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该国国际学生总数达85.3万，中国大陆学生占比22%，同比增长14%。澳大利亚也是海外留学和访问学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大国博弈背景下，全球留学版图出现新移位。

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该国国际学生总数达85.3万，中国大陆学生占比22%，同比增长14%。澳大利亚也是海外留学和访问学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傅岚，长期深耕半导体光电器件、超表面与光电器件结合领域。她1997年赴澳攻读博士，此后近30年扎根澳大利亚科研与教育一线。她既亲历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学术交流、科技发展上的变迁，也深度接触两国学生，对中澳教育模式、科研体系有着双重视角的洞察。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傅岚，她结合自身跨文化学术经历，从中国留学生适应能力变化、学科分布特点，到中澳科研合作受全球政治环境的影响，再到中国科技（尤其是半导体、AI领域）的“阶跃式”发展，均给出了分享。

她提到， 疫情结束后中澳教育领域交流重启，“我和同事都发现，中国科技像跳跃了‘一个台阶’。”中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中国国内庞大的科研投入。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为全球科技合作蒙上阴影，在她看来，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封锁，是对科学家的较大局限，“科学应该更注重合作，唯有如此，才有利于推动全球科学发展和进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物理与工程研究院教授傅岚。南方周末记者毛淑杰/摄

中国科技“跳了一阶”

南方周末：这几年中国科技发展很快，你有什么直观感受？

傅岚：过去中澳学术领域交流十分紧密频繁，后来受疫情影响一度中断。疫情后学术交流重新启动时，我和澳大利亚的同事们都很惊讶，仅仅几年时间，中国科技仿佛 “跳了一阶”，变化之大令人瞩目。尤其是我去参加学术会议时，这种进步感受得更为真切。

以我从事的半导体光电器件和纳米光子学领域为例，在国际光学会议上，我亲眼看到中国国内同行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成果展示都非常出色。中国的研究团队，不仅规模比国外更大，技术力量也能通过多团队合作实现更全面的覆盖，研究效率很高。这些成果的背后，既离不开政策的大力推动，也得益于旺盛的产业化需求。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也在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但缺乏产业端的支撑，在该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基础性（fundamental）方向，重点关注材料器件设计和物理机制性问题的探索，在应用成果的落地展示上，受限于团队规模和推进速度。

南方周末：在你从事的领域，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各处在什么水准？

傅岚：我平时较少接触实际应用层面，多从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来判断各国科研实力。近几年以来，中国学者在《自然》《科学》等顶级期刊上发表的优质论文数量就已开始快速攀升, 从整体来看，中美两国在这一维度上已经势均力敌。

再看澳大利亚，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远少于中美 —— 毕竟澳大利亚总人口仅约 2500 万，科研人才基数相对有限。但即便如此，澳大利亚的科研实力依然不俗，其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占比约为 3%-4%，能达到这一水平相当难得。

南方周末：现在高新科技领域，国家之间竞争愈加激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岚：我始终希望全球科学家能更多地开展合作，就像疫情前那样，构建一个鼓励全球化协作的科研生态。国家之间存在竞争本是正常现象，但这种竞争应当是良性的、互利的。 毕竟，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共享，唯有共享才能实现共赢。

南方周末：据你观察，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科研环境有哪些不同？

傅岚：中国科研领域的一大优势是同行数量多，且大家普遍非常努力，但这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 竞争格外激烈。年轻科研人员的压力很大。从长期来看，这种高强度竞争或许会对年轻人的创造力产生一定影响。而澳大利亚科研圈则不同，这里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强调既要高效工作，也要保证充足的休息。

澳大利亚在科研资助的整体力度上虽然不及中国，但普通科研人员获得机会的可能性相对更高。在科研经费申请方面，这里有一套相对透明的竞争机制：研究者提交申请后，只需等待结果即可，不会受到太多外部因素干扰。即便某两年没能拿到资助，后续依然有机会再次申请，整个体系不会只将资源集中在顶尖群体身上。

随着中国芯片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望打破国外在先进半导体器件领域的长期垄断。视觉中国/图

“现在的学生不一样”

南方周末：结合你二十多年在澳工作经验，你眼中的中澳教育有什么差异？

傅岚：1997 年，我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刚到这里时，眼前陌生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让我感到格外惊讶。那时中国的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再加上互联网尚不发达，想要提前获取国外的信息十分困难。因此，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抵达国外后，几乎都要经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

如今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很多学生在留学前，就通过旅游、游学等方式提前 “考察” 过目的地，对海外生活已有初步了解。而且中国一线城市的生活水平已与国外相近，留学生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层面能快速适应，几乎不会有生活上的压力。

此外，现在留学生的外语能力也有了显著提升，日常英语交流基本没有问题。这和过去的留学生截然不同 —— 以前不少留学生刚到国外时不敢开口，即便过了很多年，英语交流能力仍有明显差距。就我自己带过的中国留学生来看，他们大多都能很快适应海外的学习和生活。

南方周末：在澳大利亚高校中，中国学生的比例大吗？

傅岚：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得看具体的学科和教育阶段。

比如人文、金融、商科这些学科，本科阶段的中国学生数量比较多。但到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中国学生的占比就相对少一些。主要是因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对语言的要求更具挑战性，而且日常学术语言的实用性相对更低，对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学术素养要求更高。

而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情况又不一样了。本地学生选择读博的人比较少，国际学生占比本身就高，中国学生的比例自然也就上去了。以我们系为例，90% 以上都是国际学生，其中中国学生至少占了一大半。

中国学生普遍学习很努力，数理基础也扎实，是科研团队非常青睐的人选，所以在澳大利亚高校中，科技领域读博的中国学生，也特别受认可和欢迎。

南方周末：你两边都带过学生，对中澳学生的能力有什么判断？

傅岚：澳大利亚学生的自主性很强，他们不喜欢导师过多干预研究过程，更倾向于自主探索方向、尝试解决问题。而中国学生在科研初期，往往会表现得相对被动，习惯等待导师明确给出研究方向。即便有自己的想法，也可能因为担心与导师意见不符而选择沉默，不太愿意主动挑战权威观点。

所以我们常会跟中国学生强调，科研面对的本就是未知问题，导师也未必有标准答案，大家应该平等地共同探讨。尤其是到了博士生阶段，更需要主动主导自己的研究项目，培养独立科研的能力。

这种学生特质的差异，很可能与中澳文化差异及中小学教育模式不同有关。澳大利亚的学生从小就有参与研究项目（research project）的经历 —— 哪怕是幼儿园、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也会自己查阅资料（多是网络信息）、完成小型研究项目，这种培养模式对他们自主能力的塑造帮助很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生的被动性多体现在科研初期。一旦度过适应阶段，他们往往能快速成长，在后续的研究中展现出很强的潜力。

“留学生不能只关注科研”

南方周末：留学的价值除了学科本身，还有什么更为重要？

傅岚：留学不该局限于 “学物理就只做物理、学数学就只钻数学” 的单一轨道，而是要把这段海外经历转化为宝贵的人生财富，甚至内化为自己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全新视角。

但现在很多学生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业上，对身边的社会动态、文化变化毫不关心。我经常跟学生强调，每天哪怕花半小时听听新闻也好，至少要关注国际时事和本地动态，知道当下正发生什么。

澳大利亚的华人社群很庞大，这让不少中国留学生不自觉地陷入了 “华人闭环”：住学校宿舍或和三五中国朋友合租，日常购物去华人开的商店，吃饭去中餐馆，连支付都能用微信搞定，全程无需接触英语和当地文化。

如果留学仅仅是为了拿一张文凭，那就太浪费接触异域文化的难得机会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脉络与社会形态，了解世界的多元样貌，培养自己的多元思维方式，或许比单纯学习专业知识更为重要。

南方周末：那中国学生去澳大利亚或海外留学，你对他们的发展（包括科研）有什么具体建议？

傅岚：第一，要敢于挑战、勇于试错。科研的核心是突破与创新，既需要提出新想法、开辟新方向，也需要有挑战权威观点的勇气。

第二，要重视并提升表达能力。在国外的学术环境中，无论是作为学生汇报研究进展，还是未来成为 PI（项目负责人）统筹项目、分享成果，都需要频繁且高效地表达。语言障碍完全可以通过刻意练习克服，关键是要大胆开口、主动实践，让自己的研究价值被更好地看见。

第三，要主动争取机会，而非被动等待。很多人受中国传统 “谦虚” 文化影响，习惯等待机会降临，但如今无论是国内外的学术圈，机会都更青睐有准备的主动者。第四，要关注国家与国际大事，拓宽思维视野。不少中国学生过度聚焦科研本身，只专注于数理化等专业领域，导致思维不够开放。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研究与国家需求、世界发展的关联，也不了解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政治、科技动态。事实上，真正合格的科研工作者，需要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一分子。主动关心多领域大事，思考个人研究能为自己、国家乃至世界创造什么价值，才能让科研之路走得更宽、更远。

南方周末：能举一两个具体例子，让我们更清楚理解这个观点吗？

傅岚：以澳大利亚为例，这片土地的原始所有者是土著民族。但自英国殖民以来，土著群体的合法权利长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逐渐开始反思这一历史问题，不仅在土著人权利保障、土地所有权归属等议题上推进改革，还通过教育宣传来普及相关认知。最典型的做法是，许多正式会议开场前会加入一段 “土地致谢” 发言，以此表达对这片土地及其原生文化、土著人传统权利的尊重。

不过，我在与当地中国留学生交流时发现，不少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两三年，却对这些重要动态一无所知，平时也很少主动关注这类新闻。此外，他们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同样缺乏兴趣和了解。

其实主动去了解当地的文化脉络、社会动态和政治体系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帮助自己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更能为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交往积累认知、搭建桥梁。如果在澳大利亚长期生活，却对这些基本情况毫无概念，无疑是一种遗憾。

“很多人不想留在国外了”

南方周末：有说法称，很多在美工作的非本土学者，正离开美国回到自己国家或去其他国家，你在澳大利亚能感受到这种趋势吗？

傅岚：至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方面，最近在财政层面用于吸引海外人才的投入相对有限，目前我没有观察到类似“海外学者大量流入或流出”的明显趋势。

不过我确实了解到，现在有很多中国学者在结束国外的工作或学业后，会选择回国发展，尤其是年轻人。中国国内相关领域的竞争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激烈，单从竞争强度就能明显感受到。我问过很多在澳大利亚读书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大多倾向于回国，回国发展的意愿非常强烈，这和以前 “多数人想留在国外” 的情况不同。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科研未来的发展水平有什么期待？怎么研判中美科研发展的趋势？

傅岚：中国科技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科研实力快速腾飞。未来，中国与美国在科技领域或许会存在长期博弈，这一趋势的背后有客观原因：美国在科技领域基础雄厚，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强大的实力，还聚集了来自全球的顶尖人才；而中国的追赶速度非常快，如今已是不容忽视的科技力量。未来，中美两国作为科技大国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认为，没必要过分纠结于 “谁更强” 的比较。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科学的本质更应注重合作 —— 这种合作对人类整体的发展大有裨益，人为制造对立冲突、推动不良竞争，其实毫无必要。

从一名科学家的角度出发，我更希望世界各国能在科技领域实现共存，彼此提供帮助、开展深度合作。这样的局面，才是对全人类最有利的。

南方周末：人工智能现在对科研有什么影响？

傅岚：AI 如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便利也有争议。

在科研领域，AI 能显著提升研究效率。比如数据处理、计算机相关问题上，AI 处理速度和效果与过去相比是“天壤之别”。但在社会层面，AI 也给教育和科研带来了不少挑战。最近，澳大利亚部分大学为了禁止学生用 AI 完成作业，引入了 AI 检测程序来判定学生是否违规。可实际应用中，程序却出现了误判 —— 有些学生明明没有使用 AI，却被判定为违规，导致成绩迟迟无法正常公布，这就是很典型的AI挑战。

如何引导学生把 AI 当作辅助工具，而非替代自身思维能力的 “捷径”，这也成为了一个新挑战。AI 确实能辅助解释专业内容、加快基础研究的推进速度，但绝对不能让它主导整个科研过程。学生必须保有独立判断能力，主动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这一点至关重要。

南方周末记者毛淑杰 王瑭琳

责编 姚忆江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