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家卫的根，藏在浙江舟山定海长岗山的晨雾里。长岗山村的老宅旁，曾立着他爷爷王道利亲手盖的三间瓦屋——这位独生子在二十岁出头时迫于生计闯荡上海，在一家公司管门糊口，后来身体垮了，揣着攒下的微薄积蓄回定海养病，盖完瓦屋没几年便匆匆离世。而他的外公王钱利，同样是独苗，在上海朱家角安了家，一辈子只育有一女，便是王家卫的母亲高雯珍。两条孤独的血脉，在上海交汇。父亲王德衍出生于上海，不到二十岁就进了西餐厅当服务员，后来搭上国际货船做了海员，跟着船满世界漂泊，带回的不仅是南洋的香料，还有一身流利的英语。母亲高雯珍是朱家
王家卫的根，藏在浙江舟山定海长岗山的晨雾里。长岗山村的老宅旁，曾立着他爷爷王道利亲手盖的三间瓦屋——这位独生子在二十岁出头时迫于生计闯荡上海，在一家公司管门糊口，后来身体垮了，揣着攒下的微薄积蓄回定海养病，盖完瓦屋没几年便匆匆离世。而他的外公王钱利（舟山当地媒体报道），同样是独苗，在上海朱家角安了家，一辈子只育有一女，便是王家卫的母亲高雯珍。
两条孤独的血脉，在上海交汇。父亲王德衍出生于上海，不到二十岁就进了西餐厅当服务员，后来搭上国际货船做了海员，跟着船满世界漂泊，带回的不仅是南洋的香料，还有一身流利的英语。母亲高雯珍是朱家角姑娘，温婉娴静，与王德衍成婚后，先后生下两子一女：大儿子王家庆出生在香港，五六岁时被母亲带回上海抚养；二女儿王家柱后来嫁给了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的四儿子，从此定居上海；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７日，小儿子王家卫在上海降生，因为父母忙碌，他从小就养在外婆家里，被吴侬软语和弄堂烟火包裹着长大。
童年时代的王家卫在上海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五年。上海的家庭生活给他留下温暖而怀旧的印象：冬日清晨，哥哥姐姐（比他年长十多岁）会和他一起挤在一张床上醒来，母亲通过关系每天为孩子们弄到新鲜牛奶，阳光洒进屋子，一家人共享温馨。这种安全温暖的感觉，是他对故乡最柔软的记忆。
彼时的上海法租界，藏着王家卫童年最柔软的底色。外公王钱利虽是普通人家出身，却有着对生活的精致追求，而母亲高雯珍沿袭了这份讲究，即便在家也总穿着合体的旗袍，梳着整齐的发髻。父亲王德衍出海归来时，会带他去西餐厅吃牛排，教他用刀叉；母亲则在他放学后，牵着他的手钻进法租界的影院，从下午看到深夜。那些年，上海的弄堂里飘着葱花汤面的香气，外婆家的八仙桌上总摆着黑芝麻糊，收音机里循环着周旋的「花样的年华」，这些画面后来都化作了「花样年华」里的旗袍、「２０４６」中的旧宅，成了他电影里挥之不去的怀旧符号。
１９６３年，命运的船再次转向。因为有旧上海帮派背景，父亲王德衍决定举家迁往香港，可当时的政策规定一户只能带走一个孩子。十四岁的王家庆、十二岁的王家柱已经能自理，便被留在上海由外婆照料，年仅五岁的王家卫成了唯一跟着父母南下的孩子。他记得登船那天，姐姐攥着他的衣角哭，哥哥塞给他一把上海奶糖，船开时，外滩的钟楼在雾里越来越小，这份别离的怅然，后来变成了「阿飞正传」里无脚鸟的隐喻，变成了「春光乍泄」里对瀑布的执念——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都藏在了电影的留白里。
初到香港的王家卫，仿佛被抛进了一个陌生的星球。他们住在九龙旺角的唐楼里，狭窄的楼道里永远弥漫着咸鱼和中药的味道。不会说粤语的母子俩，常常被街头的孩童指着鼻子嘲笑「大陆仔」。父亲因为工作常年漂泊，母亲便带着小王卫成了电影院的常客。
在１９６０年代的香港，尖沙咀一带聚集着上百家戏院，母亲每天下午都会在校门口等着他放学，然后两人钻进闷热的放映厅，从邵氏武侠看到好莱坞歌舞片，从黑泽明的武士道看到安东尼奥尼的疏离感。这段每天三四部电影的「填鸭式」观影经历，后来被王家卫称作「最原始的电影学院」。
父亲这个角色对王家卫的影响也很深，虽然在电影中并没有多大的体现。他的父亲后来成了香港最受欢迎的夜总会经理。当时的香港到处都是夜总会，夜总会也算是一个影响较深的回忆了。《重庆森林》就是在一个夜总会拍摄的，是一个西方化的夜总会，由一个富有的菲律宾家庭经营，在香港重庆大厦的地下室。选在这里拍摄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区长大，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
王家卫后来回忆说，自己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出去太远，虽然整个地区（尖沙咀）是娱乐消遣的好地方，适合夜生活，但重庆大厦才是夜总会之所在。那里有香港最好的夜总会之一——叫碧瑶夜总会（Bayside）。（那里也是王家卫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甲壳虫乐队来访香港时，他们在那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的确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１９７６年，王家卫从香港格致书院毕业。这个理科生没有选择按部就班成为工程师，而是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攻读平面设计——这份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的延续，外祖父王钱利的园林设计基因，早已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那时的王家卫一点也不叛逆，乖乖沉浸在线条、色彩与构图的世界里，疯狂迷上了罗伯特・弗兰克的摄影集「美国人」，那些充满颗粒感的黑白照片里，底层社会的挣扎与温情深深打动了他。多年后，他将这种街头摄影的美学融入电影，成就了「重庆森林」里晃动的手持镜头和碎片化的叙事。
只是学习设计颇为费钱，就像当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留学归来，梁启超特意为他们设计路线绕道诸国看遍建筑群落一般，王家卫也需要资金支撑自己的学业与眼界。一到暑假，他便跑到一家牛仔裤专卖店打工补贴开支。命运的齿轮在这时悄然转动，一个出挑的女孩走进店里买裤子，一眼万年，王家卫对她生出了特殊情愫，鼓起勇气主动搭讪。
得知王家卫还在香港理工就读，女孩告知自己正在海外留学。年轻人脾性相投，两人聊得十分投机，没有耽误工作，却在整个暑假里形影不离。那段日子里，开心、浪漫、悠然，就连空气中都漂浮着幸福的因子，王家卫彻底陶醉在初恋的甜蜜里。可幸福总是转瞬即逝，暑假结束，女孩要返校继续深造，这段感情没有过多留恋，她挥挥手转身离去，未带走一片云彩。但留下的思念，却在王家卫心里交汇成雨，那是人生初恋的苦雨，带着青涩的遗憾，令他刻骨铭心。
失恋后的王家卫，为了逃脱内心的苦闷，跑到一家酒吧喝闷酒。酒不醉人人自醉，他对着空酒杯给自己下了个赌注：「３２１，倒计时开始，如果这时进来一个女生，我就开始追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话音刚落，一个戴着墨镜的女生推门而入。迷离的夜晚，失恋的男生，酷酷的女生，注定要碰撞出特别的化学反应。
王家卫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带着年轻人的莽撞与敏感，一阵神侃：「这么晚了，一个女生戴着墨镜，只有三个理由：一她是盲人，二她在耍帅，三她失恋了，不想让别人看到她曾哭泣过的眼睛……」女生倒是沉稳，嫣然一笑反问：「那我属于哪种呢？」「失恋！」王家卫笃定回答。没成想女生反手一击，笑着应答：「照我看来，今晚失恋的人应该是你吧！」被戳破心事的王家卫瞬间破功，哑口无言，只怪自己道行太浅。
这个戴着墨镜的女生，正是香港无线卫视的节目监制陈以靳。她当时为了赶一部连续剧熬红了双眼，特意戴墨镜来酒吧放松，没料到会遇上这样一个有趣的年轻人。交谈之下，王家卫渐渐恢复了敏感的自尊，谈起熟知的影视作品时观点鲜明、颇有见地，让陈以靳暗自惊喜。她主动提议：「不如参加我们无线的导演培训班，学习导演。毕竟，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嘛。」
这份「花式推销」恰好击中了王家卫的心事，当兴趣与梦想撞个满怀，他当即决定报名。就这样，陈以靳成了他的上司，也成了他创作路上的第一个知音。她欣赏这个理工男的独特风格，常常为他的作品提出中肯意见；他熬夜写稿时，她会默默煲好粥陪伴左右。有一次，陈以靳看到王家卫熬红的双眼，心疼地递上一副ＲＡＹＢＡＮ墨镜，低声说：「自己的身体，要爱惜！」那一瞬间，王家卫心底的块垒全被这句暖心之语冲刷，他抱住陈以靳，郑重承诺：「今后的日子，这副墨镜就是我的魔镜，我要永远戴着它……」从此，黑色墨镜成了王家卫的标志性人设，遮住了他的疲惫与敏感，也为他筑起了一道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围墙。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和这个敏感的年轻人开玩笑。１９８０年，王家卫因为沉迷摄影和文学，最终从理工学院肄业。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入ＴＶＢ导演训练班，成为了一名制作助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堪称噩梦：每天要干杂活到凌晨，帮导演端茶倒水、整理剧本，稍有不慎就会被当众辱骂；明明参与了「轮流传」「执到宝」等剧的构思和修改，却只能在片尾字幕里找到一个不起眼的「助理编导」署名，甚至有时连名字都被遗漏。
林奕华曾回忆，那时的王家卫常常趴在导播台上睡着，「四周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他却像一具被抽空的躯壳」，累到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可即便如此，也会被路过的制片轻轻踢醒，递上一叠需要连夜整理的拍摄素材。
青年时期王家卫
他跟着「电视教父」甘国亮做「轮流传」「执到宝」时，不仅要写配角的边角戏，还要负责场记、道具核对，甚至得帮演员背台词，稍有疏忽就会被甘国亮当着全剧组的面批评「做事不用心」。那些日子里，他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常常抱着一堆剧本在茶水间的角落写稿，听着周围人讨论「这个新人到底能不能留下来」，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
１９８１年，王家卫跳槽到新艺城影业，本以为能大展拳脚，却遭遇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老板黄百鸣给他三个月时间写剧本，结果他闭门造车许久，交上来的初稿却被批得一无是处。黄百鸣当着全公司的面质问他：「我写「搭错车」只用了４８小时，「最佳拍档」也不过一周，你三个月写出来的就是这堆废纸？」后来施南生也证实，王家卫领了两个月工资，却几乎没去过公司，更没交出过成型的东西。这段被当众羞辱的经历，后来被王家卫悄悄藏进了「阿飞正传」，张国荣饰演的旭仔在片场被导演指着鼻子骂「没演技」的场景，正是他当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黄百鸣谈王家卫写剧本
大多数人哪怕是王家卫资深影迷，或许都不记得他在新艺城写的第一部电影。那是1982年的《彩云曲》，其中一个男配角是刘德华。讲述甄嬛和安小鸟是中学闺蜜，甄嬛加入TVB训练班成为了演员，安小鸟则独居别墅自暴自弃，用闺蜜的对照组展现奋斗才能拥有美好人生的主旨。
离开新艺城后，王家卫加入了永佳电影公司，成为了一名专职编剧，老板是陈勋奇。说起陈勋奇大家可能不熟悉，但说起《大话西游》里紫霞被捅死的那段BGM（《天地孤影任我行》）你可能就知道了。。但在这个以量产喜剧为主的公司里，他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甚至被卷入了香港电影圈「集体创作」的漩涡里，受尽了隐形的欺负。
那时的香港电影工业，编剧更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永佳的剧本大多由黄炳耀这类资深编剧把控，王家卫作为新人，只能跟着打打下手。他后来回忆，在永佳的七年里，他前前后后构思了近五十个剧本，真正署上自己名字的却只有十几个。很多时候，他在头脑风暴会上熬了好几个通宵想出来的桥段，被资深编剧拿去稍作修改，就变成了对方的成果；有时他辛辛苦苦写完一版剧本，导演看都不看就扔回来，只说「不够好笑」「不够刺激」，让他从头再来，连一句具体的修改意见都没有。
最让他憋屈的是「署名权」的问题。他和黄炳耀合编「伊人再见」时，大部分对白和情节都是他打磨的，但因为黄炳耀是公司的「金牌编剧」，最终的署名顺序黄炳耀在前，报酬却要两人平分，美其名曰「行业惯例」。还有一次，他为一部喜剧写了完整的剧本，拍摄时导演临时加了很多低俗段子，成片和他的初稿几乎没什么关系，可片尾字幕里，他的名字依然在列，仿佛这部烂片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催稿的压力更是如影随形。香港电影黄金时代，老板们恨不得一天出一个剧本，王家卫的「慢」成了原罪。他总说「要躲起来才能写」，可公司根本不给他人独处的时间，催稿电话每天能打十几个到家里。无奈之下，母亲高雯珍只能天天变着花样替他编瞎话，一会儿说「家卫发烧了」，一会儿说「他去上海探亲了」，可挂了电话，看着儿子对着空白稿纸发呆的样子，母亲也只能默默叹气。
更让他寒心的是不被尊重。有一次，他为陈勋奇写「小狐仙」的剧本，因为坚持要保留一个略带伤感的结尾，被陈勋奇当着剧组的面嘲讽：「你一个写喜剧的，搞什么文艺腔？观众是来笑的，不是来哭的！」最终，那个结尾被改成了夸张的闹剧，王家卫看着银幕上陌生的剧情，第一次萌生了「当编剧当怕了」的念头——他不想再让自己的文字被随意篡改，不想再做别人的「笔杆子」。还有一次，他花九个月时间打磨「吉人天相」的剧本，特意细化了廖伟雄和王青之间的情感互动，结果导演廖伟雄觉得「不够热闹」，硬加了几个无厘头的喜剧桥段，把他原本细腻的情感表达拆得支离破碎。
他为谭家明编写的「最后胜利」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提名，这部讲述黑帮小弟与老大情人纠葛的电影，已经显露出他对复杂人性的探索。同年，他与刘镇伟合作编写的「猛鬼差馆」大卖，证明了他在商业类型片上的才华。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为张同祖编写的「江湖龙虎斗」。这部由周润发主演的黑帮片，让制片人邓光荣看到了他的潜力，决定投资让他执导处女作「旺角卡门」。
圈内流传一句话，投王家卫，钱要多，命要长，邓光荣曾经差点被拖垮。拍「阿飞正传」的时候，原本要３个月拍完，王家卫硬是拖了将近一年半。预算从１５００万涨到２３００万港币，当年港片的平均成本也就３００万港币。成本这么高，上映后却只有９００万的票房。邓光荣赔了四五百万，公司濒临破产。后来，王家卫曾在采访中回应过：「那是我必须拍的电影。否则，我就永远拍不出自己的电影。」对他来说，拍出自己想要的最重要。其他的都可以不管不顾。
那时候的王家卫，就像「阿飞正传」里无脚的鸟，在香港电影的江湖里颠沛流离，被轻视、被否定、被随意摆弄。他后来在采访里说「当编剧当怕了，才想当导演」，这话里藏着的，或许正是那些年「被欺负」的委屈与不甘——他太清楚不被尊重的滋味，太明白创作者的心血被践踏有多难受。
可谁也没想到，多年后他功成名就，却在录音里轻描淡写地谈论「现在编剧待遇好多了，以前都不给钱」，转头却用相似的方式对待年轻编剧：让对方熬夜赶稿却随意搁置，推翻所有构思只因为「不合心意」，把当年自己承受过的委屈，变相施加在了后辈身上。这种轮回般的「欺负」，比起早年的窘迫，更让人唏嘘——那个曾经在茶水间角落默默写稿的年轻人，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当年最讨厌的样子。
来源：汤圆的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