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砸在屋顶上，砸在光秃秃的树杈上，砸在我们村唯一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上。

75年，雪下得特别大。

那雪不是一片一片往下飘，是卯足了劲儿，一团一团往下砸。

砸在屋顶上，砸在光秃秃的树杈上，砸在我们村唯一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上。

我叫李建民，那年二十三，是李家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泥腿子。

但那年冬天，我干了件全村都觉得不普通的事。

我娶了林舒。

林舒是城里来的知青，上海的。

她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村的姑娘，脸是麦色的，手是粗的，嗓门是亮的，笑起来“咯咯咯”能传出二里地。

林舒不是。

她皮肤白，像开春头锅磨出来的豆腐，嫩得能掐出水。

她手细，拿锄头都像捏着根绣花针。

她不怎么大声说话，声音小小的，软软的，像猫爪子挠心。

她刚来那会儿，村里的后生们眼睛都看直了。

我也看。

但我不敢凑上去。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爹是村里木匠，我是他唯一的徒弟，一天到晚跟木头疙瘩打交道，身上全是刨花味儿。人家是吃商品粮、喝自来水长大的城里姑娘，我是啃玉米窝头、喝井拔凉水长大的。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可缘分这东西，谁说得清呢？

那天队里分派活儿，修知青点漏雨的屋顶。

队长扯着嗓子喊：“谁家爷们儿手巧的？去帮衬一把！”

我爹推了我一下。

“去。”

我就去了。

知青点那几间破泥屋，被雨水泡得不成样子。林舒她们几个女知青，正拿着盆盆罐罐在屋里接水，一个个愁眉苦脸。

我爬上房顶，三下五除二找到漏点，换瓦，抹泥。

干完活，从房顶上溜下来，一身的泥水。

林舒端着一碗热水递给我，碗边还放了两块糖。

“李师傅，谢谢你，喝口水暖暖身子。”

她喊我“李师傅”。

村里人都喊我“建民”或者“木匠家的”。

就她，喊我李师傅。

我当时脸“刷”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脖子根。

我接过碗，手抖得厉害，碗里的热水都晃荡出来，烫得我“嘶”了一声。

她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给我擦手。

那手绢是蓝色的，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白兰花。

香。

不是村里女人身上那种皂角味儿，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淡淡的清香。

我的魂儿，好像就跟着那香味儿，一起被勾走了。

从那天起，我就老往知青点跑。

今天送两根自己刨光的板凳，明天扛一袋自家晒干的红薯干。

借口都是“队长让送的”。

其实队长啥也不知道。

林舒每次都收下，然后客客气氣地跟我说谢谢。

但她看我的眼神，我懂。

那眼神里没有嫌弃，没有城里人看我们乡下人的那种俯视。

是一种好奇，还有一点点……暖。

转折点是75年秋天。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飞遍了所有知青点。

要返城了。

可以回城了！

知青点瞬间就炸了锅。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抱着啃了半拉的窝窝头又哭又笑。

那是他们盼了多少年的事啊。

林舒也收拾东西。

我看着她把一本本书、一件件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进一个老旧的木箱子里，我的心就像被那箱子盖“哐”一下，给合上了。

憋得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揣着两瓶我爹珍藏的苞谷酒，去找她。

我俩就坐在知青点门口的石磨上，一人一口地喝。

酒很烈，烧得喉咙疼。

“建民。”她先開了口，眼睛看着天上的月亮，月光洒在她脸上，更白了。

“嗯。”我应着，不敢看她。

“我要走了。”

“嗯。”

“回上海。”

“……嗯。”

除了“嗯”，我不知道还能说啥。

我一个泥腿子，我能说啥？我说你别走？我拿什么留她？拿这三间茅草屋，还是这一辈子刨不完的木头？

沉默。

死一样的沉默。

只有風吹过旁边玉米地的“沙沙”声。

突然，她转过头，眼睛亮得嚇人，直勾勾地看着我。

“建⚫民，你娶我吧。”

我“嗡”的一下，腦子裡像炸開一个响雷。

我以为我喝多了，听错了。

“你说啥？”

“我说，你娶我。”她一字一句，说得特别清楚，“我们结婚。”

我愣了足足有半分鐘。

“为啥？”我问，声音都哑了。

“我爹……我爹成分不好，这次返城的名单，第一批没有我。聽说，要是在农村结了婚，安了家，以后审核会松一些，可以作为‘投亲靠友’的理由申请调回去。”

她话说得很直白，也很残忍。

像一把刀子，先把你的心剖開，再给你抹上一层蜜。

我明白了。

她不是想嫁给我，她是想拿我当个跳板，一块能让她跳回城里的石头。

心，疼得厉害。

像被人拿锥子一下一下地扎。

我看着她。

月光下，她眼角有泪。

我知道，她也不想这样。一个上海长大的姑娘，被扔到这穷山沟里好几年，她做梦都想回去。

换成是我，我也会不择手段。

我把剩下的小半瓶酒一口气灌进肚子里。

“好。”我说。

“我娶你。”

我爹差点没拿刨子把我给削了。

“你疯了！李建民！你个憨子！”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人家那是拿你当筏子过河！过了河就要拆桥的！你懂不懂！”

我娘在一边抹眼泪。

“建民啊，咱庄稼人，就找个庄稼媳妇，安安稳稳过日子。城里姑娘，咱攀不上，也留不住啊……”

我懂。

我怎么会不懂。

但我看着我爹娘，我说：“爹，娘，我就想娶她。”

哪怕只有一天，一个时辰，我也认了。

我就是魔怔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吹唢呐，没有放鞭炮。

就在我家那两间正房里，摆了两桌。请了队长、村里几个長辈，还有知青点的几个知青。

林舒穿了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是她箱底唯一一件鲜亮的衣服。

她没笑。

我也没笑。

来吃酒的乡亲们眼神都怪怪的，有同情，有看热闹。

我全当看不见。

我给她夹菜，她就吃。

我给她倒酒，她就喝。 But she didn't drink.

敬酒的时候，她端着杯子，手一直在抖。

我知道她心里苦。

洞房花烛夜。

我俩坐在炕沿上，中间隔着能睡下一个人的距离。

煤油灯的火苗“噼啪”跳了一下。

“建民。”她又喊我。

“嗯。”

“对不起。”

“没啥对不起的。”我说，“你没逼我，是我自己愿意的。”

她不说话了，肩膀一耸一耸地开始哭。

哭得特别伤心，特别压抑。

我没去哄她。

我知道，她哭的不是嫁给我，是她回不去的家，是她看不到头的苦日子。

我就那么坐着，听她哭。

一直哭到后半夜，她哭累了，就和衣躺下了。

我给她盖上被子，自己搬了条凳子，在地上坐了一宿。

从那天起，林舒就成了我的媳妇。

她搬出了知青点，住进了我家。

我把我的房间腾出来给她，屋里重新刷了白灰，我还熬了好几个通宵，用最好的椿木给她打了一套新家具。

一张雕花的床，一个大衣柜，还有一张带镜子的梳妆台。

村里人都说，我这是把心都掏出来了。

林舒对我，也说不上不好。

她学着给我洗衣做饭，虽然饭经常烧糊，衣服也洗不干净。

她学着跟我娘喂猪 chopped vegetables, although she often cut her hands.

她见了村里人，也会 shyly call out "aunt" or "uncle."

她努力地想融入这个家，融入这个村子。

但我知道，她不属于这里。

就像一只关在鸡笼里的白天鹅。

她不开心。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西边的天空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她在想上海。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能听见她在被窝里偷偷地哭。

我心里难受，但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能做的，就是对她好一点，再好一点。

队里分的白面，我全留给她吃，我跟爹娘啃玉米面饼子。

我托人从县城里给她买雪花膏，买带香味的胰子。

我知道她爱看书，我就到处去淘换。什么《红岩》，《林海雪原》，甚至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我都给她弄来了。

她看书的时候，眼睛里才会有光。

那光，是我在别的时候从来没见过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一场又一场。

林舒怕冷。

我每天晚上都提前把炕烧得热热的，再给她灌一个滚烫的热水袋塞进被窝。

有一天半夜，我被尿憋醒，迷迷糊糊地要去院子里。

刚推开门，一股寒风灌进来，我打了个哆嗦。

我听见她屋里有动静。

我悄悄走过去，从门缝里往里看。

她没睡。

她穿着我给她做的大棉袄，坐在梳妆台前，就着微弱的 "煤油灯" 光，在写信。

她写得很慢，写几个字，就停下来，用手背抹一下眼睛。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

我知道她在给谁写信。

我知道她有多想家。

日子就在这种平静又压抑的气氛里，一天天过去。

转眼，到了75年底。

第二批返城名单下来了。

那天，邮递员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一路喊着冲进我们村。

“林舒！林舒的信！”

全村都轰动了。

林舒从屋里跑出来，臉色苍白得像纸。

她接过那封蓋着紅色邮戳的信，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她不敢拆。

是我帮她拆开的。

一张薄薄的纸。

上面写着：林舒同志，经审核批准，同意您返回原籍上海。

同意了。

她可以回家了。

我拿着那张纸，感觉有千斤重。

林舒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然后，她“哇”的一声就哭了。

不是那种压抑的、偷偷的哭。

是嚎啕大哭。

她蹲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好像要把这几年受的所有委屈，都哭出来。

村里人都围过来看。

我娘走过来，默默地把林舒扶起来，搂在怀里。

“好孩子，能回家了，是好事，别哭了。”

林舒在我娘怀里，哭得更凶了。

那天晚上，我家没开火。

谁都没心思吃饭。

我爹坐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旱烟，烟雾缭annoys his face.

我娘在屋里收拾东西，把给她攢的鸡蛋，做的布鞋，都往一个包袱里塞。

我呢？

我把自己关在木工房里。

我拿出一块最好的梨花木，我要给她打一个箱子。

一个能配得上她上海姑娘身份的，漂漂亮亮的小箱子。

我刨啊，锯啊，凿啊。

木工房里只有我一个人，還有刨花飞舞的声音。

我眼睛里全是汗，还是泪，我也分不清。

我只想干活，不停地干活。

好像只有这样，心才不会那么痛。

我干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箱子做好了。

我用砂纸一遍一遍地打磨，直到它光滑得像镜子，能照出人影。

我抱着箱子走进屋。

林舒已经起来了。

她眼睛肿得像桃子。

她看着我，和那个崭新的木箱。

“建民……”

“给你装东西。”我说，“比你那个旧的结实。”

她走过来，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箱子，从这头，摸到那头。

“真好看。”她说。

然后，她又哭了。

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雪都化了，路很泥泞。

我借了村里唯一一辆牛车，送她去镇上的火车站。

我爹我娘都去送她。

我娘拉着她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舒啊，到了家，给俺们来封信，报个平安。”

“嗯。”林舒点头，声音哽咽。

我爹还是那副样子，闷着头不说话，但眼圈是红的。

他塞给林舒一个布包，沉甸甸的。

“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我知道，那里面是我家攒了小半年的钱。

牛车“吱呀吱呀”地走在泥路上。

我俩一路都没说话。

快到镇上的时候，她突然开口。

“建民，你会怪我吗？”

我看着前面赶车的牛屁股，我说：“不怪。”

“你是个好人。”

“嗯。”

“我……我回上海安顿好了，就……就给你办手续。我爹有战友在革委会，他说能想到办法。你等我，我一定会回来接你。”

她转过头，很认真地看着我。

“你一定要等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话，我爹早就跟我“预演”过了。

他说：“她要是说让你等她，你听听就算了。城里姑娘的心思，咱摸不透。她要是真有良心，那是咱的福分。要是没回来……那也是命。”

我看着林舒那双又红又肿但无比真诚的眼睛。

我说：“好，我等你。”

火车站人山人海。

全是返城的知青和送行的亲人。

哭声，喊声，乱成一锅粥。

火车“呜——”地一声长鸣，要开了。

林舒被人群挤着往车厢里走。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有不舍，有愧疚，有决绝，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她把她脖子上一直戴着的一支钢笔解下来，塞到我手里。

“建民，这个你留着。等我回来。”

车窗关上了。

火车缓缓开动。

我捏着那支冰凉的钢笔，站在站台上，看着那列绿皮火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天边。

我没哭。

一个大男人，站在人来人往的站台上，哭像什么样子。

我就那么站着，一直站到站台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我爹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回吧，建民。”

我回了。

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了我的等待。

林舒走了，但她好像又没走。

屋子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

梳妆台上还放着她用了一半的雪花膏。

衣柜里还挂着她没来得及带走的旧衣服，上面有她的味道。

我每天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她用过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我总觉得，她推开门就能回来。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更奇怪了。

“建民，别等了，人家回了上海，就是凤凰飞回了枝头，哪还会记得你这个山沟里的土鸡？”

“就是，我二舅家的表侄子就在上海，他说知青回去都抢手得很，好多都嫁给干部子弟了！”

我听了，就跟他们吵。

“你们懂个屁！林舒不是那样的人！她说回来就一定会回来！”

我吵赢了，心里却虚得很。

我唯一的指望，就是信。

我每天都去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等。

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声音。

半个月后，第一封信来了。

是林舒写的。

她说她平安到家了，家里一切都好。她说上海变化很大，高楼多了，马路宽了。

她说她很想我。

信的末尾，她写：建民，勿念，等我。

我拿着那封信，反复看了几十遍，连信纸上的褶皱都快被我摸平了。

我高兴得像个孩子，拿着信给我爹娘看。

“看！我就说她会来信的！”

我爹看了看信，叹了口气，没说话。

我娘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给她回信。

我没什么文化，字写得歪歪扭扭。

我就写村里的事。

东家的牛生了牛仔，西家的媳妇生了胖小子。

我种的向日葵开了花，结了好多瓜子，都给你留着。

我给你打的那个梨花木箱子，我又刷了一遍漆，更亮了。

信的最后，我学着她的样子写：林舒，我等你。

我们就这样通信。

一个月一封，雷打不动。

她的信里，开始说起办我户口的事。

她说很难。

政策卡得紧，农村户口迁到上海，比登天还难。

她说她爹找了好多关系，请了好多人吃饭，但都没什么进展。

她说让我别着急，她会继续想办法。

我回信说：我不急，你慢慢来，别累着自己。

其实我心里急得像着了火。

但我不能让她知道。

她在那边已经够难了，我不能再给她添乱。

76年，伟人去世了。

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片悲伤里。

那一年，我没收到林舒的信。

整整三个月，一封都没有。

我慌了。

我以为她出什么事了。

我写信去问，信却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一个戳：查无此人。

我彻底懵了。

怎么会查无此人？

我爹说：“可能……是搬家了？”

我疯了一样，托人到处打听。

最后，还是那个在上海的二舅家的表侄子，帮我打听到了。

他说，林舒家确实搬家了。

因为她爹的“问题”平反了，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分了新的房子。

他还说……他还说，林ou Shu was arranged a job at a textile factory.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为她高兴，真的。

但我也害怕。

她爹官复原职了，她有了好工作，她家的门槛，是不是更高了？

我这个农村的“丈夫”，在她家眼里，是不是更碍眼了？

我不敢想下去。

我又给她写信，寄到她工作的纺织厂。

这次，信没被退回来。

又过了半个月，我收到了她的回信。

信很短。

她说她很好，工作很忙，让我不要担心。

关于户口的事，她说她还在努力。

信的最后，还是那句：等我。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两个字，没有以前那么有力了。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79年，改革开放了。

村里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家干活的劲头都足了。

我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我靠着木匠手艺，开始接一些私活，给乡里乡亲打家具。

我攒了一些钱。

我想，等林舒接我去了上海，我也不能光吃她的。我得有自己的本事。

我买了好多木工的书，开始研究更复杂的样式，什么苏式家具，广式家具。

我做的家具，在十里八乡都有了名气。

很多人托人来说媒。

“建民啊，你都快三十了，还等啥呀？”

“那个上海知青，怕是早把你忘了！”

“你看隔壁村的翠花，多好的姑娘，人实在，又能干。”

我娘也劝我。

“建民，你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就想抱孙子……你就……算了吧。”

我每次都摇头。

“娘，我跟林舒结了婚，领了证的。她是我媳妇。她说让我等她。”

我把那张已经泛黄的结婚证拿出来，放在胸口。

这是我的凭证，也是我的枷锁。

我和林舒的信，越来越少。

从一个月一封，到三个月一封，再到半年一封。

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短。

她不再说上海的高楼大厦，也不再说她工作上的趣事。

她只是问候一下我爹娘的身体，然后说一句“一切都好，勿念”。

户口的事，她再也没提过。

我也默契地不问。

我怕一问，连这最后一点念想都断了。

80年代中期，我爹走了。

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建民，爹对不住你……当初要是拦着你……你现在可能……孩子都该满地跑了……”

我跪在床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唰”地往下流。

我给我爹磕了三个响头。

爹，我不怪你。

是我自己选的路。

我把爹去世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林舒。

等了很久，才收到她的回信。

信里夹着两百块钱。

她说她工作忙，走不开，就不回来奔丧了。

她说钱不多，让我给我爹买口好点的棺材。

我捏着那两百块钱，手都在抖。

我没用那钱。

我用自己攒的钱，给我爹打了一口最厚实的柏木棺材。

剩下的钱，我托人去邮局，原封不动地寄了回去。

我没附信。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从那以后，我们彻底断了联系。

她不再来信。

我也不再写。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她来之前的样子。

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刨木头，打家具，照顾我娘。

只是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从看热闹，变成了怜悯。

“唉，可怜的建民，等了一辈子，等到一场空。”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

我只是习惯了。

习惯了每天晚上把那个梨花木的小箱子拿出来擦一遍。

习惯了看着梳妆台上那瓶已经干涸的雪花膏发呆。

习惯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她所有的信，一遍一遍地读。

我总觉得，她没忘。

她只是太难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90年代。

我四十多岁了。

我娘也走了。

临走前，她跟我说了同样的话。

她说：“建民，娘不逼你了。你要是觉得等下去，心里能舒坦，你就等。要是觉得累了，就找个伴儿……”

我娘走后，那个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空荡荡的。

有时候我做完活，坐在院子里，能坐到天黑。

我跟自己说，李建民，你就是个傻子。

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你等了二十年，你等来了什么？

我回答不了自己。

99年的夏天，特别热。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叫得人心烦。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给一张八仙桌上漆。

村口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我们这山沟里，平时很少有汽车进来。

我没在意，继续低头干活。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请问，李建민师傅在家吗？”

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说普通话，很好听。

我抬起头。

门口站着一个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

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打着一把遮阳伞。

白白净净的，斯斯文文的。

像……像当年的林舒。

我愣住了。

“我就是李建民，你找我？”

那姑娘走近了，打量了我一下，又看了看院子里的家具。

“您就是李师傅啊。”她笑了笑，“我叫周雯，是个记者。我听说您做的苏式家具特别地道，想来采访一下您。”

记者？

我更懵了。

我一个鄉下木匠，有什么好采访的？

但我还是把她请进了屋。

屋里很暗，也很乱，堆满了木料和工具。

她也不嫌弃，自己找了条小板凳坐下。

她问了我很多关于木工的问题。

怎么选料，怎么开榫，怎么雕花。

我都一一答了。

说着说着，她突然话锋一转。

“李师傅，我听说……您一直没有结婚？”

我的心沉了一下。

“结过。”我说。

“哦？”她好像很感兴趣，“那您的爱人呢？她……”

我沉默了。

我不想跟一个陌生人说我的事。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抵触，连忙道歉。

“对不起，李师傅，是我唐突了。”

她站起来，说要去院子里拍几张照片。

我点点头。

她拿着相机在院子里“咔嚓咔嚓”地拍。

拍那些没完工的家具，拍那些堆积的木料。

最后，她的镜头停在了我给林舒打的那套嫁妆上。

那套家具，我一直没舍得卖，也没舍得用。

就那么摆在屋里，落满了灰尘。

“李师傅，这套家具……好漂亮啊。”她由衷地赞叹。

“是我给我媳妇打的。”我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您媳妇一定很幸福。”

我苦笑了一下。

幸福？

她可能早就忘了，还有这么一套家具，还有我这么一个人。

周雯拍完照，就告辞了。

我送她到村口。

临上车前，她回头对我说：“李师傅，您是个有故事的人。您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我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我以为这只是个偶然的插曲。

没想到，一个月后，我居然在省报上看到了关于我的报道。

标题是《深山里的工匠精神：一个人的坚守》。

文章写得很好。

把我说成了一个淡泊名⚫利、一生只为做好一件事的民间艺人。

关于我的婚姻，文章只用了一句话带过：他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妻子返城后再无音讯，他便与木头为伴，终身未再娶。

这篇文章，火了。

önce ilde, sonra ülke çapında.

好多记者都跑到我们这个小山村来采访我。

电视台的也来了。

长枪短炮地对着我。

我一下子成了名人。

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还是关于我那个“返城后再无音讯”的妻子。

他们想挖出一个“当代王宝钏”的故事。

我什么都没说。

这是我跟林舒之间的事，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我把所有记者都赶走了。

我想过平静的日子。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那天，我正在家里吃饭。

村长领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那人五十岁上下，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

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大干部。

“建民啊，这位是上海来的陈先生，找你的。”村长介绍道。

上海来的？

我的心猛地一跳。

姓陈？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

眼神很复杂。

“李建民同志，你好。”他伸出手。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跟他握了一下。

他的手很软，很暖。

“我叫陈志远。”他自我介绍，“我是……我是林舒的爱人。”

“轰——”

我脑子里最后那根弦，断了。

林舒的……爱人。

我看着他，嘴巴张了张，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原来……她早就结婚了。

原来，我等了二十多年，真的只是一个笑话。

我感觉天旋地轉。

我扶着桌子才没倒下。

“建民！建民你咋了！”村长赶紧扶住我。

我摆摆手。

“我没事。”

我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喝干。

火辣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我看着陈志yuan.

“她……她好吗？”我问，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

陈志远点点头。

“她很好。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上大学了。”

儿子……都上大学了。

我的心，像被挖掉了一块，空落落的疼。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不敢。”陈志远叹了口气，“建民同志，我知道，我们林家对不起你。我今天来，就是替林舒，给你赔罪的。”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里是二十万。我知道，这点钱弥补不了你二十多年的等待和青春。但这……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二十万。

我看着那个厚厚的信封。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李建民等了她半辈子，等到最后，就值二十万？

我把那个信封推了回去。

“我不要。”我说，“你拿回去。”

“李同志……”

“你告诉她，”我打断他，“我不恨她。真的，我不恨她。她想回城，她想过好日子，都没错。错的是我。是我太傻，是我一厢情愿。”

“是我自己，非要把一个梦，做了一辈子。”

“你让她……好好过日子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说完，站起来，走进我的木工房，把门“哐”的一声关上了。

我靠在门上，身体 slowly slid down.

我终于，还是哭了。

像个孩子一样，哭得泣不成声。

二十多年啊。

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多年。

就这么结束了 a story.

陈志远走了。

村子又恢复了平静。

我好像也恢复了平静。

我继续打我的家具，继续过我的日子。

只是，我不再擦那个梨花木箱子了。

我把它搬到了柴房，和一堆破烂放在一起。

我也把她所有的信，连同那支派克钢笔，都装进一个铁盒子里，埋在了后院的老槐树下。

我想，就这样吧。

都过去了。

人总要往前看。

我开始接受村里人给我介绍对象。

是一个邻村的寡妇，带着个十岁的男孩。

人很老实，也很能干。

我们见了面，觉得还行。

就准备处处看。

就在我以为我的生活终于要翻开新的一页时。

意外又来了。

那天，一辆黑色的奥迪开进了我们村。

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

二十岁左右，穿着名牌，一脸的傲气。

他径直走到我家门口。

“你就是李建民？”他问，语气很不客善。

我点点头。

“我妈让我来的。”他说，“她说她对不起你，让我来看看你。顺便把这个给你。”

他把一个信封扔在地上。

又是钱。

我看着他，这个应该就是林舒和陈志远的儿子吧。

长得……有点像她。

“你妈……她好吗？”我还是忍不住问了。

他冷笑一声。

“好？她快死了，你说好不好？”

什么？

我如遭雷击。

“她得了癌症，晚期。医生说，没几个月了。”

“她这辈子，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你。天天念叨着，说对不起一个叫李建民的人。”

“她说她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了。”

“爸让我来处理这件事，给了你钱，咱们两家就两清了。以后我妈要是再犯糊涂，你也不要理她。”

他说完，转身就要走。

“等等！”我喊住他。

我走过去，捡起地上的信封，塞回他手里。

“钱，我不要。”

“你回去告诉你妈。我不恨她。让她安心养病。”

他愣愣地看着我，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要钱。

“还有，”我说，“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她？”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去见她最后一面。

为了我这二十多年的等待。

也为了……给她一个解脱。

他犹豫了很久。

最后，他点点头。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我一夜没睡。

我把那套给她打的嫁妆，从柴房里搬了出来。

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光可鉴人。

第二天，我跟着那个年轻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上海。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跟我信里想象的，一样，又不一样。

我们来到一家高级医院的独立病房。

我看到了林舒。

她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她瘦得脱了形，头发也白了。

如果不是那依稀可见的轮廓，我根本认不出她就是当年那个水灵灵的上海姑娘。

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陈志远也在。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对我点点头。

我走到床边。

静静地看着她。

这就是我等了一辈子的女人。

她老了。

我也老了。

我们的故事，也该结束了。

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慢慢睁开了眼睛。

她看到我，渾濁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一丝光亮。

“建……建民？”她开口，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

“是我。”我说。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你……你还是来了……”

“我来了。”

“你……怪我吗？”

我摇摇头。

“不怪。”

“我对不起你……我骗了你……我当年……我爹给我介绍了他……陈志远……他家条件很好……我……我没顶住……”

她断断续续地说着。

我握住她冰凉的手。

“都过去了。”我说，“别说了。”

“那支笔……你还留着吗？”

我点点头。

“我给你打的家具……你还在用吗？”

我点点头。

她笑了。

笑得很满足，也很凄凉。

“建民……下辈子……下辈子我做牛做馬……报答你……”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最后，握着我的那只手，松开了。

心电图上，变成了一条直线。

她走了。

在我面前，在我手里。

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心里那块压了几十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我参加了她的葬礼。

很隆重。

来了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穿着一身不合身的黑西装，站在角落里，像个局外人。

葬礼结束后，陈志远找到我。

他把一个盒子交给我。

“这是林舒留给你的。”

我打开盒子。

里面是我当年写给她的所有信。

还有那支派克钢笔。

底下，是一张银行卡。

“她说，她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李家村的那几个月。”

“她说，你是她见过的，最好最好的人。”

“卡里有一百万。是她自己的积蓄。她说，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把盒子盖上，递还给他。

“信我留下。钱，你拿回去吧。”

“这辈子，我娶她，不图钱。”

“我等她，也不为钱。”

“我只是……想给我自己的心，一个交代。”

我离开了上海。

回到了我的李家村。

我把那套给她打的家具，一把火烧了。

火光冲天。

映红了我苍老的脸。

我把她的信，和我的信，一起埋在了那棵老槐树下。

让它们，永远地陪着我。

我没有再找那个寡妇。

我这辈子，心里装过一个人，就再也装不下第二个了。

我继续做我的木匠。

日子一天天过。

我老了。

老得走不动了。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西边的夕阳。

我会想起75年那场大雪。

想起那个穿着红色的确良衬衫的姑娘。

想起她在火车站台，对我说：建民，你一定要等我。

我等了。

我用我的一辈子，守住了我的承诺。

我不知道值不值得。

但我知道，我这一生，活得不窩囊。

我爱过，我等过。

这就够了。

来源：窗明映深情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