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春和景明，长安皇城太极宫的朝会钟声如期响起。与往日不同的是，紫宸殿内的御座旁，多了一张规格仅次于御座的凤椅。高宗李治身着明黄龙袍端坐御座，皇后武则天则身着绣金凤袍居于侧席，君臣朝拜之后，二人共同接受百官奏事，商议国政。这一年，大唐正式

二圣同朝：麟德二年大唐政治格局的重塑

引言：盛世之巅的权力共生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春和景明，长安皇城太极宫的朝会钟声如期响起。与往日不同的是，紫宸殿内的御座旁，多了一张规格仅次于御座的凤椅。高宗李治身着明黄龙袍端坐御座，皇后武则天则身着绣金凤袍居于侧席，君臣朝拜之后，二人共同接受百官奏事，商议国政。这一年，大唐正式进入“二圣同朝”的时代，李治与武则天以夫妻之名、共治之实，开启了帝国政治的全新篇章。

此时的大唐，历经贞观之治与永徽之治的积淀，疆域东抵朝鲜半岛，西至咸海之滨，南达交趾，北括瀚海，国威远播四方，正处在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然而，表面的繁华之下，皇权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革。自麟德元年废后风波平息、上官仪被杀之后，武则天的政治势力已然不可撼动，高宗李治的身体状况愈发不佳，难以独自承担繁重的政务。“二圣同朝”的出现，既是高宗对现实的妥协，也是武则天政治野心的必然结果，更是大唐政治制度发展的特殊产物。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不仅深刻影响了高宗朝的政治走向，更为武则天日后临朝称制、建立武周政权埋下了伏笔，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第一章：权柄渐移——武则天的政治崛起之路

武则天能够从一名后宫嫔妃跻身权力中枢，最终与高宗并称“二圣”，绝非偶然，而是她数十年苦心经营、步步为营的结果，其政治崛起之路充满了谋略与斗争，深刻改变了初唐的政治生态。

永徽二年（651年），武则天二度入宫，被册封为昭仪。彼时的她，虽身处后宫，却已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敏锐度。她深知，在等级森严的后宫中，唯有获得高宗的绝对信任与宠爱，才能站稳脚跟。通过讨好高宗与当时的王皇后，武则天迅速获得高宗青睐，为后续的政治斗争奠定了基础。永徽六年（655年）的“废王立武”之争，成为武则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高宗欲废黜出身关陇贵族的王皇后，册立武则天为后，遭到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武则天审时度势，联合李义府、许敬宗等寒门官员，形成了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最终击败关陇贵族集团，成功登上皇后之位。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后宫的权力格局，更打破了关陇贵族长期垄断朝政的局面，为寒门士子进入中枢开辟了道路。

册立为皇后之后，武则天并未满足于后宫的权力，而是开始积极介入朝政。高宗李治自青年时期便体弱多病，时常头晕目眩，难以长时间处理繁重的政务。武则天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为高宗分担政务，“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她天资聪颖，极具政治才能，处理政务条理清晰、决断果断，很快便赢得了高宗的信任与依赖。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曾多次对大臣感叹：“朕体不佳，诸事皆委皇后，皇后明断，甚合朕意。”随着处理政务的增多，武则天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她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积极提拔支持自己的官员，打压反对势力。显庆四年（659年），她协助高宗清算长孙无忌集团，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核心成员或贬或杀，彻底摧毁了关陇贵族的政治根基。同时，她大力扶持寒门士子，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等后来的名臣，皆在这一时期被提拔任用，逐渐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政治势力。

龙朔年间，武则天的干政程度进一步加深。她不仅参与决策国家重大政务，还对官制进行改革，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自己势力发展的举措。龙朔元年（661年）的官制改革中，她支持李义府等亲信官员主导改革，借机调整官员职位，安插自己的亲信。虽然李义府后来因贪赃获罪被贬，但武则天的政治势力并未受到根本动摇，反而在不断发展壮大。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不满武则天干政，欲废黜其皇后之位，命宰相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武则天得知后，迅速入宫向高宗哭诉，以昔日情分打动高宗，最终使高宗收回成命。随后，武则天借机罗织罪名，将上官仪满门抄斩，彻底清除了朝堂上的反对势力。经此一事，高宗的皇权受到严重削弱，武则天的政治地位更加稳固，为“二圣同朝”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章：二圣同朝——政治格局的正式确立

麟德元年废后风波之后，武则天的政治权威已然超越后宫范畴，成为朝堂上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高宗李治经此一事，也深刻认识到武则天势力的强大，再加上自身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已无力独自掌控朝政。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做出妥协，逐渐接受了武则天参与朝政的事实，“二圣同朝”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麟德二年正月，高宗下诏，正式允许武则天“垂帘于御座之侧，与朕同受朝贺”。这一诏令的颁布，标志着“二圣同朝”制度的正式确立。从此，每当朝廷举行朝会，武则天便会坐在高宗御座旁的凤椅上，垂帘听政，与高宗共同接受百官朝拜，商议国家政务。起初，武则天还较为收敛，多是在高宗授意下发表意见，后来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直接参与政务决策，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拥有最终决定权。

“二圣同朝”时期，大唐的行政体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三省六部制依然是国家行政的核心框架，但决策过程中，武则天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中书省起草诏令时，需同时考虑高宗与武则天的意图；门下省审议政务时，也需兼顾二人的意见；尚书省执行政令时，更是要得到二人的共同认可。为了更好地参与朝政，武则天还在宫中设立了“北门学士”，选拔一批精通经史、擅长文辞的学者入值，为其起草诏书、谋划政务，成为她的专属智囊团。这些北门学士不仅协助武则天处理政务，还负责编撰书籍，宣传武则天的政治理念，逐渐成为武则天掌控朝政的重要力量。

“二圣同朝”的确立，也引发了朝野上下的不同反应。一部分官员对武则天干政持反对态度，认为其违背了“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礼教，担心武则天会篡夺皇权，危害大唐社稷。但经过上官仪案的震慑，这些官员大多不敢公开表达不满，只能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另一部分官员则选择依附武则天，希望通过支持武则天获得更高的官职和更大的权力。这部分官员多为寒门士子，他们在武则天的提拔下进入中枢，成为“二圣同朝”制度的坚定支持者。还有一部分官员则持中立态度，他们既不反对武则天干政，也不刻意依附，而是专注于本职工作，以维护大唐的稳定与发展为己任。

为了巩固“二圣同朝”的政治格局，高宗与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他们继续打击关陇贵族残余势力，扶持寒门士子，扩大统治基础；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减轻百姓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军事上，继续对外用兵，平定边疆叛乱，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麟德二年十月，高宗与武则天决定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泰山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礼仪，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此次封禅，武则天打破传统，以皇后身份参与封禅仪式，并主持了祭祀地祇的仪式，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封禅大典，高宗与武则天不仅向天下彰显了“二圣同朝”的合法性，更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第三章：共治天下——二圣时期的政务实践

“二圣同朝”时期，高宗李治与武则天虽然在权力分配上存在微妙博弈，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共同推动大唐帝国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大唐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延续了盛世的繁荣局面。

在政治方面，“二圣”继续深化官制改革，完善行政体系。他们进一步明确了三省六部的职权划分，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他们大力整顿吏治，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严惩贪赃枉法之人。武则天尤其重视人才选拔，她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创立殿试制度，亲自面试考生，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这些举措不仅打破了门第观念的束缚，为寒门士子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也优化了官僚队伍的结构，提高了官僚体系的整体素质。此外，“二圣”还注重法律建设，组织人员修订《永徽律疏》，使其更加完善，成为唐代法律的典范。

在经济方面，“二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他们继续推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同时，他们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关中的郑白渠、江南的镜湖等，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保障了粮食产量。为了促进商业发展，“二圣”放宽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鼓励商人开展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等城市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中心，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前来贸易。经济的繁荣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为大唐盛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军事方面，“二圣”继续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麟德二年之后，大唐先后出兵平定了百济、高句丽等政权，巩固了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同时，大唐还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管理，击败了西突厥的残余势力，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北方，大唐与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共同抵御突厥的入侵，维护了北方边疆的稳定。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大唐的疆域达到了顶峰，国威远播四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在文化方面，“二圣”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唐代文化的繁荣。他们大力扶持学术研究，组织学者编撰了大量书籍，如《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资料。同时，他们重视教育，在全国各地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在文学艺术方面，唐代诗歌、书法、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王维等一大批著名诗人，以及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武则天本人也极具文学才华，她经常召集文人墨客吟诗作赋，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发展。

第四章：暗流涌动——二圣共治下的权力博弈

“二圣同朝”表面上是高宗与武则天共同治理天下的和谐局面，但实际上，二人之间始终存在着权力博弈，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从未停止。随着武则天政治势力的不断膨胀，她与高宗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成为影响大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高宗李治虽然允许武则天参与朝政，但内心深处始终希望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对武则天的权力扩张保持着警惕。在“二圣同朝”初期，高宗还能掌控大局，对武则天的意见既有采纳也有否决。但随着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高宗对朝政的掌控力逐渐减弱，武则天的话语权越来越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能够独断专行。例如，在对待高句丽的战争问题上，武则天力主出兵，高宗起初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听从了武则天的意见。这种权力的逐渐转移，让高宗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曾多次试图扶持其他势力来制衡武则天，但都因武则天势力过于强大而未能成功。

武则天则在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她通过北门学士掌控朝政机密，起草重要诏令，绕过三省六部等正规行政渠道，直接干预政务决策。同时，她还积极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将大量支持自己的官员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些亲信官员不仅在朝堂上为武则天摇旗呐喊，还负责监视其他官员的动向，及时向武则天汇报，成为武则天掌控朝政的重要工具。此外，武则天还重视培养外戚势力，提拔自己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让他们参与朝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二圣同朝”时期，朝堂上的政治派系斗争也愈发激烈。以武则天为核心的寒门官员集团与以太子李弘为代表的宗室贵族集团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太子李弘是高宗与武则天的长子，自幼聪慧仁孝，深受高宗喜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弘逐渐参与朝政，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成为武则天权力扩张的重要阻碍。武则天对李弘的崛起感到不满，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突然病逝，年仅二十四岁。关于李弘的死因，历史上存在诸多争议，有记载称其是因病去世，也有记载称其是被武则天毒杀。无论真相如何，李弘的去世都极大地削弱了宗室贵族集团的力量，为武则天进一步掌控朝政扫清了障碍。

除了太子李弘之外，高宗与武则天的其他子女也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后，同样与武则天产生了矛盾。武则天借口李贤谋反，将其废黜流放，最终李贤在流放地被逼自杀。三子李显、四子李旦虽然先后被立为太子，但都处于武则天的严密控制之下，毫无实权。武则天通过打压自己的亲生儿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日后临朝称制做好了准备。

第五章：历史回响——二圣同朝的深远影响

麟德二年确立的“二圣同朝”政治格局，虽然只持续了十余年时间（至弘道元年高宗病逝为止），但对大唐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唐代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二圣同朝”时期，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延续了贞观之治以来的盛世局面。在政治上，“二圣”深化官制改革，完善科举制度，打击关陇贵族，扩大统治基础，使官僚体系更加完善，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促进商业发展，使国家经济繁荣，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在军事上，平定边疆叛乱，扩大疆域，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在文化上，扶持学术研究，推动文学艺术发展，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高宗与武则天的共同努力，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圣同朝”格局的形成，打破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政治模式，为武则天日后称帝奠定了基础。武则天通过“二圣同朝”时期的积累，不仅掌握了朝政大权，还培养了一支庞大的亲信势力，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班底。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李治病逝，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掌握了实际的统治权。随后，武则天先后废黜中宗、睿宗，最终在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建立了武周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可以说，没有“二圣同朝”时期的权力积累，就没有武则天后来的称帝之举。

“二圣同朝”也对唐代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微妙变化，北门学士的设立打破了正规行政渠道的垄断，使中枢决策更加灵活，但也导致了权力的分散与滥用。同时，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重用酷吏，打击异己，造成了一定的政治恐怖，影响了官僚体系的稳定。此外，“二圣同朝”还引发了宗室与外戚之间的激烈斗争，导致了多次宫廷政变，对唐代的政治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

从历史评价来看，后世对“二圣同朝”的评价褒贬不一。一部分史学家认为，“二圣同朝”时期，大唐帝国继续保持着繁荣稳定的局面，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为大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部分史学家则认为，“二圣同朝”是武则天篡夺皇权的过渡阶段，她通过不正当手段扩大自己的权力，打压异己，导致了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但无论如何，“二圣同朝”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特殊现象，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它不仅展现了初唐政治的开放与包容，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二圣同朝”时期的权力博弈，也为后世揭示了封建王朝皇权传承的潜在危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的高度集中容易导致权力斗争的激化，尤其是当皇帝体弱多病或能力不足时，后妃、外戚、权臣等势力便可能趁机崛起，引发政治动荡。“二圣同朝”的出现，正是这种制度弊端的集中体现，它警示后世统治者，必须加强皇权的制度化建设，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避免权力滥用与政治腐败，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结语：权力共生的历史镜鉴

麟德二年（665年），李治与武则天并称“二圣”，共同临朝听政，这一事件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圣同朝”不仅是高宗与武则天权力博弈的结果，更是初唐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深刻改变了大唐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

在“二圣同朝”的十余年间，高宗与武则天以夫妻之名、共治之实，共同推动大唐帝国继续向前发展，创造了辉煌的盛世成就。但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博弈也从未停止，武则天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逐渐掌控了朝政大权，为日后称帝奠定了基础。高宗则在身体与权力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失去了对朝政的掌控，成为了名义上的君主。这种权力的转移，不仅引发了朝堂上的激烈斗争，也为唐代后期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二圣同朝”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推动国家发展，也能引发政治动荡。在任何时代，权力的运行都需要受到制度的约束与监督，只有建立健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避免权力滥用与政治腐败。同时，“二圣同朝”也展现了女性在政治领域的非凡才能，打破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为后世女性参与政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回望麟德二年的那场政治变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权力的博弈与斗争，更是一个王朝在盛世之下的自我调整与发展。“二圣同朝”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它所蕴含的历史智慧与经验教训，却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时代，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各方力量的积极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时光流转，千年已逝，“二圣同朝”的繁华与纷争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永远清晰。李治与武则天这对特殊的政治伴侣，以其独特的治理方式，书写了大唐盛世的别样篇章，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借鉴。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