南起义作了三条指示:I,欢迎。2，既往不咎。3,现在还不是时候。谈到联系方案时，周副主席说“同中央的联系还是通过华南局派人联系。”一痕向周副主席说:“我的妻子席淑英也同我一起在香港，她和我同甘苦21年了，是一个可靠的人，我回去，就让她留在香港继续同组织联系。”周副主席对一痕说:“你们是一对革命夫妻。”并同一痕详细地约定了联系办法。临别时，周副主席关心地问一痕失去的组织关系是否需要现在恢复。一痕说:‘.我现在最主要的是完成云南起义工作这项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个人的事等以后再解决，我也将在这次再接受党的考验”周副主席对一痕的话表示赞许，说:“宋同志，我们以后对你还多有借重。”一痕回答:“您只需指示，我一定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
1949年8月一痕从北平回到香港。一痕让我继续留在香港等待中央指示，对我交代了联系办法。我让他放心回昆工作，对他说香港的事我一定办好。这时我的二弟席宣到了香港，想到邓初民创办的“达德学院”上学。由于“达德学院”已解散，席宣想同一痕一起回昆。一痕素知席宣办事可靠，就留席宣在香港协助我工作。一痕第二天就从港回昆，传达了中央指示，同卢汉谈起了此次在北平受到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的情景，在北平期间看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景，各界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情况等等。卢汉听了很受鼓舞，高兴地说:“我走起义这条路确实走对了。”以后每天天黑后，一痕由卢汉派车从青龙巷接上五华山进行起义的秘密筹划工作，次日天不亮秘密送回青龙巷。为了工作的秘密性，一痕化名’’白云”，来接送的人都称他为“白参议”。同时，一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同昆明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由于一痕不能公开工作，同地下党的一切联系都是通过我的三妹席淑芳进行。席淑芳当时是昆明求实中学的教员，昆明地下党组织的预备党员。
1949年9月，蒋介石再次来电催促卢汉到重庆去见蒋。卢汉为此同一痕进行了细致的商量，分析了目前的局势，为了排除蒋介石对云南的疑虑，认为卢汉此次非去不行。卢汉临走前对一痕说:“如我有不测，云南起义照样进行。等中共中央指示一到，你就通知龙泽汇、安恩溥他们，同他们一起行动。我已同他们作了周密的准备。”一痕安慰卢汉说:“主席您不要紧张，根据形势分析，蒋介石是为了笼络人心。您只要在表面上尽量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一定就不日而归，能平安回来的。”第二天，卢汉毅然到重庆去见蒋介石。4天后，卢汉从重庆回来了。
卢汉对一痕说“我在表面上已经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想把云南变成最后的‘反共基地’，近日准备派特务头子毛人凤赴昆指挥‘整肃’(即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一痕对卢汉说:“应马上通知他们撤离。”经卢汉由有关方面通知，当时在“省参议会”的杨青田等同志都各自躲避。一痕又把这情况让席淑芳通知了地下党组织。不日，特务头子毛人凤到昆明亲自指挥逮捕了四五百名进步学生及青年，杨青田等同志由于行动不严密也被逮捕，进步人士杨杰在到香港的当天下午被特务暗害。
此期间，卢汉为了一痕的安全，让一痕暂时停止工作。一痕隐蔽在青龙巷家中，平时由我的父母、弟妹们掩护，若有生人来找，他们就将一痕藏在房后的“滴水巷”内。不久，一痕听说毛人凤将杨青田等许多同志列人要杀害的名单，便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去找卢汉，要卢汉找借口拖延时间，设法营救。卢汉对一痕说:“你放心，我已这样做了，他们不会被害。现在特务活动得很猖狂，你不能轻易出来，再隐蔽几天，等风声平息些后再工作。”一痕要卢汉同他随时保持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邓小平、刘伯承同志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胜利后继续挥师南下。蒋介石妄想利用云南的地理条件做最后挣扎，要将国民党的大批军政机构迁往云南。在此形势下，各方面都加紧了云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此间的一天，三妹淑芳急急忙忙地回家对一痕说:“姐夫，我们有一个叫马一鸣的同志被捕了，希望你能通过卢汉营救他。”一痕立即到五华山去找卢汉。一痕对卢汉说了此事。卢汉说:“我这就派人去查清关押在哪里，等找到后，我就把人给你送来。”晚上卢汉的副官杨志华开车到青龙巷，把马一鸣同志带进家交给了一痕。淑芳将我父亲和两个弟弟及一痕的衣服找来给马一鸣换上，然后将他送走了。
11月，贵阳解放。这时，我在香港收到了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云南可以进行起义的来电，电报是用明码以一个商业性质的名义发来的，这是一痕在北京时同周副主席商定好的方案。我用电码翻译本照翻了电文，电文内容是:“大批车辆已起运，艾、张、陈诸将随行，届时请与我座庄联系为荷。”我立即将此电文照发回昆明青龙巷家中。一痕收到电报后给我一个“电报已收到”的回电，并叫三妹淑芳去找地下党的同志联系。他自己则带上电报上五华山，告诉卢汉党中央的指示来了。
11月14日，我的大弟席宽以为医院买药为名来到了香港(席宽当时在昆华医院工作)。席宽对我说:“姐姐，姐夫叫我告诉你，云南很快就要起义了，姐夫要你带上他从北京带回来的文件速回昆明迎接云南起义。”随后我告诉我的二弟席宣，去告诉华南局的同志，说我马上要回昆明了，要他们有事找我的二弟席宣联系。我让席宣继续留在香港。12月I日，我随身带着一痕从北京带来的《共同纲领》、《论新民主主义》等文件和五星红旗的图样，同我的大弟乘香港至昆明的最后一趟班机回昆。在香港的一切事务都交给席宣处理。在飞机上，席宽对我说:“姐姐，昆明机场很乱，你要多加小心。”我对他说:“我已给家里去了电报”
到了昆明，我一下飞机，陈公宪迎了上来，说他受卢汉的委托早就在此等候，要我们赶快上他的车。这样我们顺利到达了青龙巷家中，一痕已在家等着我们。我把文件交给一痕，一痕就乘陈公宪的车上五华山去了。
12月8日，一痕回到青龙巷家里，把我和三妹淑芳叫到房内，告诉我们说云南起义即将进行起义时需要一面五星红旗，但现在又不能拿到铺子里做，只有由我们赶制，如果能多做几面更好。要三妹做好准备，等接到通知，就去通知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到五华山去。并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慌，家的周围有人保护。随后一痕就乘车走了。随即我们全家都行动起来。我的父亲到铺子里拿来了两匹红布、一匹黄布、一匹白布(当时我父亲经营的“兴盛号”丝线铺也附带卖布)，三妹淑芳向领导借来了缝纫机，我的母亲照图样裁剪，我按尺寸摆搭，淑芳和刘老师(名字忘了)缝着，其他妹妹们用白布缝着套旗杆的裤，大家越干越兴奋，直到把旗做完已是次日天明了。
12月9日晚上9时，卢汉的副宫杨志华开车来到青龙巷。扬说“参议(指一痕)说，起义马上就要进行了，要椒芳立刻去通知地下党负责人，并把五星红旗带上五华山去。”淑芳带上五星红旗随杨志华走了。不久，淑芳回来说她已找到了杨青田同志，杨已到五华山去了。10点昆明全城开始了戒严。午夜，卢汉在五华山光复楼宣布昆明起义了，并向全国发出了昆明起义通电。一痕和杨青田同志走上光复楼，同卢汉热烈握手，祝贺起义成功。从此以后一痕才公开开始工作。次日凌晨1 -0同卢汉乘车视察了昆明的情况，昆明全城非常平静，情况很好。
12月10日清晨，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燎望台上空冉冉升起，从此云南人民脱离了蒋政权的黑暗统治。
卢汉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领导起义后的工作。
卢汉任军政委员会主任.宋一痕是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兼公安处长。
1950年2月，陈赓、宋任穷两将军率领解放军第4兵团进驻昆明。3月，昆明成立了军管会。9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宋一痕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1990年)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