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史之乱对于大唐帝国是毁灭性的打击，战争不仅导致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且从此外患也成为常态，更严重的是，皇权也被极大稀释，大唐皇帝在外受制于藩镇，在内被宦官所架空，宦官之祸从此成为帝国的痼疾，直至大唐灭亡。

文 / 子玉

安史之乱对于大唐帝国是毁灭性的打击，战争不仅导致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且从此外患也成为常态，更严重的是，皇权也被极大稀释，大唐皇帝在外受制于藩镇，在内被宦官所架空，宦官之祸从此成为帝国的痼疾，直至大唐灭亡。

要说清楚唐朝的宦官之祸还得从玄宗重用高力士说起。高力士是武则天时代的宦官，以悟性好、办事机灵给事左右，在被中人高延福收为养子之后从而冒姓高。

玄宗在为藩王期间，高力士是倾心附结，玄宗在平定了韦后之乱后擢其为宛中给事，后来高力士又在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期间立了功，从而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于是，高力士从服务者的角色就逐渐延伸到政治圈，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当时四方的奏请都是高力士先看过之后才上奏玄宗，小事高力士自己直接就作主了。

于是，朝臣和边将中的实力派如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都主动厚结高力士，以稳固他们已有的将相地位。

由此就可见高力士看人之精准，能在玄宗还在藩王时就能捕捉到对方身上的雄主体质，进而倾心附结，然后顺利在玄宗龙登九五并掌握实权之后吃到了相当丰厚的政治红利。

到了后来，玄宗甚至在继承人问题上都会听取高力士的意见，比如，太子李瑛被废之后，李林甫想将寿王李瑁推到太子的位置上，但玄宗却以后来的肃宗居长，因此不能下决心，于是高力士就对玄宗说：“推长而立，孰敢争？”

于是，储位遂定。

至于高力士当时在大唐的地位到底有多高，我们从不同的群体对他的称呼中就能看出来：高力士的亲友们尊称其为“二老爹”；王公、公主们则称其为翁；大臣们则直接将其身上“公公”的标签给撕了，称呼其为将军。

后来，高力士又常奉诏为监军，虽然没有出过宫，但还是喜提骠骑大将军的头衔，封渤海公。

可见，玄宗时代，宦官就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开始左右帝国的军政，只不过当时的宦官还处于皇权的控制中，且高力士此人也比较谨慎、对皇室也比较忠诚，所以还没有成为威胁。

至于玄宗为何重用宦官则又是因为，玄宗晚年对政治的兴趣逐渐减小，于是他就想找人替他处理相关政事，但他又怕朝臣在掌握了权力之后发展为权臣，又怕以朝臣和外戚相互制衡会产生内斗，思来想去，他最终就将目光瞄向了宦官，而玄宗在一次次向高力士咨询政事的过程中也认可了对方的能力，于是就打了以宦官来制衡朝臣这张牌。

在玄宗的认知中，宦官是帝王的奴仆，不会产生严重性危害。

可是，当安史之乱爆发，玄宗继续重用宦官时，宦官的危害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因为，不是所有的宦官都有高力士那样的认知和操守。

天宝十四年（755）十二月初一，东征副元帅高仙芝率五万军队从京师长安出发，屯军于陕，同时，玄宗又以宦官监门将军边令诚为监军。至于玄宗为何以宦官为监军，根本原因就是，大唐皇帝和武将之间严重的不信任。

边令诚呢，仗着皇帝的信任出任监军后就以为自己真的懂军事，于是就数次向高仙芝提建议，而高仙芝在面对对方一系列不成熟的建议时当然都是统统不听。于是，边令诚就将这种工作中的分歧上升为权力斗争，因此在入朝向玄宗汇报工作时就添油加醋地给高仙芝编织了各种罪，分别为：听封常清的话，不仅主动放弃了战略要地陕，还动摇了军心，且克扣将士的粮饷。

玄宗和武将之间的信任本来就非常脆弱，在听了边令诚的汇报之后直接就作出了将封常清和高仙芝赐死的决定，由边令诚前往潼关负责此事。结果是，封常清和高仙芝都被杀，潼关的军心也因为两人之死而动摇。

可以说，玄宗杀封常清和高仙芝不仅是自废武功，且屏蔽了两人坚守潼关以消耗敌军的正确建议，因此才有了哥舒翰之后被逼出战的事。潼关被叛军攻克之后，京师长安的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

此后，宦官干扰军事，导致战争周期无限拉长的事还会不断发生。其中，对唐朝平叛战争之军事干扰最大的就是鱼朝恩。

乾元元年（758）九月二十一日，肃宗诏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等九路节度使率军征讨安庆绪。但此次用兵，肃宗却不设元帅，而是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统率军队。

和玄宗一样，肃宗和武将之间也是严重的不信任，尤其是肃宗是在灵武自行登基、合法性被稀释的情况下，他对于驾驭武将就更缺乏信心，只能像玄宗一样，以宦官来钳制前方的武将。

但是呢，不管是政治还是军事，任何人要想成为行家都必须得接受系统化的长期训练，鱼朝恩这种专业水平不行且权力极大的人必然像边令诚一样坏事。

759年正月，面对史思明故意消耗唐军的战术，李光弼建议鱼朝恩：“史思明得魏州，之所以按兵不进，就是为了消耗我军，然后在我军疲惫时出精锐以攻击，我们还是主动攻击吧。”

但这个合理建议却被鱼朝恩否定，结果就是，邺城之战中，唐军九路节度使共计六十万人遭遇惨败，直接导致了东都洛阳城的震动。

按说在经历此次惨败之后鱼朝恩应该能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从而少干预军事，但此后的他对于干预军事的热情却反而更高。

上元元年（760）九月二十一日，肃宗下制，以郭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平定河北，但这个决策却因为宦官鱼朝恩的阻止竟然不能落地。本来，这是唐朝平定河北的最佳机会，因为当时李光弼与史思明相持于河阳，大唐完全可以派兵趁机端了叛军的河北老巢，而这个机会却恰恰因为鱼朝恩的干预而被错过。宦官对于大唐军事的破坏力由此可见。

这也就罢了，鱼朝恩接着又劝肃宗逼李光弼出战，进取东都，理由是，洛阳的叛军将士思家情绪强烈，上下离心，这是收复洛阳的最佳机会（实际上这是史思明的反间计）。

为了逼李光弼出战，鱼朝恩在陕州晃悠一圈回去后竟然凭空给李光弼捏造罪名，他对肃宗说：“李光弼说了，‘贼势尚强，未可轻进’，这是典型的养贼以自重呀。”

一下子就戳中了肃宗的敏感地带。再加上已经站队鱼朝恩的仆固怀恩也表示东都可取，于是朝廷就不断催李光弼出战。当时的李光弼简直就是潼关之战中的哥舒翰，不被理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失败也是大概率的事情。

当唐军到达战场之后，李光弼本来准备依险列阵，但却被仆固怀恩和鱼朝恩所阻止，坚持要在平原上列阵，结果就在双方争执期间，史思明直接率军进攻，唐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丢的满地都是。

要不是随后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弑杀，估计京师长安都有再次陷落的可能。

762年十月，代宗以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但此决策却遭到了宦官鱼朝恩和仆固怀恩的反对，最终，代宗任命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而仆固怀恩在平定河北的过程中却是以节度使的高位引诱叛军之将投降，导致薛嵩和张忠志等叛将在被任命为节度使之后依然是大唐的内忧。

可以肯定，要是让郭子仪负责平叛，河北的藩镇之祸极有可能被解决。可见，宦官不仅影响了战局，还影响了战后的格局，大唐之后的藩镇之祸和宦官对军事的干预有很大关系。

当然，宦官除了干预军事，也极大地参与政治，进而发展到了架空皇权的地步，典型人物就是李辅国。安禄山起兵并攻克潼关之后，玄宗逃亡，在爆发马嵬兵变之后，关中父老强烈请求太子李亨能够留下，当时李亨是在宦官李辅国以及儿子李倓的劝说下才决定留下的，并在李辅国等人的支持下前往灵武登基称帝。

因此，李辅国在李亨登基之后就专典禁军，并管理四方章奏军符，完了又兼为太仆卿，权倾中外。

辅国为了稳固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先是与张良娣联手害死了建宁王李倓，完了又逼死了玄宗，将高力士流放于巫州。当张良娣做了皇后之后与儿子越王李係谋诛辅国时，又被辅国所杀。肃宗在得知消息之后竟然受惊而死。

辅国于是就奉太子李豫即皇帝位，是为代宗。

代宗即位之后，以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尊之为尚父，朝廷大小事务的决策权几乎都落到了辅国手里，辅国甚至还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分。”

就差说代宗是傀儡了。

代宗呢，虽然很生气，但却拿辅国没办法。为了除掉辅国，代宗就选择联手宦官程元振。但代宗在除掉辅国之后，程元振又成为了辅国的再版，以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的身份控制朝政。

由此可见，大唐的宦官之祸是一个渐进式发展的过程，宦官的权力是在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逐渐完成扩张的，是皇权的威望下降之后的必然。

当时，程元振为了立威甚至是直接向藩镇开火，比如，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入朝，被拜为兵部尚书兼同平章事，而程元振竟然因为对方不服从自己而对其进行诬陷，来瑱最终被削掉官爵，流放到施州后赐死。

在这次事件之后，地方节度使就都纷纷据地自保，与朝廷的粘合力越来越差，由此就导致在吐蕃入侵时关西诸道节度使不肯力战，关东节度使持观望态度，吐蕃因此得以长驱进入长安，代宗狼狈逃往陕州。

由此就看见，宦官专权的结果是进一步激化了朝廷和藩镇的矛盾，导致皇权本就微弱的威望是断崖式下跌。

事后呢，代宗也没重治程元振，仅仅是将其削掉官爵，放归田里。

然后，代宗就以宦官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领禁军。

对于鱼朝恩，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都知道此人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掌握权力之后也必然复制李辅国和程元振的路径，典型就是打击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功臣，甚至指挥宰相做事，朝恩曾怒斥宰相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

直到大历五年（770）三月，鱼朝恩伏诛之后，代宗才回收了皇权。

不过呢，凡事都有惯性，大唐的宦官之祸既然已经成为痼疾，就不可能因为一二个宦官被杀而得以解决，尤其是在大唐的内外矛盾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最终，宦官和藩镇之祸将大唐送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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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子玉史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