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土高原的风，总带着一股凛冽的苍劲。1935年10月，当七千余名中央红军战士踩着磨穿的草鞋、穿着破烂的单衣，踉踉跄跄走进陕北吴起镇时，连风都感觉他们的疲惫——这支刚闯过雪山草地、熬过湘江血战的队伍，人均携枪不足一支，粮食仅够维持三日，不少战士的伤口还在渗血，却

黄土高原的风，总带着一股凛冽的苍劲。1935年10月，当七千余名中央红军战士踩着磨穿的草鞋、穿着破烂的单衣，踉踉跄跄走进陕北吴起镇时，连风都感觉他们的疲惫——这支刚闯过雪山草地、熬过湘江血战的队伍，人均携枪不足一支，粮食仅够维持三日，不少战士的伤口还在渗血，却仍握紧步枪不肯松开。

毛泽东站在镇外的土梁上，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黄土峁，手中的望远镜镜片映出战士们单薄的身影。他心里清楚，这不是长征的终点，而是另一场考验的开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仍在西北布下天罗地网，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还有阎锡山的晋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陕北逼近。可谁也没料到，曾经喊着“务必全歼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竟在此时放缓了追击的脚步，从“穷追猛打”变成了“围而不歼”。这背后，是一场交织着军事较量、派系矛盾与民族危机的复杂棋局，每一步都在为中央红军的绝境逢生铺路。

01 红军分兵：一场意外的“战略掩护”

1935年6月的四川懋功，夹金山的雪水还未融化，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本应是革命史上的最辉煌的时刻。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列阵迎接，枪械整齐、军装完整，与中央红军的“褴褛之师”形成鲜明对比。可这份喜悦没能持续多久，分歧就摆上了台面：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接通抗日路线”，而张国焘却以“四川物产丰富、易守难攻”为由，执意要南下。

这场分裂，在当时看来是革命的重大挫折，却在无形中为中央红军筑起了一道“意外的屏障”。蒋介石在南京收到情报时，第一反应不是“红军分裂可逐个击破”，而是“红四方面军若在四川站稳，将威胁西南半壁江山”。他当即下令：原本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纵队、胡宗南部等精锐，即刻调头南下，赶赴川西堵截红四方面军；同时调动川军刘湘、邓锡侯等部，拼凑二十多万兵力，在雅安、甘孜一带布下防线，扬言“要把红四方面军困死在雪山脚下”。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国民党的“追剿主力”还在川西的崇山峻岭中与红四方面军周旋。薛岳的部队刚翻过夹金山，就被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牵制在宝兴；胡宗南的精锐则在松潘与红军反复拉锯，连陕北的方向都顾不上看。在一份当时的电报档案中发现，蒋介石给前线的指令里，多次强调“川西战事为首要”，甚至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消息传来后，仍坚持“先解决南下之敌，再回头收拾陕北残部”。

这种“兵力倾斜”，给了中央红军最宝贵的喘息机会。吴起镇的窑洞里，战士们第一次吃上了热乎的小米饭，老乡们送来的棉衣虽然破旧，却能抵御陕北的寒风。有个小战士叫王二牛，才十五岁，长征时丢了鞋子，光着脚走了半个月，到陕北后穿上老乡给的布鞋，抱着脚哭了半天——就是这样的细节，藏着红军能在陕北站稳脚跟的最初底气。

胜利会师

02 陕北地形：黄土高原的“天然堡垒”

很多人觉得陕北贫瘠，却没意识到，这片土地的地形，恰恰是红军的“天然保护伞”。黄土高原上，千沟万壑纵横交错，土梁与土峁像一道道天然的屏障，汽车开不进，大炮架不稳，国民党的正规军到了这里，就像“猛虎掉进了山沟沟”，根本施展不开。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国民党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装备精良的部队，气势汹汹地闯进直罗镇——这个夹在两座土山之间的小镇，入口窄、腹地浅，正好是打伏击的绝佳地形。红军早就把土山上的窑洞改造成了隐蔽工事，战士们趴在窑洞里，看着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进了镇，等信号枪一响，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土山两侧的红军像潮水一样冲下来，不到一天就把109师全歼了。战后清理战场时，战士们发现，国民党的重炮还没来得及卸下车，就被缴获了——在陕北的山沟里，这些“大家伙”根本派不上用场。

更让国民党头疼的是后勤。陕北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几十万大军的粮草只能靠从西安、太原长途运输。当时从西安到陕北，只有一条简易公路，红军的游击小组经常在半路伏击粮车，把粮食分给老乡，再把空车推到沟里。有一次，薛岳的部队运了一批棉衣到前线，半路上被红军截了，战士们穿上新棉衣，还在空箱子里放了张纸条：“多谢蒋委员长送的过冬礼，我们留着打鬼子用！”

蒋介石不是没算过这笔账：派嫡系中央军去陕北，不仅重武器用不上，光粮草消耗就是个天文数字；要是不派，又怕红军在陕北壮大。思来想去，他想出了“借刀杀人”的主意——让地方军阀去当“剿共先锋”，自己坐收渔利。可他忘了，这些地方军阀，个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03 军阀众相：一盘散沙的“剿共联盟”

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让他统领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负责“围剿陕北红军”。可他不知道，张学良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东北军十几万官兵，大多是“九一八”事变后逃出来的，心里最盼的不是“剿共”，而是“打回东北老家”。

我们看一份当时东北军士兵的日记，里面写着：“我们穿的是军装，却像没家的孩子。红军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话说到了我们心坎里。要是能打鬼子，就算死了，也能对得起东北的爹娘。”这种心态，让东北军在战场上根本提不起劲。1935年10月的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又遭覆灭，师长牛元峰自杀。两个月损失两个主力师，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兵力、发放军饷，却被蒋介石以“剿共不力”为由拒绝，还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蒋先生这是借刀杀人，再打下去，东北军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了。”

杨虎城的西北军，更是“本土作战，不愿内耗”。他在陕西经营多年，深知自己的根基全靠这几万西北军。要是为“剿共”拼光了兵力，蒋介石的中央军肯定会趁机进驻陕西，自己迟早被“架空”。所以，杨虎城对“剿共”始终是“出工不出力”：部队开到前线后，要么“按兵不动”，要么“打几枪就撤”，甚至私下里和红军联络，约定“互不侵犯”。有一次，西北军的一个营和红军对峙，营长干脆让士兵们把枪架在地上，和红军战士隔着战壕聊天，还互相扔香烟、送干粮。

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更是“各怀鬼胎”。阎锡山怕中央军借“剿共”之名进入山西，在晋陕边境修了几百个碉堡，名义上是“防红军”，实则是“防中央军”；马鸿逵的骑兵部队，只在宁夏边境巡逻，只要红军不进宁夏，他就绝不越界一步。这样一盘散沙的“剿共联盟”，怎么可能把红军消灭在陕北？

04 秘密联共：从“对手”到“盟友”的暗线

1936年初，陕北前线出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东北军和红军的士兵隔着战壕聊天，红军扔过去一包陕北的小米，东北军就扔过来几盒香烟；偶尔响起的枪声，也是“枪口朝天”，子弹根本不往人身上打。这背后，是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秘密达成的“默契”——他们早已厌倦了内战，更不愿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工具。

张学良与红军的秘密接触，始于1936年3月。当时，他派亲信高福源前往陕北，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面。在延安的窑洞里，周恩来向高福源阐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还给他看了东北军家属在东北遭受日军迫害的照片。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后，向张学良详细汇报，张学良听完叹息道：“我们东北军的根在东北，打红军就是打中国人，这不是自相残杀吗？”

此后，张学良又多次派人与中共秘密联络，甚至在洛川秘密会见周恩来。两人约定：东北军停止进攻红军，红军不攻打东北军防区；红军帮助东北军培训抗日骨干，东北军则为红军提供药品、弹药。有一次，东北军的运输队悄悄将一批子弹运到前线，红军战士接应时，东北军连长特意叮嘱：“快搬，别让上面知道了——这些子弹，咱们留着打鬼子用！”

杨虎城与红军的合作，比张学良更早。1935年12月，他就通过地下党员与中共取得联系，双方约定“互不侵犯、通商互助”。西北军的防区里，红军的商贩可以自由出入，用陕北的皮毛、药材换取布匹、盐巴；遇到国民党的巡查队，西北军士兵还会帮忙“打掩护”。1936年夏，杨虎城甚至秘密给红军送了一批医疗器械，还派自己的私人医生去陕北为红军伤员治病。

蒋介石并非没有察觉张杨的“异常”，但他始终认为“张杨不敢公然抗命”，只是“剿共不力”而已。直到1936年10月，他解决了“两广事变”，才腾出手来，带着陈诚、卫立煌等大员飞到西安，想亲自“督战”——可他没料到，这一去，会彻底点燃“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张学良和杨虎城（右）

05 两广事变：三个月的“生死喘息期”

就在中央红军刚抵陕北、立足未稳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内部的一场叛乱，给了红军“雪中送炭”的机会——这就是1936年6月爆发的“两广事变”。

1936年5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突然病逝，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蒋介石失去制衡，必欲吞并两广”，于是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成立“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拼凑三十万大军，向湖南进军。这一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顿时慌了神——两广控制着华南的经济命脉，还有空军、海军，一旦叛乱扩大，将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他立刻下令：原本准备调往陕北的四十万中央军精锐，全部南下，赶赴湖南、江西堵截两广联军；同时动用“银弹攻势”，派人秘密联络广东将领，策反他们倒戈。这场“两广事变”，从6月持续到9月，整整三个月。对中央红军而言，这三个月是“生死攸关的休整期”。

红军利用这段时间，在陕北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当地老乡听说红军是“打鬼子、分田地”的队伍，纷纷报名参军。安塞县有个叫李老栓的农民，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到了红军队伍，还说：“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跟着红军，不仅能分田地，还能打鬼子，让咱娃们有个盼头！”仅两个月，红军就招募了五千余名新兵，部队人数从七千增至一万五千余人。

同时，红军还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陕北档案馆有一份当时的土地分配清单，上面写着：延川县文安驿镇，共分配土地两千多亩，涉及农户三百多户，每户平均分到五亩多耕地。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给红军送粮食、做棉衣。到1936年9月，红军已经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甚至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再也不是当初那支“人困马乏、粮弹奇缺”的队伍了。

06 西安事变：历史的方向盘在此转弯

1936年12月的西安，寒风刺骨。蒋介石带着“解决两广事变”的得意，飞抵临潼华清池，给张学良、杨虎城带来了两个“最后通牒”：要么在12月12日前全力进攻红军，要么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让出陕西，由中央军“剿共”。

这两个方案，对张杨而言都是“死路”：进攻红军，只会拼光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就等于失去根基，迟早被蒋介石吞并。张学良曾三次向蒋介石进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却被蒋介石痛骂“年轻无知、受共产党蛊惑”；杨虎城则直接提醒蒋介石“再打内战，民心尽失”，却遭到冷落。

被逼到绝境的张杨，最终决定“兵谏”。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突袭华清池，蒋介石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穿着睡衣翻墙逃跑，最终在骊山的一处石缝中被抓获；与此同时，杨虎城的部队在西安城内扣押了陈诚、卫立煌等十余名国民党军政大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年参与抓捕蒋介石的红军战士李树林，他回忆说：“我们在骊山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在一个石缝里发现了蒋介石——他穿着睡衣，冻得瑟瑟发抖，嘴里还喊着‘你们要干什么’。我们告诉他：‘张副司令和杨主任让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在中共的调解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返回南京。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迁驻延安；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没有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停止了“剿共”政策，同意国共合作谈判。持续十年的内战，终于画上了句号。

07 陕北根基：不是“荒地”，而是“熟地”

很多人误以为，中央红军到达的陕北是“一片荒芜之地”，实则不然——在中央红军抵达之前，这里早已是红军的“老根据地”，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就开始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他们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2年，红二十六军成立；1934年，红二十七军成立。这两支红军在陕北的沟壑间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到1935年时，根据地已经扩展到二十多个县，人口达百万，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

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抵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兵力达七千余人。这支队伍不仅熟悉陕北的地形，还与当地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知道哪个山沟有水源，哪个窑洞能藏粮，哪个村子有可靠的群众。

中央红军到达后，红十五军团立刻送来粮食、棉衣和药品。徐海东还亲自带着向导，陪毛泽东考察陕北的地形，介绍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刘志丹、徐海东同志在陕北为我们打下了好基础，没有他们，我们到陕北后很难这么快站稳脚跟。”

这种“根据地基础”，是红军能在陕北发展壮大的关键。有了稳定的后方，红军才能摆脱流动作战的困境，安心休整、扩军、练兵；有了群众的支持，红军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资补给——这是长征路上从未有过的条件。

民族危机：人心的天平，正在悄然向“团结抗日”倾斜

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早已不是“内战可以无限延续”的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从东北踏到华北，1935年的“华北事变”，让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北平学生喊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像惊雷般传遍全国，不仅唤醒了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更深深影响着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再把枪口对准同胞，只会让侵略者坐收渔利。

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但在1936年的私人日记里，也难掩对日本威胁的焦虑：“倭寇一日不除，中国一日不得安宁。然共党未灭，无以全力对日。”这种矛盾的心态，让他的“剿共”政策越来越站不住脚。当时南京政府内部，不少官员私下里都在议论：“华北都快成日本人的了，还在西北打红军，这不是本末倒置吗？”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也在1936年暗中派人接触中共代表，试探“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可见“剿共”早已不是国民党内部的共识，人心的天平，正在悄然向“团结抗日”倾斜。

国民党军队里，反对内战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东北军将领王以哲，曾在深夜找到张学良，语气沉重地说：“副司令，我们东北军的根在东北，士兵们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天天想的是打回老家去，不是在这里打红军！再这么打下去，不用红军动手，我们自己就先散了。与其做蒋介石的‘剿共工具’，不如跟红军联手抗日，就算战死，也能给东北父老留个好名声！”这番话，说出了无数东北军官兵的心声。当时东北军的军营里，士兵们常偷偷传唱着自己编的歌：“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爹娘盼我归，倭寇必当驱！”歌声里的思乡与抗日情怀，远比蒋介石的“剿共命令”更能凝聚人心。

西北军这边，将领赵寿山也多次跟杨虎城直言：“主任，咱们西北军是陕西人的队伍，士兵们都是本地人，谁愿意跟红军拼命？前几天我去前线视察，有个班长跟我说，‘咱们跟红军无冤无仇，都是中国人，为啥要互相残杀？不如一起去打日本人！’再这么硬撑着打内战，士兵们早晚要哗变。依我看，不如跟红军达成默契，先停火，再商量合作抗日的事——这才是保住西北军、保住陕西百姓的正道！”杨虎城听后，沉默良久，最终点了点头——他心里清楚，赵寿山说的是实话，再跟着蒋介石“剿共”，只会把自己和西北军推向绝路。

而红军，恰恰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把“抗日”与“救亡”的旗帜牢牢举在手中。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仅放弃了“反蒋”的口号，还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主张，立刻赢得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工人阶级率先响应——上海的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打出“停止内战、支援抗日”的横幅；天津的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装卸物资，还自发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把筹集到的钱款和药品偷偷送往陕北。农民们也用实际行动支持红军——陕北根据地的老乡们，不仅积极参军，还主动把家里的余粮捐给红军，有的老人甚至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银镯子拿出来，说：“红军是抗日的队伍，这镯子给红军买子弹，打鬼子！”

知识分子更是成为“抗日救亡”的急先锋。北平的教授们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如鲁迅、茅盾等，纷纷撰文抨击“内战政策”，赞扬红军的抗日主张。就连原本对共产党持怀疑态度的中间派人士，也开始转变立场——民主人士沈钧儒，在1936年亲自前往陕北考察，看到红军官兵“穿着单衣却仍在操练抗日战术”，深受感动，回到上海后公开说：“红军是真心抗日的队伍，中国要救亡，必须团结红军！”

甚至海外华侨，也通过各种渠道支援红军。东南亚的华侨商会，筹集了几十万银元，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到陕北；美国的华侨学生，自发组织“抗日宣传队”，在海外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支持祖国抗日”。当时陕北根据地收到的一封华侨来信里写道：“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心永远向着祖国。红军愿意抗日，我们就愿意支持——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们什么都愿意捐！”

人心向背，从来都是决定战争胜负和历史走向的关键。1936年的中国，“抗日”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愿望，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本质上是与民心相悖的。而红军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恰顺应了历史潮流，抓住了人心——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后，不仅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消灭，反而能不断发展壮大；为什么张学良、杨虎城会冒着“犯上作乱”的风险发动西安事变；为什么最终国共两党能放下恩怨，携手走向抗日战场。

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所说：“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谁在真正抗日，谁在打内战。只要我们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就永远不会孤立。”事实证明，正是因为顺应了“团结抗日”的民心，中央红军才能在陕北绝境逢生，才能最终成为引领中国走向民族独立的核心力量——这，就是人心向背定成败的最好证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英雄拒绝黄昏​@英雄拒绝黄昏之廖志伟​删除，资料来源权威媒体报道及一些文献资料）

来源：英雄拒绝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