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雷林科是西班牙当代汉学界代表性人物，创《文心雕龙》《牡丹亭》《西厢记》等古典作品西语首译之功。本文结合口述史访谈和文献，探讨其古籍翻译实践与汉学研究之路，以期丰富西班牙当代汉学研究。在翻译实践上，雷林科注重阐释中国文化意涵与美感，探索融通中外、适应时代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国际汉学》2024年第3期，全文阅读可从知网下载或从天猫外研旗舰店购买纸质刊物。
摘 要：雷林科是西班牙当代汉学界代表性人物，创《文心雕龙》《牡丹亭》《西厢记》等古典作品西语首译之功。本文结合口述史访谈和文献，探讨其古籍翻译实践与汉学研究之路，以期丰富西班牙当代汉学研究。在翻译实践上，雷林科注重阐释中国文化意涵与美感，探索融通中外、适应时代的中国古籍传播新方式；在学术研究上，雷林科跨越中西文化、贯通多重领域，为深化中国西班牙学术对话与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在西班牙的影响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西班牙汉学；雷林科；中国古籍；翻译
对雷林科而言，每次翻译经历都是一次跨学科、跨文化的探索，其汉学研究也往往从译作拓展开来，不断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政治和哲学知识，并从中西两种文化视角出发对这些知识进行内外审视，形成特色鲜明的论点。雷林科的汉学研究体现出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融合的学术视野。
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
（一）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
从本质上讲，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发展研究是一种文化间关系研究，汉学也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学术，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雷林科成长于本族文化语境，青年时来华学习，其汉学研究受到“母体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投射至学术中形成了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
这种文化比较的视角使其能够充分理解文化误译与变异，在中西交融中寻求共同的文化立足点。例如，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魔侠传》因与原作出入较大、误译频出而饱受争议。相比学界热衷对译本忠诚度的考量，雷林科更注重挖掘偏差背后的生成机制。经过研读陈家麟当年所循的莫妥（Pierre Motteux）英译本和昆琦尤斯（Carmela Cunchillos Jaime）等学者的研究，她敏锐地指出《魔侠传》中林译的“不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莫妥中间译本的风格篡改、语句词法变动和增删调整，加上陈林二人合作模式以口述进行，《魔侠传》言意偏差亦属情理之中。雷林科肯定了林纾的时代先锋作用，认为他拥护本国文学亦兼收他者之长，为中国小说打开了新局面，体现出“翻译在构建文学话语方面的根本性作用”。
莫妥（Pierre Motteux）《堂吉诃德》英译本
雷林科对林译本中的文化变形持包容态度，并从中发掘中西文化碰撞对文学形象和概念的影响。她指出，林纾将堂吉诃德与桑丘间原本的“主仆关系”阐释为“师徒情谊”，对二者形象也进行了儒化改译：前者由西方骑士变成求真共情的中国“文人”形象，对弟子心怀教化更使其贴近孔子“至圣先师”的形象；后者性情则同儒家“刚、毅、术、讷近仁”之理念相吻合，其所言“吾师待我恩重”“如吾师之命果违训诚则当屏出门墙”等正是儒家文化尊师重教之反映。实际上，这种文化变形恰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看似不同的文化概念却可能蕴藏共通的价值内核。例如，尽管西方骑士出身贵族，而中国武侠或游侠常出于草野，但都是重义轻利、善良正直的忠信义人。因此，林纾所套用《荀子·修身》“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中的概念描写骑士出游，准确传达出中西共通之价值内涵，使其笔下的堂吉诃德兼具浪漫与尊严，可谓中国的魔“侠”。诸如此类的文化比较，将翻译研究从规定性评价引向描述性研究，为解释跨文化语境的翻译偏离和“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视角。
商务印书馆版《Historia del Caballero Encantado：魔侠传》汉西对照版
除翻译研究外，雷林科还将这种文化比较方法迁移至文学和哲学思想研究中。在《谏臣与风流朝臣：中日诗歌概念》（“De consejeros y galantes cortesanos. La concepción de la poesía en China y en Japón”）一文中，她将中国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和日本平安时代和歌诗人在原业平进行对比，发现两人虽同遭因谗见疏之命运，诗歌意境却迥然不同。屈原树立“忠实慷慨”之国士形象，以诗歌抒发道德理想和政治愿景；在原业平则展现“远离权政”之潇洒形象，借诗歌抒发优雅朝臣的美学和“风流”追求。雷林科以西方的观察视角，对两种看似相近的东亚文化做了理性分辨，以中日两国诗学经典揭示两个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和文学功用的取向差异。在论及中国诗歌的人文主义时，雷林科将其置于世界思想史的整体图景中，援引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 — 1778）观点，指出中国的人文主义不似希腊完全以人为核心，而是强调天人合一，寻求自然与人文历史的统一互证。在论及古典诗歌之社会功能时，她将《诗经·大雅》的《卷阿》篇和《崧高》篇与柏拉图在《理想国》所推崇的诗歌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先秦时代诗歌与古希腊作品一样，具有启示性的育人和寓言式的政谏功用。这一讨论超越了西班牙汉学界以往对中国古诗文艺和感通价值的分析，发掘出其教化实用和道德规训作用，为消解西方传统中的“诗教悖论”提供了一条融通之道。
（二）学科融合的学术视野
随着汉学研究不断深入，雷林科逐渐由文学和翻译研究拓展至女权、历史、政治等领域，显示出学科融合的研究视野。实际上，这种跨学科的思辨意识早在其本科阶段就已萌芽：“我本科阶段专业是法律，很多人认为法律学习是枯燥的事情，但其实它也同样需要研究历史、语言学，对法律语言模糊性的处理方式也对我日后从事语言和文字研究产生启发。”
雷林科具备深厚的欧洲汉学史和思想史功底，这使其能够准确把握文学生发的历史性动因，对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作出公正评价。她在评价西班牙启蒙思想家福纳（Juan Pablo Forner，1756 — 1797）关于中国的小说《中国文法家的故事》（Los gramáticos: historia chinesca）时指出，福纳对中国的书写并非为丰富汉学研究，而是将中国意象用作批评伊里亚特家族文化专制主义的“幌子”。雷林科对福纳的研究恰揭示了东方学家和东方学消费者之间的差别：前者力求展现真实的、知识形态的中国；而后者则以想象的中国滋养其文艺创作灵感，完成“透过中国镜子反射本我的虚构游戏”。对于福纳的东方学消费主义倾向，雷林科也并未急于否定，而是指出其对“揭示18世纪西班牙视野里中国形象”的客体研究价值，并发掘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她认为，福纳寻求“中国镜子之反射”的动机与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原因如出一辙：欧洲人以中国为感性和理性秩序融合之典范，以文明进步的远东形象抨击本国现状，抒发对理想社会之诉求：“18世纪欧洲的中国不是中国，是开明者想要的欧洲”。从雷林科关于18世纪西班牙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述来看，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 — 2004）所言再次得到印证，即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之影响远大于欧洲对中国之影响。
福纳《中国文法家的故事》手稿
图片来源: 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雷林科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不仅限于审美价值和历史叙事，还关注文本在不同时代的政治功用。在《国之大业之中国文学》（“La gran tarea del Estado. La literatura en China”）一文中，雷林科对周朝至明清中国文学形式的流变作出分析，突出文学在各历史时期发挥稳固统治、怨刺上政、规范关系的功能，是一篇极具学术价值的长篇论文。她认为，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诗歌既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其内涵的升华和神圣化亦使其成为更高的宇宙意图之载体，反映“道”之秩序。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中的教化警示功能则更为明显，以讽谕刺美的方法，借官吏、平民、村妇甚至罪犯之口，达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目标。这篇文章突破了西班牙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清晰阐释出天人合一理念下逐渐形成的讽喻机制，增进对中国古典文学所蕴含的儒家政教文艺观之理解。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文学、历史、政治、哲学领域的跨学科知识将文学功能与国家治理、意识形态有机串联起来，形成复调叙事的学术写作风格，在西班牙当代汉学家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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