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夫杰：故宫红墙前的肖像

摘要：何夫杰(Fritz Hoffmann)是一名美国摄影师，出生于西雅图，现居波士顿。1994至2018年间，他将镜头聚焦于中国，为西方世界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重要视角。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特约摄影师，他通过视觉叙事向全球读者展现有关社会文化、环境与经济的议题。

作品刊发于2025年《摄影世界》杂志10月刊

《何夫杰：故宫红墙前的肖像》

摄影/何夫杰文/张婷

向上滑动可查看本期杂志

向下滑动查看

何夫杰(Fritz Hoffmann)是一名美国摄影师，出生于西雅图，现居波士顿。1994至2018年间，他将镜头聚焦于中国，为西方世界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重要视角。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特约摄影师，他通过视觉叙事向全球读者展现有关社会文化、环境与经济的议题。

何夫杰从小就开始接触摄影，父亲在家中设置的暗房成了他儿时的藏身之所。14岁时，他便开始使用母亲的一台老式福伦达(Voigtländer)旁轴相机进行拍摄。在报社工作时，他认识到摄影师必须主动发掘自己的故事。转型为杂志摄影师后，在纽约JB Pictures图片社创始人乔斯林·本扎金(Jocelyne Benzakin)的引导下，他开始常驻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那里耗时数年拍摄个人项目，同时通过接拍短期新闻项目和专题任务维持生计。

你在故宫拍摄的《国庆节》组照视角十分独特，能谈谈这组照片的创作故事吗？

何夫杰：《国庆节》这组作品拍摄于2007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当时，《国家地理》杂志计划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一整期报道，在为期三天的策划会议结束时，我建议通过拍摄每个省份的代表性肖像来展现中国面貌，并由此开启了我为期一年的全国拍摄。我的编辑希望我给遇到的人拍摄肖像。她甚至说：“像史蒂夫·麦柯里(SteveMcCurry)一样。”说实话，我很反感这样。不要告诉一个创作者去复制别人的风格，而应该描述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她提到麦柯里的照片，可能是为了表达她的想法。我确实在路上拍了一些这样的照片，但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照片上。后来，快到出版截止日期的时候，设计部门开始设计封面。他们把我拍的一些肖像放在一个网格里，考虑用作封面。好吧，我想，对于《国家地理》的封面，我最好快点想出独特的办法。

我知道国庆假期期间的故宫会是人山人海。背景的红墙是可以将肖像整合在一起的统一元素。当发现墙壁呈现不同深浅的红色时，我很激动。我雇了一个助手和我一起记下人们的信息。我们在城墙内漫步，在光线好的时候拍摄风景。当中午光线变得刺眼时，我会挑选一个有红墙的阴凉处。我选择人群中看起来有趣的人，并说服他们让我为他们拍照。拍摄完成后，我的助手记下他们的信息和电话号码，我则去找下一个人。没有人拒绝我，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很有礼貌。我那时已经在中国待了十二年，普通话说得不错，而且这些被拍摄者的家乡，大部分我都去过，所以在沟通方面比较顺畅。

那天下午，我拍了五十个人。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红墙附近拍到了更多人。这些肖像是使用徕卡M6和50mm镜头拍摄的，光圈f2.8。每个人我只拍了几张，拍得很快，我觉得最好是在人们开始紧张之前就把他们捕捉下来。

这组照片的焦点是中国人，看着这些面孔，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过去。在故宫拍摄时，你是有目的地选择这些人物进行拍摄的吗？

何夫杰：是的，因为我想用有代表性的肖像来展现中国面貌。我希望人们的长相各不相同，这样在版面上就会呈现出多样性。我会在人群中找一个人，猜他们可能来自哪里，北方、南方，或是东部、西部地区。我走上前去介绍自己和杂志，以及我在做什么,并请他们参与。我也对他们说过，他们将代表中国。我想许多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你一直使用胶片相机和彩色反转片，是出于什么考虑？

何夫杰：我在中国拍摄的所有照片用的都是感光度100的彩色反转片，这是为了让作品风格始终保持一致。在数码摄影刚开始普及时，我就尝试使用过。但数码相机完全不符合我的习惯，而且我也不喜欢单反相机、快门延迟等。我一直都使用徕卡M旁轴相机。

《国家地理》杂志在大楼的地下室里有个暗房，我会把胶片送到那里冲洗。大部分摄影师转向数码后，暗房被关闭，冲洗胶片变得不方便了。可我仍然觉得和数码单反不合拍。后来，我翻遍了《国家地理》的器材仓库，拿了一个飞思数码后背，把它装在了一个老哈苏501机身上，用了好几年。2019年，我拍摄的中医故事，用的是徕卡M旁轴的数码相机。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你如何平衡媒体的需求和你自己的视角？

何夫杰：首先我是一名摄影师，虽然本来想当一名画家。新闻工作让我知道如何用图片来讲述故事。而纸媒的传播是有局限的，当只有一个版面时，是无法用十张图片来讲述故事的。我在中国时遭遇的最大挑战是，纽约、伦敦、巴黎的编辑们对中国图片有自己的想法和期待，尽管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往往十分有限。图片编辑和一般观众，都会被引人注目的图像所吸引。所以，我努力拍摄出不仅仅是符合要求的作品，还要突破编辑的固有想法。

你在中国的摄影生涯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何夫杰：这个问题需要用一整本书来回答。我已经写完了我的中国回忆录，希望能尽快出版。中国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从在美国驾车长途旅行变成了在中国带着相机四处行走。我的感官都在拍摄中被激发，所有的视觉、听觉、气味，一切都进入了我的画面。在中国生活时，我百分之百地投入，使用中文名字何夫杰，连做梦说的都是普通话。

你在中国拍摄了海量的胶片，对这份丰富珍贵的图片档案，你有什么打算？

何夫杰：这是个让我夜不能寐的问题。从1994年到2018年，我在中国大约拍了20万张照片。我希望有机构来收藏这份图片档案。2019年，我第一次当上了父亲，之后便常常在家。在写中国回忆录时，我也一直在整理这些胶片档案，这样就不用在未来的某一天把这个重任留给我的家人了。最后，谨向在我旅居中国的岁月里，每一位允许我记录下珍贵瞬间的朋友们致以由衷的感谢。你们曾为我敞开机遇之门，慷慨引荐人脉，并鼎力相助。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作品，在此献上我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