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8月12日，北大医院的病房里，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渐渐微弱。50岁的朱自清躺在床上，枯瘦的手还攥着一张未写完的文稿，指尖沾着的墨渍，像他一生未凉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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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2日，北大医院的病房里，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渐渐微弱。50岁的朱自清躺在床上，枯瘦的手还攥着一张未写完的文稿，指尖沾着的墨渍，像他一生未凉的热血。

医生摇着头叹息，胃穿孔引发的并发症，早已掏空了这个文人的身体，消息传出，学界震动，有人说他是饿死的，有人说他是累垮的。

更有人记得，他去世前两个月，还在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下了自己铁画银钩的名字。

这个写出“背影”里深沉父爱的作家，用生命最后的姿态，站成了中国文人的脊梁。

时间倒回1916年的扬州城，彼时的朱自清还是个20岁的青年，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眉宇间满是书生气。

这年冬天，他穿着崭新的棉袍，走进了当地名医武威三的家门，按照婚约，他要迎娶这位名医的独生女武钟谦。

武钟谦比朱自清小半岁，14岁就与他定亲，是个眉眼温顺的姑娘。她从小在蜜罐里长大，父亲疼母亲爱，可嫁入朱家那天起，就把贤妻良母四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朱自清在北大读书的学费不够，她悄悄摘下陪嫁的金镯子，托人换成现钱送到北京，朱自清爱书如命。

那些沉甸甸的线装书，她每次搬家都亲自看管，哪怕躲兵乱时颠沛流离，也从没让一本书受潮受损。

1918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朱迈先出生，朱自清在日记里写道，家中添丁，欣喜若狂，钟谦劳苦功高，可这份欣喜很快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

朱自清毕业后辗转各地教书，从扬州到台州，从温州到宁波，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家里的大小事全落在武钟谦肩上。

可他不知道的是，武钟谦付出了多少，从1918年到1928年，十年间武钟谦接连生下六个孩子，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那时候没有奶粉，前四个孩子全是她亲自哺乳，夜里孩子哭闹，她一晚上要醒七八次，天不亮又要起来做饭、洗衣、照料老人。

1928年，第六个孩子出生后，武钟谦的咳嗽越来越重，脸色也总是苍白，她瞒着朱自清，说自己只是小感冒。

直到有一次咳得吐了血，才被朱自清强行送到医院，诊断结果是严重的肺病，在那个年代，这几乎就是绝症。

这一年，朱自清31岁，正值壮年，却成了带着六个孩子的鳏夫，最小的女儿才一岁多，连妈妈的模样都记不清。

丧妻之痛像一块巨石压在朱自清心头，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着武钟谦缝补的衣物、给孩子做的虎头鞋，眼泪止不住地流。

带着六个孩子的日子，比朱自清想象的更艰难，他当时在清华大学教书，月薪不算低，可架不住一张又一张要吃饭的嘴。

雇个奶妈要花钱，孩子上学要花钱，老母亲的医药费也要花钱，他不得不拼命写作、兼课，常常忙到深夜。

命运总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1931年，朱自清应英国伦敦大学的邀请，前往欧洲讲学，临行前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陈竹隐的姑娘。

陈竹隐是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会画画，会弹琴，性格爽朗大方，和温顺的武钟谦是截然不同的类型。

起初，陈竹隐对这个带着六个孩子的教授有些犹豫，她见过太多重组家庭的矛盾，担心自己应付不来，可几次接触下来，她发现朱自清身上有种难得的真诚。

他会坦诚地告诉她家里的情况，会拿着孩子的照片给她讲每个孩子的趣事，那一刻，她觉得这个男人虽然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却有着最可贵的担当，1932年，朱自清从欧洲回来，一落地就迫不及待地去找陈竹隐。

这年8月，他们在北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贵重的彩礼，只有几个朋友在场见证。

陈竹隐没有辜负朱自清的信任，她走进朱家的大门，就把自己当成了六个孩子的亲妈。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了温情，1933年和1935年，陈竹隐先后为朱自清生下两个孩子。

朱思俞和朱乔森，家里的孩子变成了八个。这时候的朱自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可他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多。

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被迫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址设在昆明，朱自清带着全家老小，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

为了补贴家用，朱自清拼命地工作，他在西南联大教两门课，还在其他学校兼课，同时还要写文章、翻译书籍。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备课，深夜还在灯下写作，常常连轴转，那时候他的胃就开始不舒服，吃点硬东西就疼，可他舍不得花钱看病，只是买些最便宜的胃药顶着。

陈竹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偷偷把朱自清的衣服都改成了补丁最少的，让他去上课的时候有体面，每天早上给朱自清煮一碗稀粥，里面卧一个鸡蛋。

在昆明的日子里，朱自清不仅要面对生活的窘迫，还要抵御外界的诱惑，有人劝他去汪伪政府任职，薪水是西南联大的十倍，还能给家人安排好房子，被他一口回绝。

那时候，他写下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揭露日军的暴行，呼吁国人团结抗日，他的文章像一把把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也给在黑暗中挣扎的国人带来希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昆明，朱自清抱着陈竹隐哭了，八个孩子在院子里欢呼雀跃，他以为苦日子终于要结束了，可他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朱自清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教书，可此时的北平，物价比昆明还要高，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他的月薪换成法币，连买十斤面粉都不够，家里八个孩子，最大的朱迈先已经参加工作，可剩下的七个孩子还要上学、吃饭，生活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

这时候，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了，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发展到吃不下东西，一吃就吐。

陈竹隐带着他去看医生，医生说需要好好休养，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可家里连米都快买不起了，哪里有钱买营养品。

1946年，美国为了扶持日本，开始向中国倾销剩余的面粉，同时以救济的名义，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发放低价面粉，当时很多教授生活困难，都领取了这种面粉，可朱自清却迟迟没有动。

陈竹隐知道丈夫的脾气，没有劝他，只是默默地更加省吃俭用，她每天去挖野菜，把省下的钱给朱自清买些小米，熬成稀粥给他喝。

1948年6月，北平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抗议美国扶日政策的运动，朱自清第一个响应。

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且明确表示，无论家里多么困难，都绝不领取美国的救济面粉。

从那以后，朱自清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绝不碰任何美国援助的东西，有时候家里实在没吃的，他就喝几口稀粥，硬撑着去上课。

陈竹隐看他越来越消瘦，实在没办法，就去找朱自清的朋友求助，朋友们凑了点钱，给朱自清买了点肉和鸡蛋，让他补补身体，朱自清知道后，把钱还给了朋友。

1948年7月，朱自清的胃病突然加重，疼得满地打滚，陈竹隐哭着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医生诊断为严重的胃穿孔，需要立刻手术。

在医院的日子里，朱自清依旧坚持写作，他躺在床上，让陈竹隐帮他拿着纸笔，写下自己对国家未来的思考，写下对孩子们的期望。

1948年8月12日凌晨，朱自清的呼吸渐渐微弱，陈竹隐拉着他的手，八个孩子围在床边，哭成一团。

他看着孩子们，想说什么，却没能发出声音，最后他的目光落在窗外，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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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壮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