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国家级都市圈名单扩容至18个，成渝、长株潭、西安、福州等区域引擎相继亮相，勾勒出“星罗棋布、协同并进”的区域发展蓝图。然而，在这份备受瞩目的名单中，“上海大都市圈”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这两大最具分量的“种子选手”，却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成为舆论
当国家级都市圈名单扩容至18个，成渝、长株潭、西安、福州等区域引擎相继亮相，勾勒出“星罗棋布、协同并进”的区域发展蓝图。然而，在这份备受瞩目的名单中，“上海大都市圈”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这两大最具分量的“种子选手”，却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成为舆论热议焦点。二者迟迟未公布，绝非“资历不足”或“规划滞后”，恰恰因其承载的战略使命、空间尺度与功能定位远超普通都市圈，更兼名称暗藏深意，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注定需“慢工出细活”，而非仓促入局。
一、命名破常规，名实相副立标杆
常规国家级都市圈多遵循“城市名+都市圈”的命名范式，直白清晰却难脱窠臼。而上海大都市圈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自诞生之初便跳出既定框架，以独特命名彰显非凡定位。“上海大都市圈”中“大都市”三字，既凝聚上海作为核心城市的引领之力，更蕴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格局之阔，辐射长三角、联通全球；“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则直指北京的国家中枢属性，凸显其在京津冀协同中的核心枢纽作用，尽显“居其位，安其政”的使命担当。这般命名绝非随意之举，而是“名实相副”的战略表达——二者并非普通区域协同载体，而是肩负国家使命的世界级标杆，规划自然需跳出常规、另辟蹊径。
二、流程循精研，慢工细作求至善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国家级都市圈落地向来遵循“地方编制—部委指导—省级印发”的标准化流程，18个已公布都市圈均循此路径稳步推进。但两大标杆圈却走出“非常规”之路，以精雕细琢取代仓促落地。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虽早有战略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亦明确其核心地位，但专属系统性规划尚未公开。其规划需衔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建设、环京同城化等多重国家战略，兼顾国土空间、产业布局、交通网络等多个专项规划，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条款都需“三思而后行”，反复推敲、慎之又慎。上海大都市圈则面临“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跨域协调挑战，其“1+13”格局覆盖三省一市14座城市，规划需四方联手编制。目前其国土空间协同规划仍处联合报审阶段，尚未形成可公开的法定文本，自然无法按常规流程纳入公布名单。这种“慢”，是对规划科学性与前瞻性的极致追求，更是“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的敬畏之心。
三、范围越边界，胸怀全局谋长远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普通都市圈多以“1小时通勤圈”界定范围，空间集中、协调难度较低。而两大标杆圈的范围界定，早已突破这一常规框架，呈现“大尺度辐射”与“多圈层嵌套”的复杂特征。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构建了“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三圈层叠加结构：通勤圈聚焦北京与廊坊、涿州等1小时衔接，功能圈覆盖雄安新区、天津等疏解互补区域，产业圈延伸至京津冀全域，恰似“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战略布局。这种多维度范围界定，需平衡“小而精”的核心聚焦与“大而全”的辐射效应，协调难度可见一斑。上海大都市圈陆域面积超11万平方公里，内部嵌套南京、杭州等已获批国家级都市圈，形成“圈套圈”的复杂结构。如何界定核心与周边的功能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协调不同规划的衔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相较于普通都市圈的“画圈”，二者的范围界定更像是一场“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的战略考量，每一步都需兼顾全局、审慎决策。
四、定位担使命，志存高远领未来
“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18个已公布都市圈的核心使命多为“中心带动周边”，聚焦区域内资源整合。而两大标杆圈肩负的是“国家战略承载”与“全球竞争引领”的双重使命，定位远超普通都市圈范畴。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抓手，核心任务并非简单的“北京带动周边”，而是“疏解与提升”双向发力：既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引导产业、人口向周边转移；又要提升北京核心功能，支撑雄安新区建设，推动京津功能互补，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区域均衡发展。这种涉及多方利益调整的“双向使命”，协调难度远超单一区域带动。上海大都市圈则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动力引擎”，承担着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任务，需推动三省一市产业协同、交通互联、公共服务共享，更要打破行政壁垒，协调利益分配机制，在“服务国家战略”与“满足地方需求”间找到精准平衡点。这种“跨域协同+全球视野”的定位，正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远志向，让规划编制不得不精益求精。
来源：王若水w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