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4年，北平陆军监狱，一发子弹穿过吉鸿昌的后脑，这位抗日名将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1934年，北平陆军监狱，一发子弹穿过吉鸿昌的后脑，这位抗日名将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二十四年后，金门岛，一块小小的炮弹皮钻进了吉星文的身体，这位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英雄，同样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丧命于对岸同胞的炮火中。

叔侄俩，都是从河南扶沟县走出来的硬汉，都是冯玉祥西北军里砍出来的猛将，一个被当成民族英雄供了起来，一个却在对岸的岛上，名字渐渐没人提了。

这爷儿俩的故事，得从那支爱耍大刀的西北军说起。

上世纪二十年代那会儿，中国乱成一锅粥，各路军阀你来我往。

冯玉祥手底下的西北军，是出了名的另类。

这支队伍不爱洋枪洋炮，就信手里那把沉甸甸的大刀，信奉跟敌人脸贴脸地干。

在西北军里，谁的刀快，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出头。

吉鸿昌就是这么个人物，他是玩刀的祖宗。

听说他打仗的时候，喜欢光着膀子，后面跟着一个扛着“吉”字大旗的亲兵，身边簇拥着一帮同样拿着青龙大刀的护卫，那阵势，活脱脱就是戏台上的关老爷。

就连当时横行西北的马家军，那些骑着马，挥着刀，野得没边的骑兵，一碰上吉鸿昌的部队都得掂量掂量。

就凭着这股不要命的劲儿，吉鸿昌从一个大头兵，花了十五年，硬是干到了军长，还当上了宁夏省主席，成了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

1922年，吉鸿昌已经是团长了，穿着笔挺的军装回老家，那叫一个风光。

这份荣光，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一下子烫在了他不到十五岁的族侄吉星文心上。

少年心里就一个念头：我也要当叔叔那样的人。

那年冬天，吉星文跟家里人一说，卷起铺盖就投奔吉鸿昌去了。

可吉鸿昌没把他当宝贝疙瘩护在身边，反手就把他塞进了宋哲元的部队。

西北军就是这个规矩，好铁得靠猛火锻，好兵得靠硬仗磨。

吉星文从小就练武，身子骨结实，到了部队里又肯下功夫，很快就在一帮新兵蛋子里冒了尖。

真正的硬仗是1926年的“南口大战”。

西北军打败了，被迫往几千里外的西北撤。

那一路，走的都是鸟不拉屎的戈壁滩，部队没吃的没穿的，人心散了，天天有人开小差。

当时才十八岁的吉星文，已经是连长了，他身上那股劲儿就显出来了。

自己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最后一口干粮掰给手下的兵；队伍走不动了，他就在前头喊，在后头推。

等大部队好不容易到了包头，冯玉祥亲自点验人数，发现吉星文的那个连，除了两个病死的，居然一个跑的都没有。

这在当时简直是个神话。

从那时候起，吉星文这个名字，就在西北军里传开了。

叔侄俩，一个在南边叱咤风云，一个在北边崭露头角，都在用自己的血汗，给西北军这块招牌添光。

“九一八”日本人在东北一闹，整个中国都炸了锅。

这对叔侄的人生，也因为这事，撞到了一块儿，亮到了顶峰。

那时候的吉鸿昌，日子不好过。

因为在江西“围剿”红军的时候出工不出力，被蒋介石撸了兵权，名义上是让他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流放。

国难的消息传到国外，吉鸿昌坐不住了，立马买船票回国。

他把天津的豪宅和家产全卖了，到处联络旧部，脑子里就一件事：打日本人去！

1933年5月，在张家口，吉鸿昌拉起一支叫“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队伍，自己当了第二军军长。

这支队伍，枪是五花八门的，兵是东拼西凑的，可就是这支“杂牌军”，愣是连着干下了康保、宝昌、多伦好几个县城，把日本人和伪军赶出了察哈尔省。

这是“九一八”之后，中国军队头一回从日本人手里收复失地，全国都为之一振。

可这一下，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马蜂窝。

最后，同盟军在日军和中央军的内外夹击下，散了。

吉鸿昌的抗日路，走到头了，也为他一年后脑袋搬家埋下了根子。

几乎就在叔叔在察哈尔举旗抗日的时候，他的侄子吉星文，正在长城线上跟日本人拼命。

1933年3月，日军打到了喜峰口。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奉命顶上去。

人家日本人有飞机大炮，占着山头往下打，二十九军的装备差得可怜，弟兄们一批批地倒下。

指挥官赵登禹一看这么下去不行，就想了个西北军的老办法——发挥近战优势，摸黑夜袭。

3月11号凌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时任营长的吉星文，带着五百个弟兄，每人背上一把大刀，悄悄摸向了日军的宿营地。

夜色是最好的伪装，大刀就是最要命的家伙。

吉星文第一个冲进去，手起刀落，砍瓜切菜一样。

那一仗，他们端掉了一个日军炮兵阵地，缴获了一堆东西。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就是从喜峰口传遍全国的。

吉星文一战成名，战后直接被提拔当了团长，那年他才24岁。

四年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守宛平城的，正好就是吉星文的219团。

他接到命令后就一句话：“日本人敢过来，就给我往死里打！”

第二天晚上，他又玩起了拿手的夜袭，组织大刀队，硬是把被日军占了的铁路桥给夺了回来。

日本人被打疼了，居然在谈判桌上提条件，说必须把吉星文这个团换掉才行。

南京那边软了，一道命令下来，英雄的部队含着泪撤了下来。

没过多久，卢沟桥就丢了。

从察哈尔到喜峰口，再到卢沟桥，吉家的叔侄俩，在不同的地方，用同一种方式告诉了所有人，中国军人不是孬种。

这是他们爷儿俩最风光的日子，可这之后，道儿就分岔了。

抗战全面开打，吉星文继续在战场上跟日本人死磕。

徐州会战，他带着一个团，死死拖住了日军一个装备精良的师团，给几十万大军的转移争取了救命的时间。

凭着这些战功，他升到了师长。

可也就到这儿了。

从那以后的快十年，不管他仗打得再漂亮，官衔就再也没动过。

这背后的道道儿，其实不复杂，就是那么回事儿。

第一，他是西北军出来的，是“杂牌”，在蒋介石那些黄埔军校毕业的“嫡系”眼里，永远是外人。

军中的位置，讲究个出身和关系，他一个没根没底的晚辈，前面还有一堆西北军的老前辈，怎么也轮不到他。

第二，也是最要命的，他叔叔是吉鸿昌，是那个被蒋介石亲口下令枪毙的“通共分子”。

这层关系就像个无形的紧箍咒，让老蒋对他用是肯定的，但信是绝对谈不上的，总得防着一手。

这么多年，有功劳没赏赐，心里能没点怨气？

肯定有。

但他看着那些嫡系将领的美式装备和兵强马壮，心里可能也酸溜溜地羡慕。

这种又恨又羡的矛盾心态，决定了他在后来解放战争中的选择。

当很多西北军的老同事看清了形势，纷纷起义的时候，吉星文却因为在淮海战场上腿部负伤，阴差阳错地躲过了最后的决战，最后跟着大部队退到了台湾。

回头看他叔叔吉鸿昌，那选择就干脆多了。

他早就看透了南京那帮人对外软弱、对内狠毒的本质。

从“剿共”时磨洋工，到自己拉队伍抗日，再到最后被抓进监狱，他走的路清清楚楚：他效忠的不是哪个姓蒋的，也不是哪个派系，而是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上的人。

他选了跟老百姓站在一起，为了这个民族能挺直腰杆，命都可以不要。

1949年之后，到了台湾的吉星文，日子好像好起来了。

蒋介石需要他这么个有名的“抗日英雄”来装点门面，安抚那些跟着败退过来的杂牌军。

他被任命为“澎湖防卫部队”副司令，后来又升了中将，调到金门当副司令。

听说，在澎湖军人公墓落成那天，吉星文还跟身边的同僚开了个玩笑，指着那片墓地说：“咱们这些人里，不知道谁是第一个住进来的？”

没想到，一句话成了真。

1958年8月23日，对岸的炮弹铺天盖地地飞过来，吉星文当场被炸倒。

一颗被医生看漏了的小弹片，三天后要了他的命。

吉鸿昌的墓前，人来人往，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

而吉星文，最终长眠于澎湖的军人公墓，和他开过玩笑的同僚们躺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长城抗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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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善良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