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的最后50年，五代十国的骄兵悍将为啥不鸟这些高门了

摘要：种姓制度，是影响了印度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物，它将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其中第一等级婆罗门是僧侣贵族，垄断了国家的文化教育；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政贵族，他们控制军队，负责守护婆罗门。

门阀背后的人情账：王导、司马睿与一场被印刷术终结的长局

种姓制度，是影响了印度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物，它将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其中第一等级婆罗门是僧侣贵族，垄断了国家的文化教育；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政贵族，他们控制军队，负责守护婆罗门。

别以为那是远方的故事，我们这边也曾有一群人把读书人的清名和掌兵的硬拳头一起攥在手里。他们坐在祖堂里说话就像发条子，朝廷里的人听得懂，也不敢不听。最麻烦的，是皇帝若靠他们上位，日后到底谁给谁让路？

话要从东汉说起。那时的路，是几家大姓铺出来的，刘秀打天下，靠的不只是刀，还有门口那几张写着“某氏”的名帖。朝廷选人，也更愿意从这些家里挑——你家的祖宗名声干净，田契整齐，族中子弟读书早，那就来先坐个官试试。慢慢地，豪族和官场像是两条藤绕在一起，越缠越紧，便长出了“世家”的样子。

到了东汉末年，家族这棵树已然枝繁叶茂。我们熟悉的那位爱摆谱的袁绍，他的祖宗四代都踩进过“三公”的鞋，这履历拿出去就是一块免检牌。荀家也是门里热闹，人才辈出，到了曹操手下，荀彧那股子清贵劲儿，一看便知不是寒门读书能练出来的气质。

再往前走，魏晋登场。曹丕立了“九品中正”，听起来像是要公正评人，其实更像是把筛子交给本来就有粮的人。豪门自家的子弟往往被评在上等，寒门不够格就先在门外候着。你要说曹魏还留了些缝隙让底层的人钻，那也算；等西晋上来，缝就被缝死了。司马家的江山，更多靠的是贵族间的串门和馆阁里的点头，朝堂像一间会所，没世家名片的人连门槛都摸不到。

真正让人觉得“皇帝只是牌位”的，是东晋的开张。书里后来干脆把那个时代叫做“门阀政治”，不是骂人，是实话。那位被推出来的皇帝司马睿，血脉确实跟司马懿有点关系，但放在乱局里，他只是条干净的纸——干净，就好用。

王导看中的，就是这张纸。他出身琅琊王氏，家里人写得一手好字，交得一群好朋友。年轻时就能在客厅里把局布好，像下围棋——第一步先定星，第二步再做活。他见司马睿安静、无争，像极了几百年前那个被人暗地里称作“奇货”的嬴异人：不惹事的人最适合被推到台上。

建康的风夜，灯光拢着潮湿的江气。王导常在夜里写信，一封封地递到各家大姓的案头，有的信里是软话，有的是硬话，更多的是那种让人看了心里舒服的话：“你家的孩子我替你安排到某处做事。”“你家的田契问题，我已经跟谁谁说了。”他把江东的豪门从一个圈里拉到另一个圈里，不动刀，也能让桌上有人坐不稳。司马睿想不到的路，他替他走了；挡不住的风浪，他把肩膀垫上去。

登基那天，司马睿笑得很好看。年轻的君主最容易感激，王导站在他身侧，也像是年轻了许多。两人的眼神里都有一种“我们是一起把这件事办成了”的热度。可宫墙里的热度从来不保温，等到日子的灰尘落下来，皇帝开始发现一个现实——朝廷里的事怎么都要经过王家点头。仪仗上王的牌子亮，奏折里王的笔迹重。久而久之，他心里就不是一个滋味：这天下明明写着司马的姓，怎么走哪儿都有王家的影子？

皇帝开始动手了，手很轻，但每一下都打在王家的肩胛骨上。王导不接茬，也许是念旧，也许是算账。真正忍不住的是王敦，王家的另一位支柱。他这人脾气直，听见风声就要掀桌子：“我们扶你上来，你还要把手伸进我们家里挑人？”门阀的底气从来不靠嘴，它靠的是资源：田、学、亲缘网，一个个像青筋一样缠在地方上。你要拔一条，旁边的几条马上鼓起来。

公元322年，王敦出手，兵锋直指建康。城里的人能感到空气里多了一点铁味。王导不阻拦，像是对兄长说了一句“你去吧”，又像是在心里暗暗地说：“家要紧。”那一回的风波，有个很扎眼的结果：皇帝新提拔起来的那些出身不那么亮的官员，一个个被清理。有的名字还没在朝堂站稳，就没了。门阀看着，心里像是把窗子关紧了——底层抬头的风，先给挡一下。

司马睿后来郁郁，病痛像小动物一样缠着他。我们常说做皇帝艰难，其实艰难的不是坐龙椅，是坐椅子时发现椅子下面还有一张更大的椅子。东晋那套局，门阀和皇权掰手腕，谁也没想让谁死，只想让对方怕。

时间再拉长一些，走到唐朝。江山又换了姓，但门阀没走，反而有些新的“家底厚”的姓氏浮上来。李家的根在陇西，家谱翻出来一页页都是风光。李世民上来，先砍了一轮贵族的枝条，砍得干净吗？不。皇帝坐在上面，下面那些人照样把孩子送进门，照样在婚姻里说“不合适”。唐文宗有一次想把自己看重的女孩嫁给太子，结果被那位宰相的家里回绝了，转头人家把孙女嫁给一个官职根本不显的少年。皇帝气得拍案：“我们家当了这么久的天子，还比不过你们这些姓崔姓卢的？”他那句喊话没能把门阀吓住，只把自己的无奈说出来。

世间事有个规律：走到极致，常常会自己掰断。唐末的路，就是这样。黄巢起兵，刀光从长安、洛阳压过去，豪门的宅院像房檐下的冰，一块块掉。族谱上开枝散叶的名字被墨水留在了旧纸里，人却没了。但要说这就是终结，也未必。真正要命的，是后面的那段老天不看脸的乱世——五代十国。那些坐镇一方的节度使们，粗手大脚，能耐就是能打，讲起话来不绕弯。他们不需要有家学渊源的表兄弟给自己脸上贴金，军帐里用的，是刀和粮。所以门阀那套“挥毫写天下”的办法，一下子失了压舱石。许多旧宅里藏的书，在兵荒马乱里成了柴火；许多与将军无意的笑话，最后变成了命案。

不过，杀戮不是唯一的扳手。我们现在翻一本轻薄的线装书，往往会忘了——书曾经是贵的，贵到只有几家大姓能按时买纸、请人抄。门阀能跃上台面，就是因为他们把“知道”握在手里。底层的人，拿着锄头，不识几个字，考不上官，走不上台。后来印刷术像一把钥匙，把门上的锁轻轻拧动了。木板上刻过一次，纸就能印很多张。乡里的小书院多起来，字从墙上掉到手心里，读书不再是富家的游戏。科举的路，再不只是走进贵族厅堂才能见到的路。小姓子弟也能拿着文章进京见，朝堂里出现了那些说话没有世家腔的人。豪门的“只此一家”的声势，慢慢被纸张和考场消磨。

你看，这局其实早在东汉就摆好了：用人从家里挑，家里因用人更壮，壮了再挑更好的人，循环往复。魏晋把循环加速，东晋把皇帝放在循环里。唐朝想打断，打了几下，发现老树根深不易拔。到了五代，军人的刀和印刷的板，一硬一软，配合得刚刚好——墙倒了，门也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