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日本关东军12名细菌战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是人类司法史上首次专门针对细菌战争罪行的国际审判。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日本关东军12名细菌战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是人类司法史上首次专门针对细菌战争罪行的国际审判。

作为东京审判的重要补充，伯力审判通过系统揭露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组织架构、人体实验及实战化准备，填补了东京审判对生物战争罪行追责的空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日本违反《日内瓦议定书》及反人类罪的关键证据。

本文基于苏联解密档案，从审判筹备、审讯记录、庭审内容三方面解析其历史价值。

一、审判筹备：苏联国家机器的系统性协作

伯力审判档案显示，其筹备工作由苏联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及总检察长办公室协同推进，最终经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确立审判框架。

1949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第4568-1865号决议，明确要求以“违反国际公约实施细菌战”为核心指控，并组建由3名军事法官、4名人民陪审员及检察官组成的特别法庭。

值得注意的是，起诉书草案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强调需突出天皇敕令与细菌战部队的直属关联，这一政治决策直接影响了后续审讯方向。

档案中保存的1949年8月司法部备忘录揭示，苏联为强化证据链，专门从西伯利亚战俘营筛选2630部队等细菌战辅助部队成员作为证人，通过交叉印证突破主犯供述。

例如，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的审讯记录显示，苏方利用100部队雇员福住光由的证词，迫使其承认1944年细菌武器量产计划系“经梅津美治郎批准”。

二、审讯记录：自上而下的战争犯罪体系

伯力审判前的2000余页审讯档案，完整呈现了日本细菌战的国家犯罪本质：

天皇敕令的权威性确认

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供称，731部队系“1936年奉天皇第51号敕令设立”，与日本防卫省公开的《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形成互证。

档案显示，1936年8月陆军省大臣寺内寿一上奏天皇的改编完成报告，明确将731部队、100部队定位为“特种武器研究机关”，其预算列入陆军省特别军事支出。

细菌战机构的军事化升级

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供述，1940年后部队增设八部制，其中第二部（细菌实验部）专司跳蚤武器化研究，月产鼠疫跳蚤300公斤。

100部队第二部第六科技术骨干三友一男在审讯中承认，该科1944年建立“A型炭疽菌生产线”，采用牲畜掩体焚烧炉处理实验尸体，以规避国际监察。

人体实验的反人类罪行

审讯录音显示，三友一男详细描述了对中苏战俘进行“伤寒食物感染-活体解剖”的流程：

1943年7月，其在长春郊外将混入沙门氏菌的甜瓜喂食战俘，72小时后对死亡者进行脏器病理采样。

法医鉴定委员会根据其供述，在伯力法庭出示了从埋尸坑提取的炭疽孢子土壤样本。

三、庭审证据：量化反人类罪行的历史铁证

庭审录音档案中，以下关键数据成为定罪核心：

细菌武器量产规模

高桥隆笃当庭供认，100部队1944年实际生产炭疽菌200公斤、鼻疽菌100公斤。按美国学者史蒂夫·费特（Steve Fetter）的杀伤力模型，这批炭疽菌理论上可导致20万至53万人死亡。

而731部队第四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述，该部月产炭疽菌达600公斤，若以1943-1945年满负荷生产计算，总产量足以杀伤数千万人口。

实战化部署证据

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承认，1942年浙赣战役中，731部队向中国军民散布鼠疫跳蚤1.5吨，造成衢州等地疫情暴发。

庭审播放的2630部队队员吉川要证词显示，1945年8月日军溃败前，曾向松花江投放鼻疽菌胶囊，导致苏军缴获的牲畜大规模死亡。

四、历史意义：国际法治与伦理的双重标杆

伯力审判的价值超越单纯司法范畴：

法律层面：首次将《日内瓦议定书》第5条“禁止生物武器”条款转化为具体判例，确立细菌战为反人类罪。

证据层面：构建了“敕令-编制-生产-实战”的完整证据链，迫使日本政府1997年承认731部队存在（虽回避国家责任）。

伦理层面：其档案至今仍是驳斥日本右翼“细菌战虚构论”的核心依据，如2018年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议会上，中国代表团援引伯力审判记录指控日本历史罪行。

伯力审判档案不仅是二战史研究的里程碑，更警示国际社会：任何将科学技术武器化的行为，终将面临文明的审判。

正如主审法官切尔尼科夫在判决书中所言：“用医学知识制造死亡，是对人类进步最彻底的背叛。”

这一历史回声，在生物安全风险加剧的当下尤显振聋发聩。

（注：本文数据均引自俄罗斯联邦档案署2015-2020年解密文件及《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与历史》学术辑刊。）

来源：古今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