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的用人术，历来被人议论：“黄、陆、浙、一”四条硬杠，非嫡系不用，非亲信不信。可这套看似能巩固权力的操作，最后却成了葬送江山的催命符。

蒋介石的用人术，历来被人议论：“黄、陆、浙、一”四条硬杠，非嫡系不用，非亲信不信。可这套看似能巩固权力的操作，最后却成了葬送江山的催命符。

抗战胜利后，他让军统、中统三足鼎立，美其名曰“制衡”，实则放任两派互相举报、争抢情报，把情报系统变成了帮派争食的地盘；对桂系、傅系这些地方派系，既想借其兵力打仗，又怕其坐大夺权，处处设防、层层限制，导致指挥失灵、军心涣散。

有个人最有发言权，他就是亲手见证两大战略区崩盘的当事人，杜聿明。

1949年1月被俘后，杜聿明在亲述材料里，不写兵力、装备这些原因，却直指蒋介石的统治闹剧，军统和中统忙着互相拆台，地方派系和中央军互相提防，军事决策全看会不会遭派系非议，而非战场胜负。

这样的内耗，别说430万大军，就算再多兵力，也不够败的。

自抗战胜利后，国军变化最大的，不是军队，而是搞情报那帮家伙，军统与中统的“狗咬狗”，而这背后正是蒋某人的得意之作。

军统局长戴笠是浙江江山人，黄埔六期，按照国民党“黄埔、陆大、浙江籍、第一军嫡系”的排序用人标准，占尽“黄”“浙”两大优势，且军统在抗战中屡建奇功，刺杀汉奸、破译日军情报，是蒋介石倚重的特务力量。

但在蒋介石的治理中，帮派可以用，绝不能独大，任何可能形成特阀的势力都必须被制衡。

于是为了牵制戴笠，蒋介石又在军统内部安插郑介民、唐纵两位副局长。

二人既非浙江籍，又与戴笠素有隔阂，毛人凤、沈醉在回忆录中明确证实，郑、唐二人实为蒋介石派来监视戴笠的，凡军统重大决策，两人必须同步知晓，且有权直接向蒋介石汇报。

就这样，军统形三足鼎立的局面。

更致命的是，蒋介石还刻意扩大陈立夫、陈果夫主导的中统权限。原本军统侧重军事特务工作，中统侧重党务特务工作，但蒋介石不断赋予中统军事特务职能，导致两机构业务重叠、资源争抢、互相拆台，甚至为争抢一个情报源互相举报，让大量特工身份暴露。

1946年军统改编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内斗愈发荒唐。军统截获中共地下党上海秘密联络点情报，正要实施抓捕，中统特务提前行动，不仅打乱计划，还销毁关键证据以抢功。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军统内线已获取大致动向，但戴笠因担心判断失误遭蒋介石斥责，又怕中统借机攻击，迟迟未上报，待蒋介石得知时，刘邓大军已越过黄泛区站稳脚跟。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戴笠之才本可助国军掌握情报主动，但蒋介石眼中只有帮派制衡，而非国事。军统与中统如同两家争食的恶犬，只顾互相撕咬，哪顾得上前线胜负？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更记载了细节，戴笠常因小事就遭蒋介石训斥，甚至被棍棒相加。

一次因军统逮捕的中共地下党逃脱，蒋介石在办公室当场用手杖抽打戴笠，骂其无能，戴笠虽委屈却不敢辩解。

这种高压控制让戴笠凡事必请示，不敢放权任事，情报系统的效率被彻底消磨。

蒋介石的出发点源于军阀起家的敏感心态，他深知派系独大的危害，却沿用封建帝王分权制衡的落后手段，将现代情报机构变成帮派争斗的工具。

但在现代战争中，情报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关乎军队生死，这种内耗无异于自断臂膀。蒋某人是只要权，不在乎士兵的生死。

对桂系、傅系等地方派系的态度，蒋介石也是十分矛盾，为维护自身统治，宁愿姑息养奸，也不敢彻底解决派系问题，最终让这些“异己帮派”成为压垮政权的关键力量。

桂系自1927年起，就和蒋介石三度兵戎相见，多次威胁其统治。1930年中原大战后，桂系主力损失惨重，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广西，黄绍竑脱离桂系转入中央，此时正是彻底瓦解桂系的最佳时机。

但蒋介石选择妥协，理由是桂系虽顽劣，但广西地势险要，若强行用兵，恐伤亡惨重，且阎、冯余部未除，若再生事端，大局难控。不如暂许其割据，待日后再图之。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直接讲明，蒋介石并非不想彻底消灭桂系，而是不敢。他担心赶尽杀绝会引起阎锡山、龙云等地方军阀恐慌，导致群起而攻之，更怕党内反对派以此指责排除异己，动摇领袖地位。

这种姑息让桂系获得喘息，李宗仁在广西整顿吏治、扩充军队，白崇禧狠抓军事训练，至抗战胜利时，桂系已拥有10万精锐，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派系。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又不得不启用白崇禧，却又处处设防。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中原战局告急，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却将桂系主力第7军、第48师调往湖北，同时在华中“剿总”安插大量嫡系将领限制其兵权。

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徐蚌地区国军陷入重围，蒋介石欲让白崇禧赴徐州统领全军，却提前安排嫡系将领组成“徐州指挥所”试图架空。

白崇禧识破后断然拒绝，表示若要他去徐州，必须赋予全权，否则宁可不干。

蒋介石无奈，只得任命庸将刘峙为徐州“剿总”司令，指挥混乱加速败局。

更荒唐的是，1948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曾计划派军统特务刺杀，却因怕引发桂系兵变，怕遭国际舆论谴责撤销命令。

傅系的崛起与失控，同样是蒋介石派系政策的恶果。

傅作义原是晋绥系阎锡山部下，因作战勇猛却不受重用而郁郁不得志。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阎锡山无力抵御日军，蒋介石趁机提议傅作义出任绥远省主席率部抗日，阎锡山虽不情愿但被迫同意。

而傅作义在随后的绥远抗战中取得百灵庙大捷，声名鹊起，随后治理绥远、扩充军队，逐步脱离晋绥系，形成独立的“傅系”军阀。

蒋介石察觉到傅作义的独立倾向，却再次因怕遭非议妥协，1947年任命其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统辖华北50万大军，试图以高官厚禄笼络。

但派往华北的中央军将领均无实权，傅作义实际掌控华北军政大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入关，平津战役一触即发，蒋介石多次要求傅作义率部南下，起初许诺任命傅为东南军政长官，统辖东南五省，后又退而求其次至少空运团以上军官南下。

但傅作义始终拒绝，十分清楚蒋某人的承诺如同废纸。于是在1949年1月，傅作义选择率部起义。

最终北平和平解放，华北50万国军消散，蒋介石只能痛吃苦果。

淮海战役中的三次反悔，是蒋介石派系思维的总爆发，直接将30万精锐送入绝境。

杜聿明作为战役实际指挥官，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每一次决策反复，都源于对派系非议的忌惮。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结束后，杜聿明预判国共主力将在徐州决战，因而制定了“反攻山东”计划：集中徐州主力20万人，进攻山东解放区后方，牵制华东野战军，阻止其与中原野战军会师，将决战限制在山东境内。

当时华东野战军刚打完济南战役，伤亡2.6万人急需休整，而徐州国军主力均为“国军五大主力”级精锐，计划极具可行性。但蒋介石以计划过于保守，恐遭党内非议拒绝。

杜聿明写道，蒋介石并非看不到计划的合理性，而是怕国防部讨论时，桂系、阎系将领指责他示弱，说国军不敢与解放军正面决战。他耳根子软，经不起派系非议，终致良策夭折。

随后蒋介石采纳陈诚的“激进方案”，将徐州主力布防于徐州、蚌埠一线，形成“一字长蛇阵”，为惨败埋下伏笔。

淮海战役爆发后，蒋介石曾有三次反悔，最终导致部队尽散。

第一次是放弃“退守淮河”计划：1948年10月，杜聿明提出放弃徐州，主力退守淮河，依托淮南水网消耗我军，蒋介石起初同意并批示照此执行，却又因怕担上放弃徐州、丢失淮北的骂名，遭地方派系和党内反对派攻击，而反悔。

趁杜聿明赴东北处理辽沈战役残局后，蒋介石又暗中指示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暂缓撤兵，坚守徐州，刘峙当即调整部署，将主力布成“大十字阵”固守据点，杜聿明返回后发现部署全乱，无力回天。

第二次是否决“先救黄维”计划：1948年11月，黄百韬第7兵团（碾庄）、黄维第12兵团相继被围，杜聿明提出先救黄维、再救黄百韬。

当时黄维兵团距淮南较近，中野兵力相对薄弱，集中主力25万人南下可快速击破中野，再北上夹击华野。但蒋介石顾虑黄百韬兵团距徐州仅50公里，若舍近求远，黄百韬覆没，桂系等派系必会指责他见死不救，临时反悔强令先救黄百韬。

于是，徐州主力遭遇华野10个纵队顽强阻击，激战12天未能突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10万人覆没，救援黄维的最佳时机丧失。

第三次反悔就直接导致全军覆没。

1948年12月，杜聿明制定“南撤突围”计划，率徐州主力30万人从徐州西侧南下，直抵淮南保存实力，蒋介石再次同意。

但部队刚撤出徐州10公里，蒋介石再玩骚操作，居然用飞机空投亲笔信：

“光亭吾弟：黄维兵团已坚守双堆集多日，伤亡惨重，若再无援军，必遭覆没。兄率部南撤，虽为保存实力，然弃黄维于不顾，必遭天下人唾骂，吾等亦无颜面对将士家属。着令立即转向东南，驰援双堆集，与黄维兵团会师，共破共军。切勿迟疑，否则军法从事！中正手谕。”

杜聿明接到手令后，自感不妙，却又无法违背蒋介石的命令，于是让部队调头转向，却因此延误突围时间。

12月4日，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华野包围。1949年1月10日，徐州主力30万人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

杜聿明他在1952年撰写的《淮海战役检讨》中大骂：“蒋先生的三次反悔，皆因怕遭派系非议、怕担责任，将军事决策当成维护个人权位的工具，如此指挥，焉能不败？”

蒋介石的派系制衡思维并非杜聿明一人之言，多方权威史料均能印证。

白崇禧在《白崇禧回忆录》中评价：

“蒋先生军事才能平庸，政治上更是软弱无主见。他最怕舆论非议，最怕派系反弹，凡事只求不得罪各方，却不知战争需当机立断。淮海战役若让我全权指挥，必不会让黄百韬、黄维相继被围，可惜蒋先生既想用我，又怕我坐大，终致败局。”

《国民政府国防部档案》收录的往来电报，充斥着派系算计，对嫡系将领许以高官厚禄，对地方派系将领则指令含糊、处处提防。

1948年10月，蒋介石给傅作义的电报既许诺“东南军政长官”职位，又暗中命令华北中央军将领“密切监视傅部动向”，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让地方派系离心离德。

蒋介石日记更暴露其真实想法。

1947年8月记载：桂系居心叵测，白崇禧野心勃勃，若不加以制衡，日后必成大患。然此时正值用兵之际，若贸然处置，恐引发连锁反应，只能暂忍。

1948年11月写道：杜聿明之计虽善，但恐遭陈诚、何应钦非议，且桂系必借机发难，暂难采纳。

字里行间，没有对战争胜负的深思，只有对派系斗争的权衡。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最终总结：

“蒋先生始终把政权当成帮派私产，把军队当成维护帮派利益的工具。他大搞派系对立，让军统斗中统、嫡系压地方，看似巩固了个人权力，实则让整个政权陷入内耗。士兵在前线卖命，后方却在搞帮派倾轧；将领在战场指挥，却要时刻提防内部暗算，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政权，岂能不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派系对立与内耗，终成压垮这个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史的选择从来清晰，一个沉溺于内部斗争、将派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权，无论起初拥有何等优势，终究难逃败亡的命运。

来源：历史梗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