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天，身上那股子机油味儿，混着汗臭，回家拿肥皂搓三遍都搓不掉。

1981年的夏天，热得像一笼刚出锅的馒头，连风都是烫的。

我在红星机械厂当了快十年车工，不好不坏，不死不活。

每天，身上那股子机油味儿，混着汗臭，回家拿肥皂搓三遍都搓不掉。

我叫王建军，二十八了，在我们那一片儿，这岁数还没结婚，基本就算半个残次品。

我爹是厂里的老会计，一辈子谨小慎微，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赶紧娶个媳-妇，给他生个孙子。

我妈是街道办的，嘴碎，心热，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数落我，以及帮我物色各种她认为“般配”的姑娘。

“建军，你看隔壁张婶她侄女怎么样？屁股大，一看就能生！”

我扒拉着碗里那几根蔫了吧唧的青菜，头也不抬。

“妈，您能让我消停吃顿饭吗？”

“我这不是为你着急吗！你看看你，二十八了！跟你同岁的李强，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呢？”我妈的筷子敲得碗沿当当响。

我爹在旁边“咳”了一声，算是给我解围。

“行了，吃饭。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

我妈瞪他一眼，但总算没再继续。

我住的筒子楼，墙壁薄得像纸，隔壁两口子吵架，吵的什么内容我都能听个一清二楚。

楼道里永远弥漫着一股煤烟、饭菜和厕所混合的复杂气味。

这就是我的生活。

一潭死水。

那天我上中班，下午四点下班，心里头憋着一股邪火。

车间主任又因为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当着所有人的面训我。

那孙子，就仗着自己是个小领导，一天到晚拿鸡毛当令箭。

我懒得跟他吵，吵赢了又怎么样？明天他还不是你主任。

出了厂门，没回家，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一直往浑河边上骑。

河边的风比城里凉快点，吹在脸上，能把心里的火气吹散一些。

我把车子往歪脖子柳树上一靠，自己蹲在河坎上，摸出一根“大前门”，点上。

烟雾缭绕里，我看着浑浊的河水滚滚向东，觉得自个儿的人生也就跟这河水差不多。

浑浑噩噩，不知要流到哪儿去。

正发着呆，下游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有人掉河里了！”

“快来人啊！是个女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站起来伸长脖子往那边看。

一群人围在岸边，指指点点，就是没人下水。

八十年代的人，大多还是淳朴的，但淳朴不代表不惜命。

这浑河水深，水流又急，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心里也犹豫。

说实话，我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我就是个想安生过日子的普通工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话我爹从小就教我。

可那河里，一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姑娘，正在水里一起一伏，眼看就要被冲到河中心去了。

那扑腾的样子，越来越没力气。

“他妈的。”

我骂了一句，也不知道是骂那些看热闹的，还是骂我自己。

我把抽了一半的烟狠狠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

三下五去二，把外面的确良衬衫和裤子脱了，就剩个大裤衩。

“噗通”一声，我扎进了水里。

河水比我想象的要凉，也更浑。

一股土腥味儿直往鼻子里钻。

我水性还行，小时候夏天天天泡在河里。

我奋力朝那个姑娘游过去。

她离我大概有十几米，但水流太急，我感觉游了半天，距离也没拉近多少。

岸上的人还在那儿喊。

“小伙子！当心啊！”

“往左边点！她要被冲走了！”

我顾不上听，也顾不上想。

脑子里就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

终于，我抓住了她的胳膊。

滑溜溜的，像条鱼。

她已经没什么意识了，整个人软绵绵地往下沉。

我一手揽住她的腰，想把她的头托出水面，另一只手拼命划水往岸边游。

太沉了。

一个不会动的人在水里，简直像块秤砣。

我的体力消耗得飞快，腿肚子开始抽筋。

我呛了好几口水，又苦又涩。

那一刻，我真有点后悔了。

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把自个儿的命搭进去，值吗？

我扭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姑娘。

她闭着眼，脸色惨白，嘴唇发紫。

很年轻，看着也就二十出头。

不知道怎么的，心里那点后悔突然就没了。

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

我咬紧牙关，使出吃奶的劲儿，一点一点往岸边挪。

最后那几米，我几乎是靠毅力撑过来的。

岸边有人伸出好几只手，七手八脚地把我们俩拽了上去。

我一上岸就瘫了，躺在泥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肺跟个破风箱似的。

那个姑娘被平放在地上，有人开始给她控水。

一个大妈比较有经验，把她翻过来，拍着她的背。

“咳……咳咳……”

姑娘吐出几口水，终于有了反应。

我侧过头看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活了。

“小伙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是啊，英雄啊！”

周围的人围着我，七嘴八舌地夸。

我摆摆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候，人群里有人“咦”了一声。

“这不是……这不是林副厂长的女儿吗？”

“哪个林副厂长？”

“还能有哪个，咱们市纺织厂的林副厂长啊！叫……叫林徽，对，林徽！”

我心里又“咯噔”一下。

林副厂长？干部家庭的闺女？

这下可好，事情搞大了。

我只想赶紧穿上衣服溜走。

麻烦。我最怕麻烦。

我撑着坐起来，想去找我的衣服。

结果一抬头，就对上了那姑娘睁开的眼睛。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黑白分明，像两汪清澈的泉水。

里面带着惊恐、迷茫，还有一丝……说不出的东西。

她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被她看得有点不自在，别扭地挪开了视线。

“谢谢你……”

她的声音很轻，跟蚊子哼哼似的，但很清脆。

“没事儿。”我含糊地应了一声，爬起来找到我的衣服，胡乱套上。

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难受得要命。

我推开人群，扶起我的破自行车，只想赶紧回家洗个热水澡。

“同志，你等一下！”

是那个叫林徽的姑娘。

她被人扶着站了起来，脸色还是白的，但精神好多了。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

我头也没回。

“雷锋。”

说完，我跨上车，脚下使劲一蹬，车链子“哗啦”一声，跑了。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一个意外的插曲，一段河边的惊险。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听着车间的噪音，闻着熟悉的机油味，感觉昨天的一切都像一场梦。

结果，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车间主任一脸谄媚地跑过来。

“建军啊，出来一下，有人找。”

我心里纳闷，谁会找到厂里来？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跟着他走到车间门口。

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

车子旁边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我昨天救的那个姑娘，林徽。

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更显得眉清目秀。

另一个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严肃。

我一看那派头，就知道是个干部。

“王建军同志是吧？”中年男人先开口了，声音很洪亮。

“是我。”我点点头。

“我是林德生，纺织厂的副厂长，这是我女儿林徽。”他指了指旁边的姑娘，“昨天的事，我们都听说了。非常感谢你，救了我女儿一命！”

说着，他伸出手要跟我握手。

我赶紧在裤子上又蹭了蹭手，才跟他握了一下。

他的手很厚实，很有力。

“林厂长，您太客气了，应该的。”我嘴上客套着，心里却在打鼓。

这阵仗，是想干嘛？

林徽站在她父亲旁边，低着头，偶尔抬眼飞快地看我一下，然后又迅速低下。

脸颊有点红。

“王同志，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林德生旁边的中年妇女也开口了，应该是林徽的母亲，眼圈红红的，“这是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她递过来一个厚厚的信封。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使不得，使不得！我就是顺手的事，不能要钱。”

我这人是有点浑，有点丧，但骨气还是有的。

救人图钱，那成什么了？

“王同志，你别客气！这是你应该得的！”林德生一脸正色。

“林厂长，您要是这样，就是看不起我王建军了。”我把脸一板，“我救人，不是为了这个。”

林德生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这么个普通工人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多了点别的东西。

“好！好样的！”他点点头，“是我们唐突了。那这样，这辆自行车，是我们给你的谢礼。你那辆太破了，以后上下班也方便。”

我看了看那辆崭新的“凤凰”，又看了看我那辆靠在墙角的“永久”。

说不心动是假的。

但我还是摇了摇头。

“林厂-长，真不用。我自己的车，骑习惯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犟劲儿。

可能是在车间主任面前被训惯了，突然面对一个大厂长，反而想挺直腰杆。

场面有点僵。

最后，还是林徽小声说了一句。

“爸，妈，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林德生夫妇俩对视一眼，也觉得再僵持下去不好。

“那好，王同志，我们就不打扰你工作了。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好好谢谢你！”

他们一家三口走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长出了一口气。

车间主任凑过来，一脸的不可思议。

“建军，你傻啊？送上门的钱和自行车都不要？那可是林副厂长！”

我瞥了他一眼，懒得搭理。

回到家，我把这事儿跟我爸妈一说。

我妈一拍大腿。

“哎呦我的傻儿子！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送上门的凤凰牌都不要！你知道那得多少钱吗？得你小半年的工资！”

我爹倒是抽着烟，慢悠悠地说：“不要就不要。咱老王家的人，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我妈白了他一眼：“就你清高！清高能当饭吃啊？”

这事儿在我妈的念叨声中，似乎也该翻篇了。

可我没想到，还有后续。

而且，是个天大的后续。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又是一个傍晚。

我刚下班回家，正蹲在楼道里洗菜，就听见有人叫我。

“王建军同志。”

我一回头，是林徽。

就她一个人。

她穿着那条淡蓝色的连衣裙，站在昏暗的楼道口，显得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是你啊。”我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有事？”

“我……我能跟你单独谈谈吗？”她声音很小，眼神有点躲闪。

我看了看楼道里来来往往的邻居，都伸长了脖子往这边看。

“去河边吧，那儿清静。”我说。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不说话。

到了河边，还是我上次抽烟的那个地方。

夏天的晚风格外舒服。

“说吧，什么事？”我先开了口。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她突然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你……娶我吧。”

“啥？”

我以为我耳朵出了毛病。

风太大，听错了。

“我说，你娶我吧。”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砸在我的脑门上。

我愣了足足有半分钟。

然后，我笑了。

不是高兴的笑，是觉得荒谬的笑。

“姑娘，你没发烧吧？”我伸出手想探探她的额头，又觉得不妥，缩了回来。

“你一个副厂长的千金，要嫁给我这么个穷工人？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体验生活？”

我的语气里带着嘲讽。

我觉得她是在耍我。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没有耍你，我是认真的。”

她声音里带了哭腔。

“那天……我不是失足落水的。”

我心里一动，没说话，等着她继续说。

“我家里……给我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市里一个领导的儿子，我根本不喜欢他，他就是个……流氓。”

她说到“流氓”两个字的时候，身体都在发抖。

“我爸为了自己的前途，非逼着我嫁。我反抗不了，我不想活了，所以才……”

我明白了。

敢情这不是意外，是自杀未遂。

我救的，是一个心存死志的姑娘。

“所以你就想嫁给我？报恩？”我问。

“是。”她点点头，又摇摇头，“一开始是想报恩。我的命是你救的，我这辈子都还不清。我想，嫁给你，照顾你一辈子，是我唯一能报答你的方式。”

“那后来呢？现在不是了？”

“现在……”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也是为了我自己。嫁给你，我就不用嫁给那个流氓了。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是利用你……”

“你倒挺坦白。”我自嘲地笑了笑。

一个副厂长的女儿，为了逃避一门不想要的婚事，要以身相许，嫁给我这个一无所有的车间工人。

这故事，说出去谁信？

太戏剧了。

“王建军同志，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过分。”她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家里条件是比你好，但我嫁给你，什么都不会带过去。我会跟你一起过苦日子，我会干活，我会孝顺叔叔阿姨。我只求你，给我一个名分，让我能摆脱那家人。”

我看着她。

晚霞照在她脸上，那张清秀的脸庞上写满了绝望和恳求。

我动摇了。

我王建军，二十八年的人生，就是一碗温吞的白开水。

从没想过，会有这么浓烈的颜料，突然就泼了进来。

娶她？

一个漂亮的，有文化的，干部家庭的姑娘。

虽然目的是不纯粹的，但结果……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我那些“般配”的相亲对象，跟她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

可这馅饼，烫手。

我知道，一旦我点了这个头，我的人生，将彻底不再是那碗白开水。

可能会变成一杯烈酒，也可能是一碗苦药。

“你让我想想。”我说。

“好。”她点点头，眼里的光亮了一点。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翻来覆去地想。

想她的眼睛，想她说的话，想我那潭死水一样的人生。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找到了我爹。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

我爹听完，沉默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最后，他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

“建军，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你觉得，这姑娘，人怎么样？”

我想了想。

“挺倔的，也挺可怜的。”

“那你呢？你可怜她？”

“有点。”

“光可怜不行。”我爹看着我，“你要想清楚，娶媳-妇，是一辈子的事。你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或者觉得占了便宜，就随便决定。”

“我知道。”

“还有，她家是干部家庭，咱家是工人家庭。门不当户不对，以后日子不好过。”

“她说了，什么都不要。”

“话是这么说。”我爹叹了口气，“人心隔肚皮啊。”

我爹的话，让我冷静了不少。

可我妈知道了，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

“什么？副厂长的女儿要嫁给你？哎呦我的老天爷！咱家祖坟冒青烟了！”

她激动得在屋里直转圈。

“管她为什么！先娶了再说！这么好的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

“妈，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有什么不简单的！她愿意嫁，你愿意娶，不就完了吗！”

我妈的理论，简单粗暴。

但也确实有她的道理。

我又找到了林徽。

还是在河边。

“我想好了。”我说。

她紧张地看着我，攥紧了衣角。

“我娶你。”

她愣住了，眼泪“唰”一下就流了下来。

不是悲伤的，是释放的眼泪。

“但是，我有几个条件。”我接着说。

“你说。”

“第一，咱俩结婚，纯属交易。你为了躲你那门亲事，我为了娶个媳-妇让我爹妈安心。咱俩互不相欠。你什么时候想走，随时可以走，我绝不拦着。”

她点了点头。

“第二，结婚以后，你是我王建军的媳-妇，就得守我老王家的规矩。我爹妈，你得孝顺。家里的活，你得干。”

“我明白。”

“第三，”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咱俩是假结婚，但戏要做足。对外，你就是看上我了，非我不嫁。不然，你爹妈那边，还有你那个‘流-氓’未婚夫那边，都交代不了。”

她咬了咬嘴唇，又点了点头。

“好，我答应你。”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快得像一场龙卷风。

林徽回家跟她父母摊牌了。

据说，林家闹翻了天。

林德生差点没气得犯心脏病，她妈哭得死去活来。

他们想不通，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怎么就铁了心要嫁给一个穷工人。

但林徽的性格，外柔内刚。

她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她甚至以再次寻死作为要挟。

最后，林德生夫妇俩，妥协了。

他们可能也觉得，嫁给我，总比女儿死了强。

我们俩去领了证。

拍结婚照的时候，我俩都面无表情，摄影师怎么逗都笑不出来。

最后没办法，就那么僵着脸拍了一张。

照片上的我俩，看着不像夫妻，倒像是两个即将上刑场的犯人。

没有婚礼，没有宴席。

林徽就拎着一个小包，住进了我们家。

我们家本来就小，两间房。我爸妈一间，我一间。

她来了，我只能在我的小房间里，用帘子隔开，她在里头，我在外头。

新婚之夜。

我俩隔着一层布帘，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

尴尬得空气都要凝固了。

“那个……睡吧。”我先开口，打破了沉默。

“嗯。”帘子后面传来她细若蚊足的声音。

一夜无话。

婚后的日子，就这么平淡又别扭地开始了。

我妈一开始对她，简直像对菩萨一样供着。

什么活儿都不让她干。

“小徽啊，你坐着，妈来！”

“小徽啊，累不累？吃个苹果。”

林徽很不习惯。

她抢着干活，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什么都干。

而且干得有模有样，一点不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我妈渐渐地也就不再那么客气了，真把她当自家媳-妇使唤。

但她从没一句怨言。

我爹话少，但看得出来，他对这个儿媳-妇是满意的。

我呢？

我跟她，还是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吃在同一张桌上，但一天说不了十句话。

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外面那张小床上翻身，能听到里头她轻轻的叹息。

厂里的人都知道我娶了个天仙似的老婆，还是个干部子女。

羡慕的，嫉妒的，说风凉话的，什么都有。

“王建军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

“哼，指不定怎么回事呢？一个副厂长的女儿，能看上他？这里头没猫腻我才不信。”

我懒得理会这些。

日子是我自己的，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转机发生在结婚后大概三个月。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大江南北。

街上开始出现一些“个体户”。

他们摆个小摊，卖点瓜子花生，或者新潮的喇叭裤、蛤蟆镜。

大部分人，包括我，都觉得这是不务正业，投机倒把。

还是铁饭碗最靠谱。

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

林徽破天荒地在等我。

她给我端来一碗绿豆汤。

“建军，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说。”我喝着汤，含糊地应着。

“我想……我们去做点小生意吧。”

“噗——”

我一口绿豆汤差点喷出来。

“你说什么？做生意？你疯了？”

“我没疯。”她很认真，“我观察好几天了。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是那种叫‘的确良’的料子，还有从广州那边过来的花衬衫，喇叭裤。咱们厂里那些年轻人，嘴上不说，心里都想要。”

“那又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去进货来卖啊！”她眼睛里闪着光，“我打听过了，去广州的火车票，来回要几十块钱。我们凑一凑，先少进一点，在夜市上摆个摊，肯定能卖出去！”

我看着她，像看一个外星人。

“林徽，你是不是书读多了，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个体户，那是投机倒把！要被抓的！再说了，我厂里的工作好好的，我去摆地摊？我丢不起那个人！”

“现在政策不一样了！”她有点急，“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不叫投机倒把，这叫搞活经济！”

“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

“报纸上看的，广播里听的。”

我沉默了。

我不得不承认，林徽这个女人，跟我，跟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她虽然文静，但她的脑子里，装的东西比我们多，看得比我们远。

“我没钱。”我找了个借口。

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几块钱，除了家用，剩不下几个子儿。

“我有。”她说。

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

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钱。

有大团结，也有五块的，两块的。

“这是我出嫁前，攒的零花钱，还有我妈偷偷塞给我的，一共三百二十七块五。”

三百多块！

在1981年，这可是一笔巨款。

相当于我快一年的工资了。

我看着那笔钱，又看了看她。

“你把这钱拿出来，不怕我卷了跑了？”我半开玩笑地问。

她摇摇头，眼神很坚定。

“你不会。”

这三个字，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心里颤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被人无条件地信任。

“你为什么非要做生意？”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想再过这种看人脸色的日子了。”她低声说，“不管是看我爸的脸色，还是……看你的脸色。我想靠自己，挣自己的钱，活得有尊严。”

最后一句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看我的脸色？

是啊，她住在我家，吃我家的饭，虽然她也干活，但在外人看来，她就是依附于我。

而我们的婚姻，本质上是一场交易。

她用自己的一生，换一个庇护所。

我突然觉得，自己挺不是东西的。

“干！”我把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这生意，我们做了！”

她惊喜地抬起头。

“你……你同意了？”

“同意了！”我说，“不过，不是你一个人干，是我们俩一起干！”

“可是，你厂里的工作……”

“先请假。要是真干成了，那破工作，不要也罢！”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身体里那潭死水，好像被扔进了一块烧红的铁。

“滋啦”一声，开始沸腾了。

说干就干。

我跟厂里请了半个月的“病假”。

车间主任那张臭脸，我直接无视了。

我揣着林徽给我那三百多块钱，第一次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绿皮火车，又慢又挤。

车厢里充满了汗味、泡面味和各种脚臭味。

我跟林徽分头行动。

我去广州进货，她负责在家附近的市场，找一个摆摊的位置。

我这辈子第一次出远门，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在火车上，我把钱缝在内裤里，一晚上都不敢睡踏实。

到了广州，我整个人都傻了。

高楼，汽车，满大街穿着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

那喇叭裤的裤腿，宽得能扫地。

那蛤蟆镜，戴上连爹妈都认不出来。

我感觉自己像个从山里刚出来的土包子。

我按照林徽提前给我写好的地址，找到了传说中的高第街。

那是一条窄窄的巷子，两边全是卖衣服的摊位。

人挤人，跟赶集似的。

我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跟那些精明的广东老板砍价。

一开始，人家看我土，都狠宰我。

一件衬衫，开价十五，我还到十块，人家理都不理。

后来我学精了。

我就在旁边看，看别人怎么砍价。

我看一个本地人，直接拦腰砍，十五块的衣服，他上来就喊七块。

老板骂骂咧咧，最后七块五成交了。

我学着他的样子，也开始拦腰砍。

老板瞪我，说我是“北佬，不懂行情”。

我就装作要走。

“哎哎哎，回来回来！八块！最低八块！”

我心里乐开了花。

我用三百块钱，进了满满两大包的货。

喇叭裤，花衬衫，还有一种带亮片的连衣裙。

我背着那两大包货，挤上回程的火车时，感觉自己背的不是衣服，是全家的希望。

回到家，我累得像条死狗。

林徽给我端来洗脚水，又给我捏肩膀。

我有点不自在。

“行了行了，我自己来。”

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帮我把脚洗了。

那一刻，我看着她低垂的眉眼，心里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这，好像才是夫妻。

第二天傍晚，我们的“夫妻店”，正式开张了。

我们找的位置不错，就在工人文化宫门口的广场上。

天一黑，这里就聚满了纳凉的年轻人。

我把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林徽把衣服一件件摆好。

我们俩，谁都没经验，站在那里，话都不敢喊。

人来人往，就是没人停下来看。

我有点急了。

“林徽，这么下去不行啊，没人买啊。”

“别急。”她倒是比我镇定，“刚开始都这样。”

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穿着工装的小伙子，一看就是附近厂里的。

他们对着我们的喇叭裤，指指点点，想看又不好意思。

“看一看，瞧一瞧啊！广州来的最新款式！喇叭裤，花衬衫！”

我豁出去了，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这一喊，还真管用。

那几个小伙子凑了过来。

“老板，这裤子怎么卖？”

“十五一条，不二价！”我学着广州老板的口气。

“这么贵？”一个小伙子咋舌。

“贵？这可是广州货！你看这料子，你看这做工！”我拿起一条裤子，开始吹嘘。

其实我懂个屁。

但做生意，气势不能输。

林徽在旁边，适时地递上一面小镜子。

“同志，你可以试试，穿上肯定好看。”她声音柔柔的，比我那破锣嗓子好听多了。

一个小伙子动心了，拿着裤子在自己身上比划。

“好看！精神！”他同伴在旁边起哄。

“十五太贵了，十三，十三我就要了。”

“不行不行，最低十四块五！”我咬死不松口。

最后，十四块成交。

第一笔生意！

我捏着那十四块钱，手心都在出汗。

那不是十四块钱，那是十四颗定心丸！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忙到十一点多。

带来的货，卖出去了一小半。

收摊的时候，我俩数钱。

一共卖了一百三十多块。

除去成本，我们一个晚上，挣了将近六十块！

六十块！

我一个月工资的两倍！

我跟林徽，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狂喜。

我们发财了！

从那以后，我们白天我继续去厂里“装病”，林徽在家整理衣服。

晚上一起出摊。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林徽的眼光很毒。

她总能挑中最时髦，最受欢迎的款式。

而我，脸皮越来越厚，越来越会跟人砍价。

我们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们的钱，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一个月后，我揣着赚来的五百多块钱，去厂里办了辞职。

铁饭碗，我不要了。

车间主任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疯子。

“王建军，你可想好了！辞了职，以后可就没后悔药吃了！”

“想好了。”我把辞职报告拍在他桌子上，“这破地方，老子早就不想待了！”

我走出厂门口的那一刻，感觉天都蓝了几分。

我自由了。

我辞职的事，在我家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妈哭天抢地。

“你这败家子啊！好好的铁饭碗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让我们老王家的脸往哪儿搁啊！”

我爹也气得两天没跟我说话。

只有林徽，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爸，妈，你们相信建军，也相信我。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看着她，心里暖洋洋的。

我们不再满足于摆地摊了。

我们租下了一个小门面，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解放路。

我们的第一家服装店，开张了。

店名叫，“徽军服装店”。

林徽的“徽”，王建军的“军”。

开业那天，林德生夫妇俩也来了。

他们看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店铺，表情很复杂。

林德生把我拉到一边。

“建军，你是个有本事的。小徽跟着你，我……放心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我这个名义上的岳父嘴里，听到一句肯定。

我们的生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火爆。

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对美的渴望，像被压抑了很久的火山，一旦爆发，就势不可挡。

我们的服装店，成了全城最时髦的年轻人的聚集地。

钱，源源不断地流进我们的口袋。

我们从筒子楼搬了出来，买下了一个带院子的小平房。

我给我爹买了他念叨了很久的“上海”牌手表。

给我妈买了金耳环。

二老脸上的愁云，终于散了。

看着我每天往家里拿钱，他们终于相信，我辞职是对的。

我跟林徽的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我们不再是那对隔着布帘的陌生夫妻。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生意场上的伙伴。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一起盘点当天的账目，讨论明天要进什么货。

有一天晚上，我们盘完账，已经很晚了。

我看着她被灯光映照的侧脸，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

我伸出手，把她揽进了怀里。

她浑身一僵。

“林徽，我们……别再分着睡了，好吗？”我声音有点抖。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头埋在我的胸口，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一晚，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

没有交易，没有报恩。

只有两个相互取暖的灵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1984年。

我们的服装店，已经从一家，开到了三家。

我们成了这个城市里，第一批“万元户”。

我买了全市第一辆私家车，一辆米黄色的“拉达”。

开在街上，比后来的法拉利还拉风。

人有钱了，是非也就多了。

眼红我们的人不少。

有模仿我们，在我们店旁边开同样服装店的。

有举报我们“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

工商，税务，隔三差五就来查我们。

但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

每一次货，都规规矩矩。

查来查去，什么也查不到。

最大的危机，来自林徽的那个“前未婚夫”。

那个市领导的儿子，叫赵勇。

他一直对林徽悔婚，嫁给我这个穷工人的事耿耿于怀。

现在看我们发了财，更是眼红得滴血。

他开始处处给我们使绊子。

我们去广州进货，他找人扣我们的车。

我们的店装修，他找地痞流氓来捣乱。

最狠的一次，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一批布料，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然后通过一个我们合作了很久的服装厂，把这批布料做成衣服，卖给了我们。

我们当时没察觉，进了一大批货。

结果衣服卖出去没几天，就出事了。

穿过的人，身上都起了红疹，又疼又痒。

几十个顾客，堵在我们店门口，要求退款，要求赔偿。

报社的记者也来了，对着我们一顿猛拍。

“黑心商家！无良老板！”

“退钱！赔钱！”

群情激奋。

我跟林徽，一下子从被人羡慕的“万元户”，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三家店，全被砸了。

仓库里的货，全被工商封了。

银行的贷款，催着我们还。

我们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垮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觉得，我们完了。

我这辈子，都完了。

是林徽，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她没有哭，也没有抱怨。

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到我面前。

“建军，起来吃饭。”

“我不吃。”我把头埋在臂弯里。

“不吃怎么行？不吃哪有力气解决问题？”

“还解决什么？都完了！”我冲她吼道。

她把碗放在桌上，坐到我身边。

“没完。”她说，“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没完。”

“建军，你还记得吗？你把我从河里救起来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这条命是你给的。现在，我们只是赔了点钱，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能从头再来！”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的眼睛里，没有绝望，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跟我当初决定娶她时，在她眼里看到的那股劲，一模一样。

“我们拿什么从头再来？我们现在身无分文，还欠了一屁股债！”

“钱没了，可以再挣。人心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她握住我的手，“建军，你是我男人，你不能倒下。”

我看着她握着我的手，看着她坚定的眼神。

我心里的那股邪火，又被点燃了。

对，我不能倒下。

我王建军，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

我们开始想办法。

首先，是安抚那些受害的顾客。

我们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包括那辆拉达车。

凑来的钱，一家一家上门去道歉，退款，赔偿医药费。

我们的态度很诚恳。

大部分顾客，最后都原谅了我们。

然后，是找出幕后黑手。

我通过以前厂里的一个哥们儿，辗转打听到了那个服装厂的负责人。

我把他约了出来。

一开始，他什么都不肯说。

我把一沓钱拍在桌子上。

“说出来，这钱是你的。不说，我就去报-警，大家一起完蛋。”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把赵勇供了出来。

有了证据，我直接把材料递到了市纪委。

那时候，国家正在严打经济犯罪。

赵勇他爹虽然是领导，但也保不住他。

赵勇因为“投机倒把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五年。

大快人心。

危机解除了。

但我们，也回到了解放前。

不，比解放前还惨。

我们不仅一无所有，还背了一身债。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这次肯定爬不起来了。

连我爹妈都劝我，算了，别折腾了，回厂里找个活干，安安稳稳过日子吧。

我问林徽，“你觉得呢？我们还要不要继续？”

她笑了。

“当然要。”她说，“我们开服装店，是卖别人的衣服。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衣服呢？”

自己做衣服？

开服装厂？

这个想法，比当初摆地摊还要大胆。

“我们没钱，没设备，没工人。”我说。

“钱，可以想办法借。设备，可以先买二手的。工人，我们可以先自己干。”她看着我，“建军，你敢不敢，再跟我赌一把？”

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

我还能说什么？

“赌！”

我们把那个带院子的小平房卖了，搬回了那个破旧的筒子楼。

拿着卖房的钱，我们租了一个废弃的仓库，买了两台二手的缝纫机。

我们的“徽军服装厂”，就在这两台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中，成立了。

林徽负责设计。

她没有学过设计，但她有天生的审美和直觉。

她画的设计稿，总是那么新颖，那么别致。

我负责跑业务，采购布料。

我们俩，既是老板，也是工人。

白天，我出去跑市场，她在家画图，踩缝纫机。

晚上，我回来帮她一起干。

经常一干，就干到后半夜。

那段日子，很苦，很累。

但我俩，谁都没说过一个“苦”字。

因为我们心里有盼头。

我们设计的第一批衣服，是一款改良的女士风衣。

收腰，大翻领，款式非常洋气。

我拿着样衣，跑遍了全城的百货商场和服装店。

一开始，没人看得上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

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

但我没有放弃。

最后，是市百货大楼的采购科长，一个快退休的老阿姨，看我跑得勤快，人也实诚，给了我一个机会。

“小伙子，看你也不容易。这样吧，你的风衣，我先进五十件，放在我们商场试卖。卖得好，我们再继续合作。卖不好，你就自己拉回去。”

“谢谢您！谢谢科长！”我激动得差点给她跪下。

那五十件风衣，一个星期之内，全部卖光。

甚至还有很多人来问，什么时候有新货。

市百货大楼，立刻跟我们签了一份长期供货合同。

我们的服装厂，活了！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两台缝纫机，根本不够用。

我们买了十台，二十台。

我们招了工人，都是以前厂里下岗的姐妹。

我们的厂房，从一个废弃仓库，换成了一个正规的大厂房。

我们的品牌，“徽军”，开始在这个省，甚至在全国，都有了名气。

我们又发财了。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稳，更踏实。

我们不再是倒卖衣服的“二道贩子”。

我们有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核心技术。

我们从“万元户”，变成了“百万元户”。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

全国的经济，像打了鸡血一样。

我们的事业，也迎来了更大的发展。

我们成立了“徽军服饰集团”。

产品线从女装，扩展到男装，童装。

我们的专卖店，开遍了全国的大中城市。

我，王建军，从一个浑身机油味的车间工人，成了一个西装革履的集团董事长。

林徽，也从那个在河边寻死的绝望少女，成了一个干练优雅的女企业家。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儿子像我，调皮捣蛋。

女儿像她，文静秀气。

我们搬进了全市最高档的别墅区。

家里有保姆，有司机。

我爹妈，也跟着我们享了福。

我妈再也不用为我娶不上媳-妇发愁了，她现在最大的乐趣，是跟一群富太太打麻将，炫耀她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

我爹还是那样，话不多，但每天看报纸的时候，嘴角总是带着笑。

有一年，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

我包下了全市最豪华的酒店，想给她一个惊喜。

她却拉着我的手说：“建军，我们不去酒店，我们回河边看看吧。”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们开着车，回到了那条浑河边。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里变化很大。

河岸修了整齐的石阶，种满了花草。

当年那棵歪脖子柳树，已经长得非常粗壮。

我们并肩站在河边，看着夕阳下的河水，波光粼粼。

“建ü军，”她突然开口，“你说，如果那天，你没有跳下水救我，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想了想。

“我？我可能还在那个破厂里当工人，也可能下岗了。娶一个我妈觉得‘屁股大能生’的媳-妇，每天为柴米油盐吵架，住在那间能听到隔壁打呼噜的筒子楼里。”

“那我呢？”

“你……”我沉默了。

这是一个我不敢去想的假设。

“我可能，早就变成这河里的一堆白骨了。”她替我说了出来，语气很平静。

我伸出手，紧紧地抱住她。

“别瞎说。”

“我没瞎说。”她靠在我怀里，“建军，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人，是你。你不仅救了我的命，你还给了我新生。”

我摇摇头，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傻瓜。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是你，把我从那潭死水里捞了出来。”

“是你，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女人和家庭，去奋斗，去拼搏。”

“是你，让我王建军，活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泛着泪光。

“这么说，我们是互相拯救了？”

“是。”我笑着说，“我们是天生一对。”

我们俩就这么抱着，在河边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月亮升起，洒下一地清辉。

我突然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我跟她说，我们的婚姻是一场交易，她随时可以走。

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她早已经不是我用一条命换来的“赠品”。

她是我王建军的命。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回到家，儿子女儿已经睡了。

偌大的别墅里，安安静静。

林徽去洗澡了。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我们俩的结婚照。

照片已经泛黄，上面的两个年轻人，表情僵硬，眼神疏离。

谁能想到，这样两个人，竟然磕磕绊PAI绊地，走过了二十年，还创造出了一个商业帝国。

人生啊，跟那条浑河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浪头，会把你推向何方。

是礁石，还是港湾。

浴室的门开了。

林徽穿着真丝睡衣走了出来，头发湿漉漉的，带着一股清香。

她走到我身边，拿过我的酒杯，自己喝了一口。

“一个人喝闷酒呢？”

“想点事儿。”

“想什么？”

“想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看着她，“你还记得吗？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我回了你一句‘没事儿’。”

她笑了，眼角有了细细的皱纹，但还是那么好看。

“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你问我叫什么名字，你说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我明知故问。

“雷锋。”

我们俩对视一眼，都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

我拉着她的手，把她拽到我腿上坐下。

“老婆。”

“嗯？”

“下辈子，你还嫁给我吗？”

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歪着头想了想。

“那得看……”她故意拉长了音，“下辈子，你还去不去河边救人了。”

“去！”我毫不犹豫地说，“别说下辈子，下下辈子，只要你在河里，我都会跳下去！”

她笑了，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那我也嫁。”

窗外，月色如水。

我知道，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一笔投资，不是开了多少家店，不是赚了多少钱。

而是1981年那个燥热的夏天，在浑河边上，我奋不顾身地，救下了一个叫林徽的姑娘。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