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客观地说，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近代东亚的政治格局，也令日本各阶层的“中国观”实现了从“慕华”到“蔑化”的根本性逆转。

客观地说，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近代东亚的政治格局，也令日本各阶层的“中国观”实现了从“慕华”到“蔑化”的根本性逆转。

作为19世纪下半叶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报刊在甲午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据统计，当时共有66家报社派出了合计114名随军记者，其中，以《朝日新闻》《中央新闻》派出的记者人数最多，其次是《国民新闻》《日本》等民间媒体。

值得一提的是，由德富苏峰担任主编的《国民新闻》，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声名鹊起，就与该报职员乘上千代田号军舰，能够从1894年10月起在《国民新闻》上连载《爱弟通信》栏目有密切关系。

《国民新闻》报社

这些媒体的核心工作，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各大报刊媒体对战争的进程、战役细节、双方伤亡情况、缴获的战利品、俘虏处置方式以及战地实况进行了大量连续报道。

其次，这些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还刊载了很多士兵来信。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些内容不仅潜移默化地构建了一种以“日本优越、中国野蛮落后”为基调的认知框架，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各阶层的“蔑华”心态，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后续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甲午战争全图

1894年6月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在得知清军为镇压起义入境朝鲜后，日本马上以保护侨民为由，派遣超过一万名士兵强行进入朝鲜，朝鲜局势骤然紧张。

7月23日，日军突袭并占领了汉城（今首尔）的景福宫，在软禁了高宗李熙和闵妃二人后，扶植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组建了带有亲日色彩的“新政权”，旨在彻底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

两天后的7月25日，日本海军“浪速号”在朝鲜西海岸的丰岛附近海面，悍然击沉了正常航行的清军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高升号被击沉

战争初期，长期对中国怀有敬畏之心的日本各阶层民众，普遍对战局的走向感到惶恐与不安。因此，当丰岛海战以及成欢、牙山陆战皆以日军胜利告终的消息传回国内时，他们普遍感到惊喜万分。

9月17日，中日黄海海战爆发。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激战，被日本媒体渲染为“东洋首席”北洋水师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被击沉，来远号遭受重创，死伤官兵合计800余人；作为对比，日本联合舰队的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等5艘遭受重创，伤亡239人。

但需要指出的是，北洋舰队的损失固然更大，但尚未被完全击垮；日本联合舰队固然占据了一定的上风，但自身也元气大伤。

因此，黄海海战结束后，日军并未再主动发起进攻。

日本战争绘之“黄海海战中的清军军舰”

但可以肯定的是，胜利的天平似乎出现了向日本倾斜的趋势。因此，《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宣称，中国“海军战斗力已经消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舆论也逐渐转向狂热，一些报刊杂志开始发表激进论调，公开叫嚣应该继续扩大战争规模，挥师进入中国本土，甚至直指占领北京，以完成“丰臣秀吉未完成的洪业”，

实际上，成欢、牙山之战结束后，学者竹越与三郎便迫不及待地宣称，“海陆并进，日章旗插上北京城头之日绝不遥远。”

《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指出，“不论是我陆军在平壤取得的大捷，还是海军在黄海的大胜，皆可测知清国战斗力之低下。若其战力果真如此，则我军势如破竹、直捣其巢穴，亦非难事。”

日本战争绘之“（朝鲜丰岛海域）日清大激战之图”

自10月下旬起，日军跨过鸭绿江，大举进入中国东北境内。

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清军抵抗乏力，接连溃败，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

11月22日，被誉为“北洋门户”的旅顺口陷落。很快，《东京朝日新闻》刊发的评论文章得意洋洋地指出，作为“清国咽喉要塞”的旅顺，尽管“防御设施冠绝东洋”，然而，“日军几乎未费吹灰之力便将其攻占”，足以让欧美各国“瞠目结舌”。

对于未来的战局，文章做出了这样的展望：

清国海军之元气尚未恢复，却又丢失如此要港，则渤海湾之制海权业已由我掌握。由此，以势如破竹之势迅猛攻破其根据地北京，为期不远矣。

日本战争绘之“旅顺口陷落”

进入1895年之后，清军的战败几乎已成定局。

在1月20日至2月上旬进行的威海卫之战中，孤立无援的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此役结束后，日本各大报纸连续多日以头版头条进行报道。

尽管《东京朝日新闻》等个别媒体特别发文赞誉丁汝昌“具备武士精神”，但这类声音在整个舆论浪潮中可谓微乎其微。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民间杂志，均集中于刻画清军“百战百败”的惨状，以此反衬日军的强大。

威海卫战役结束后，《团团珍闻》以漫画的形式“再现”了北洋舰队的投降场面。

画中极力突出中国的“悲惨”与“窝囊”，并刊出写有“北洋舰体之柩”（意为“北洋舰队之棺柩”）字样的讽刺画面，以视觉方式向民众传递出了“中国彻底战败”的信息。

镇远舰被当做战利品，拉回到了日本

在中日和谈期间，《团团珍闻》又刊登了一幅象征日军吞食中国领土的漫画。在漫画中，北京城赫然在列。值得一提的是，漫画作者甚至鼓吹日军胁迫占领区的中国民众作为前锋去攻打北京，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实际上，不少日本陆军将官一致要求“攻打北京”。比如日军第一军参谋福岛安正，在写给山县有朋的信中指出，“北京守军虽然号称十八万，但能战之兵不过四五万。因此，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即可轻取北京”。

实际上，包括山县有朋在内的陆军首脑们也普遍认为，“日军应该攻入山海关，攻取直隶，进逼北京城下”。不过，在首相伊滕博文与大藏大臣松方正义的反对下，这一提案并未获得通过，因为“直隶作战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皆不利”。

从左至右：山县有朋、伊滕博文、松方正义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日军“战必取攻必克”的宣传下，日本民众“对中国转为极其蔑视的心态”。对此，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平壤、黄海战胜前，暗自担忧战局胜败的国民，现已毫不怀疑战争的胜利了，而是关注我国旭日军旗何时插到北京城头。人们都充满了雄心，快乐狂欢，骄傲高慢，迷醉于欢声凯歌之中，对将来的欲望急剧膨胀。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蔑华”心态也几乎渗透到了每个角落，

黄海海战后，儿童在玩耍奔跑竞赛、相扑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cina”；在一种名叫“面子”的游戏中，“清国兵投降图”“我国骑兵蹂躏豚军图”“黄海击沉清舰图”等面具一直颇为流行。

即便在大人之间，撒谎者也会被谩骂为“cina政府”，吹牛者会被嘲讽为“李鸿章”，庆祝日军胜利的国民大会更是随处可见。

东京上野祝捷会之实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媒体对清军纪律涣散、贪污腐败以及临阵脱逃等现象进行了大量报道。当然，里面也不乏有夸张和不实之嫌。

有报道刻意强调清朝的文武官员都会刻意留长指甲，任其自然生长，其目的是“以平时拱手闲坐为风韵体面”，暗示其不事生产、脱离实际的“老爷做派”。

《日清战争纪实》曾刊发了一篇题为《清兵在军营携带玩具》的文章，里面如是写道：

清军之中，有携带游女随行的将领，有打着华丽的蝙蝠伞的士兵，甚至还有提着鸟笼悠闲遛鸟的。行军队伍里，有高声唱歌的，有互相怒骂的，步伐杂乱无章，快慢不一，可谓千差万别、千奇百怪。

正在休息的清军官兵，出自法国《世界画报》

丰岛海战结束后，《邮便报知新闻》的评论文章对北洋水师发出了这样的嘲讽：

军舰的外貌虽然修饰得可以与西方列强相媲美，但舰内的设备却极不完备。船上的大炮外观完美，内部机件却早已锈迹斑斑，枪筒也多已腐蚀，实际根本不顶用，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的陆海军都曾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溃败以及官员临阵脱逃事件。这对于崇尚武士道精神、讲究杀身成仁的日本人而言，无疑是嘲笑与鄙夷的绝佳材料。

比如《日清战争纪实》曾以嘲讽的笔调如是写道：

清国大将虽身形高大、力气超群，看似能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怯懦如虫，尚未听到枪声便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

日本战争绘之“日清兵于牙山战争之图”

随军记者山本忠辅在报道成欢、牙山之战时，以亲眼目睹并记录下了清军精锐“练军”的溃败场景：

清军将领聂士成，其地位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直隶总督李鸿章麾下的名将，连欧美各国无人不晓其名，曾在征讨马贼的战斗中屡立奇功。然而，今日观聂军之狼狈，方知其真是徒有虚名。

当我军向其营地发起猛攻时，聂士成立刻弃营而逃，甚至脱掉了军服，连原则上片刻不可离身的文书包也弃之不顾。清兵逃跑时，将军服、靴子、帽子扔得遍地都是，他们钻进朝鲜百姓家中，抢夺当地人的衣服，换装后狼狈逃窜。

日本战争绘之“日清牙山战争之图”

牙山本是他们的根据地，弹药粮草充足，本以为他们会在此背水一战。谁知我军攻至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了几十万发子弹、六七百袋（每袋七斗）军粮，早已逃之夭夭。

呜呼，凭借如此羸弱之兵，竟还欲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夸耀独立，甚至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至极，令人忍俊不禁。今将此景记述下来，权当为诸位做个笑谈罢（为诸人做个瞥脱）。

日本战争绘之“朝鲜牙山开战日本大胜利之图”

等到日军攻入东北境内后，清军的溃退现象可谓愈演愈烈。对此，日本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将其作为清军腐朽无能的证据。

《东京朝日新闻》在报道金州之战时，称清军十个营的新募士兵，“一听到我军进攻金州城的炮声，便魂飞魄散，落魄而逃”。

在随后的大连湾之战中，清军在日军“枪剑尚未进逼到壁垒时就已仓皇逃遁”，致使大连湾炮台几乎未经战斗便落入日军之手。

该报特别指出，这座炮台“系用西洋近代筑城法建造，壁垒极为坚固，且大炮、弹药配备完备”，因而慨叹“清军据守如此坚固的工事，拥有各种口径的巨炮，却不能进行顽强防御，反而望风而逃，着实令人震惊”。

日本战争绘之“攻克金州”

实际上，随着战事的深入，北洋水师临阵脱逃的现象也变得愈发严重。比如在黄海海战中，“济远”舰和“广甲”舰就不服从旗舰命令，率先脱离战场逃跑。对此，日舰“高千穗”随军记者佐伯安在战报中如是写道：

清军官兵们可谓惜命不惜名，开战之初尚能来势凶猛，一旦战局露出败象，便争先恐后逃命，不服从长官命令，导致阵形紊乱、秩序失调，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到了威海卫之战时，这种临阵脱逃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

有被日军俘获的清军为保全性命，竟将极为重要的军事机密泄露给对方；

北洋舰队保存完整的十余艘鱼雷艇，不仅在整个战争期间几乎毫无建树，而且在刘公岛保卫战的决战时刻，由管带王平、蔡廷干等人率领，不是冲向敌阵，而是集体企图突围逃跑，结果均被日军俘获。

日本战争绘之“攻克威海卫”

除此之外，日本媒体对清朝各级官员的贪腐现象给予了重点关注。比如《日本》杂志曾以嘲讽笔调做出了专题报道：

淮军将领卫汝贵麾下有十余营兵马驻扎在平壤，但身为最高长官的他，居然私自扣押士兵粮饷合计十余万两白银，不发放给士卒，反而秘密转运至上海，经由外国银行汇兑，最终送回故乡作为家计。

由于粮饷长期被克扣，军中怨声四起，士兵士气崩溃，导致防线“由内而溃”。

天津道台盛宣怀，在负责向德国采购三十万支步枪及相关弹药时，以废旧枪支与劣质弹药充数，从中贪污二百万法郎。尽管事情败露后李鸿章“怒而掌其颊”，却未进一步追究其罪责。

这类“惩而不严、查而不究”的处理方式，被日媒解读为清朝官场腐败已成常态，法制荡然无存。

被日军击溃的清军，出自法国《世界画报》

对此，学者小室重弘在《自由党党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悲愤地表示：

清军将领们并不把战争视为国家忧患，而是视为自家营利的大好时机，仅带二三千兵却声称一二万，虚报兵数，狡狯地私囊银给，榨取国帑，实为国家蠹虫。

在这种“全民蔑视中国”的大背景下，日本的战争报道、文学作品及从军记录中，充斥着大量刻意丑化中国的侮辱性表述。

其中，中国被轻蔑地称为“cina”或“猪尾国”，中国人被冠以“猪”“猪尾汉”“土人”等蔑称，民居则被污名化为“猪小屋”。

甲午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官兵

1895年6月19日，《中央新闻》发表了一篇由随军记者水荫撰写，题为《迅雷急雨：军夫的幽灵》的系列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几乎都对中国使用了侮辱性言辞。比如在某篇文章中，出现了一段以军夫口吻写下的独白：

赚钱都是战地的事。人夫有福话。我是名叫结成善助的男人。老婆叫松。孩子叫仙吉。三岁尚不通道理。’爸爸还不回来吗？礼物要ちゃんちゃん（对中国人的蔑称）的头。’比这还想要的是，金银的陀螺、珊瑚的面具。

一个尚不懂事的小孩，就要中国人的人头玩具作礼物，可见当时日本社会对中国之蔑视程度。

甲午战争中的清军官兵

实际上，将战争与人头联系起来，是当时战争文学当中经常出现的普遍现象。例如在泉镜花的《凯旋祭》中，也出现了悬挂“生首灯笼”即人头灯笼（画出来的死人头）的情节。

除此之外：

甲午战争中的日军官兵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会极力夸大中国的“肮脏”“污秽”，比如“充满了泥垢的澡堂、街上垂流的粪便、沾满污垢的小孩指甲”等。

这些“不洁”的问题，无疑成为了日本民众笑话中国“野蛮”的话柄。

《东京日日新闻》在报道中不仅蔑称中国人为“劣等动物”，还讽刺其“安于肮脏生活”，比如某篇文章这样写道：

他们住在充满粪尿的街上，却能吟唱‘异乡馥郁满城如春’；时常洗脸洗脚却不洗澡，充满尘垢的身上虱子横行，却仍能唱诵‘君子含垢，英雄扪虱’”。

第二军随军记者梦亭晓霜来到大连后发现：

民户内器物散乱，脏如猪窝，臭气熏天；大连炮台军营中，气味比民户还要刺鼻，各炮台及大营内部均没有修建厕所，官兵在户外角落随地便溺。

20世纪初的大连街道

骑兵西村松二郎在1895年3月25日致友人冈部亮吉的信中，以极具感官冲击的笔触描述了牛庄的景象：

此前被冰雪掩盖的中国人粪便，随着天气转暖而暴露出来，其肮脏程度令人难以忍受。最令人吃惊的是，即便是中国上等人家的大门口，也流淌着粪尿，他们竟不在他处设置厕所。虽知是野蛮之国，却也大大超出我的预料。

《少年世界》杂志登载了一位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曾在大连滞留一周的从军记者所写的中国报告。

这位记者提到，因自觉“身体脏如中国人”，遂与福本日南同往当地澡堂沐浴，谁知，“中国人的澡堂里面充满了臭气，无法滞留，只得夺门而出”。

另外，他亦惊叹“中国是一个肮脏得令人吃惊的国家，街上竟流淌着如此多的粪便”。作为对比，大连街道在日本占领之后变得“分外的清洁整齐”。

这种“占领前后”的强烈对照，意图凸显日本统治所带来的“文明”与“秩序”，意图在道德和文明层级上建构日本的优越地位。

日剧《坂上之云》中的日军与中国百姓

另外，在日本随军记录中，大量记载了日军对中国平民财产的抢掠行为，其中鸡、鸭、猪等家畜成为重点抢夺对象。

日军将此类行为冠以“征发”之名，赋予其某种“合法化”外衣，甚至连本应客观记录的从军记者也时常参与其中，成为抢掠队伍中的一员。

日军所驻扎的舍营，多为强占的中国民宅，百姓家中的粮食、柴薪等生活物资，自然也沦为他们的“战利品”。无论是日军官兵还是随行记者，几乎无人在此过程中考虑过中国百姓的生存权益与内心感受。

综上所述，在充斥于媒体报道和民间传闻的片面叙事影响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及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种以“蔑视”为基调的“中国观”，至此在日本社会基本成型并固化。

这种观念的形成，使得广大日本民众不仅没有成为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批判者或制约力量，反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为沉默的追随者，甚至是不自觉的共谋者。

《坂上之云》的中国百姓

实际上，直到二战后期，这种“蔑视中国”心态依然有增无减。

比如已经从陆军退役的佐佐木到一，在发表于1941年的《我这样看中国》一文中依然认为，“中国和军阀时代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中国的本质能改造成什么样子，是很大的疑问。至少我们不能认为，十年前为各国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在已有了显著的改变。中国现在还是十年前的中国，国民党也回到了十年前的国民党了，极端地说是崩溃。

在他看来，中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更不可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

退出现役的佐佐木到一

但是，梦终究是梦，醒来只有一场空。现如今，日本早已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更不是当年的中国了。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