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河南农民在日本火车时，满车的日本旅客向他高呼:万岁！

摘要：1993年6月的日本新干线“光号”列车上，当列车长用略带哽咽的声音讲完一个河南农民家庭的故事，整节车厢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百余名乘客齐刷刷站起，对着穿藏青涤纶中山装、戴草帽的孙保杰深深鞠躬，喊出的“万岁！南召人民万岁！”声浪，差点掀翻车厢顶。

1993年6月的日本新干线“光号”列车上，当列车长用略带哽咽的声音讲完一个河南农民家庭的故事，整节车厢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百余名乘客齐刷刷站起，对着穿藏青涤纶中山装、戴草帽的孙保杰深深鞠躬，喊出的“万岁！南召人民万岁！”声浪，差点掀翻车厢顶。

孙保杰攥着刚从机场拿的行李牌，手心全是汗。他是河南南召县高庄村的普通农民，第一次出国，不过是陪“哑巴叔”石田东四郎回日本探亲，怎么就成了“万人敬仰”的对象？那声“万岁”像块石头，沉进他心里，直到后来他才明白，这声喊的不是他，是藏在中国人骨血里的善良。

故事得倒回1945年。那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原大地还飘着战争的硝烟。孙保杰的父亲孙邦俊挑着没卖完的山货，沿着黑石岩街往家走。路过街角时，他看见个蜷在墙根的人——衣衫烂得露肉，军帽上的日章徽记褪成了灰白色，脸黄得像张旧报纸，正用枯树枝般的手比划着“要吃的”。

“鬼子兵！”旁边有人啐了一口，“饿死活该！”孙邦俊的牙咬得咯咯响——他两个弟弟被日军飞机炸成重伤，没多久就死了；家里四间草房被日军烧得精光，母亲哭瞎了眼睛。这仇，他记了一辈子。

可当他看见那人小腿上的溃烂处爬着蛆虫，听见他喉咙里发出的呜咽，手还是不自觉地伸进怀里——那是他留给自己的最后两块窝头。“吃吧。”他把窝头递过去，声音哑得像砂纸。

日本兵接过窝头，眼泪混着脸上的土往下流，“咚咚咚”磕了三个头。孙邦俊叹口气，弯腰把人扶起来：“跟我回家。”

妻子张金荣看见他扶着个鬼子进门，差点把手里的锅铲扔过去：“你疯了？这是仇人！”孙邦俊没说话，只把人扶到炕边，转身去灶上熬粥。直到粥香飘起来，他才说了句：“战争结束了，再恨也不能见死不救。”

从那天起，孙家的灶膛里每次添柴，锅里都会多放一瓢水。这个又聋又哑、连名字都记不清的日本兵，成了孙家的“编外成员”，村里人叫他“老憨”。

孙保杰对“老憨”的第一印象，是1960年的饥荒。那年村里闹灾，地里颗粒无收，孙家五口人一天就两顿野菜糊糊。母亲张金荣总是把锅底下那层稠的盛给“老憨”，孩子们只能喝稀得能照见人的粥。

那天，孙保杰实在饿急了，趁母亲不注意，伸手去抢“老憨”的碗。可当他看见“老憨”睁着浑浊的眼睛，冲他露出个笨拙的笑，手突然就软了——那笑像晒过太阳的棉被，暖得他心里发疼。他把碗推回去，蹲在灶边舔锅巴，听见“老憨”用生硬的河南话喊：“杰、杰。

“老憨”慢慢能听懂河南话了，也会帮着家里干活。左腿残疾蹲不下去，就站着薅草；右手缺了三根手指，用左手握锄头，虽然慢，却从不偷懒。村里的孩子起初朝他扔石头，他不躲，捡了石头在墙上刻个太阳旗，再狠狠划掉，回头冲孩子们咧嘴笑。时间长了，孩子们也不扔了，围着他喊“石田爷爷”，让他讲日本的事——他啥也讲不出来，只能咿咿呀呀比划，孩子们照样笑得开心。

1950年土改时，有人去告状，说“孙邦俊私通日寇”。干部来调查，孙邦俊指着“老憨”说：“他现在是中国人，是我弟弟。”干部看着“老憨”又聋又傻的样子，摇着头走了。1954年发大水，孙邦俊把家里仅有的一袋红薯干卖了，换了件厚棉袄给“老憨”——有人笑他傻，他说：穿上中国衣，就是中国心。

1992年冬天，一辆日本牌照的汽车开进了高庄村。从车上下来的石田小十郎，手里攥着张旧照片，问孙保杰：“请问，这里有个叫‘老憨’的日本兵吗？”

孙保杰愣了——“老憨”是村里人的称呼，连他都不知道“哑巴叔”的真名。直到石田小十郎掏出照片，他才看见：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东京农学院的学士服，笑得很阳光，跟“老憨”年轻时的样子有几分像。

“老憨”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突然嚎啕大哭。他用残缺的手指点着照片，又指着自己，嘴里第一次清晰地蹦出两个字：“东四郎。”

原来，“老憨”是日本爱知县的石田东四郎，1943年应征入伍，隶属第39师团。1945年8月，他在南召县被部队遗弃，因伤失去记忆，成了“无家可归的人”，直到被孙邦俊捡回家。

中日双方做了鉴定：血样、指纹、旧照、齿模，全对上了。孙保杰红着眼眶说：“我爹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说‘石田是咱家一口人，不能撵他’。”

1993年6月，石田家族邀请孙保杰陪石田东四郎回日本探亲。当他们坐上大阪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列车长突然通过广播讲起了孙家的故事——从1945年孙邦俊捡回“老憨”，到孙保杰三代人养了他四十七年，再到1992年的重逢。

广播刚结束，车厢里就响起了掌声。一位白发老者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孙保杰深深鞠躬，喊了声：“万岁！”紧接着，整节车厢的乘客都站了起来，“万岁！南召人民万岁！”的喊声连成一片。

孙保杰的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只能不停合掌致谢。他看见旁边的石田东四郎，正用袖子擦眼泪，嘴里念叨着：“中国，家。”那一刻，他突然懂了——这声“万岁”不是喊给他的，是喊给老家那些善良的人，是喊给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宽厚。

从日本回来后，孙保杰的生活变了吗？其实没咋变——他还是每天扛着锄头下地，还是会给“哑巴叔”的坟头烧纸，还是会跟村里人唠嗑：“咱中国人，不记仇，但也不忘本。”

可有些东西，悄悄变了。石田家族在南召捐了“中日友好柿园小学”，每年帮30个贫困生；孙保杰又去了三次日本，每次都被热情的日本人围着，有人给他带日本点心，说：“这是谢你家的恩情。”2001年，石田东四郎在日本去世，临终前跟弟弟说：“把我的骨灰送回河南，撒在孙家的麦地里。”孙保杰照着办了，还在田埂边栽了棵樱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