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宁夏南部红河岸边，一座3000多年前的西周城址——姚河塬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遗存向世人展示着我国古代西北边疆的壮阔历史。这里不仅是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更以其贯穿西周始终的考古遗存，实证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对西北边疆实

在宁夏南部红河岸边，一座3000多年前的西周城址——姚河塬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遗存向世人展示着我国古代西北边疆的壮阔历史。这里不仅是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更以其贯穿西周始终的考古遗存，实证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对西北边疆实施有效管控，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

姚河塬遗址对于探寻西周文化的起源和形成，研究西周王朝建立后对西部边缘地区控制的管理模式，认识西周时期的西北边陲族群交融、文化面貌和社会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今年8月，姚河塬遗址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其保护与活化利用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姚河塬遗址铸铜作坊区。图片由马强提供

战略要地：西周王朝的西北防御屏障

姚河塬城址位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北部，地处六盘山（陇山）东麓、泾水流域上游，坐落于红河源头处的李儿河、小河、大河汇流切割的三角形台塬上。自2017年开展考古发掘以来，这座面积达92万平方米的城址，面貌逐渐清晰。

考古确认，该城址从商代晚期延续到春秋早期，贯穿了整个西周历史。城址不仅有夯土城墙，还环绕着护城壕。城墙位于城址区中部，呈南北走向，残存300余米，宽约8.5米，残高约4米；护城壕宽8.4米、深约4米左右，可见其反复使用、多次清淤痕迹。城墙、城壕将整个城址分为内城（东城）和外城（西城）两个部分，这对于认识商周时期西北边陲封国的内外城功能布局、城墙的功能结构、构筑方式等有着重要意义。

整座城址布局规整，功能分区明确：内城东部集中了诸侯国君家族墓地、铸铜作坊区、制陶作坊区、宗庙宫殿建筑群等重要功能区；外城则分布着制陶作坊、半地穴式房址、地坑院等。城址内有宽5米左右的道路，渠池水网交错，表现出先民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内城中部的宗庙宫殿基址区已完整清理地坑院1处，保存多孔横向掏挖坑壁形成的窑洞式房屋及半地穴房址等，窑洞壁面有人类活动造成的大面积黑色烟炱痕迹。另有3组地面式夯土墙建筑群，已完整揭露1组，有夯土墙房址6间，保留有壁柱、取暖设施等。

姚河塬遗址处于周人疆域的西北边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城址巧妙地利用李儿河和小河以及西侧高耸的六盘山作为天然屏障，并结合人工构筑的城墙城壕，构建了一套完善的防御体系，军事上易守难攻。

卜辞“获侯”：揭开西周封国之史

姚河塬遗址最具历史价值的发现之一，是出土了甲骨文150余字，所涉内容包括农业生产、巡狩、战争等。这是目前继陕西周原遗址之外，西北地区发现的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西周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分别出土于墓地、铸铜作坊、房址等，从城址的中心到边缘区域都有发现，表明该城址人群使用文字比较频繁。

尤为关键的是，甲骨文中出现了“入戎于获侯”等文字。周灭商后，广封诸侯，但现存史料中并未提及“获国”。通过“获侯”相关卜辞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姚河塬遗址可能是西周早期分封的诸侯国“获国”的都邑城址。

西周初年，推行“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政策，在政治传统上延续商代制度，同时按照周代制度划分封地。“侯”是西周授予分封国统治者的头衔。

▲姚河塬遗址出土的“稼稷”甲骨文。图片由马强提供

姚河塬遗址甲骨文中记载有大量与戎人相关内容，直接反映了西周诸侯国与周边戎人族群的交往。这种交往不仅限于军事对抗，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从遗址文化面貌来看，这里有殷商、刘家、寺洼、北方、西周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存，反映了多族群混居、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

▲姚河塬遗址诸侯国君墓葬出土的象牙梳篦。图片由马强提供

在城址东北部诸侯国君家族墓葬区，考古工作者清理了43座墓葬，其中西周墓葬40座。这些墓葬呈现出多种文化特征：墓室内殉人、殉牲，墓底墓主人腰部位置挖坑埋狗，即所谓的腰坑殉狗，这些是殷商文化的典型特征；而把马车和马分开埋葬，尤其是车辆分拆为部件掩埋，即拆车葬等葬俗方面又表现出周文化的特点。同时，有的出土器物展现出甘肃临洮洮河流域、平凉庄浪县徐家碾遗址、庆阳合水县九站遗址等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的寺洼文化特征；另有以花边口沿、附加堆纹、高领直颈类器物为主的北方文化等因素。

墓地中还发现了4组互相连通的墓葬，这种连通状况仅存在于墓葬的上半部分，有狭窄的过道相通。这是西周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发掘人员称其为“组墓葬”，从墓葬规模及出土遗物来看，可能分属于4代诸侯国君。

姚河塬遗址诸侯国君家族墓葬区4座车马坑和6座马坑的发现堪称亮点。马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马的引进和驯养技术的传播，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自商代晚期起，殉马习俗渐成，并在西周融入“周礼”体系，成为等级制度的重要载体。

▲姚河塬遗址墓地清理出的马坑。图片由马强提供

姚河塬遗址的车马坑、马坑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绕着墓地的外围呈弧形分布，西侧为一段南北向的壕沟，为墓葬的兆沟。所有墓葬均没有突破车马坑、马坑以及这条兆沟的范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茔域范围。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其中的3座马坑共计17匹马骨的DNA采样分析发现，马的毛色一致或相近，由此推测当时在选择马匹陪葬或祭祀时是有统一标准的。进一步将马的毛色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相较于中原的马来说，姚河塬遗址出土的马的毛色更为丰富，但与西方的马相比，其毛色又相对单一。全基因组学综合同位素等其他信息分析，这里的马种应该是从西方引进的。

这些研究发现不仅反映了姚河塬作为军事前哨基地的特点，也揭示了姚河塬西周封国与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稼穑匠心：农牧交错与工业发展

作为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姚河塬城址既是周王朝抵御西戎的屏障，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北传播的连接点。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其中的“稼稷”记载证实了该区域主要种植粟（小米）。这些文字材料为了解西周封国的农业生产、工业发展以及与周边族群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通过对遗址区灰坑、房址等遗迹土样的浮选工作，考古人员获取了大量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大麦、小麦、大豆、大麻等农作物遗存，以及糙叶黄耆、狗尾草、早熟禾、猪毛菜、藜、冷蒿、马蔺等其他植物遗存。分析表明，姚河塬遗址的旱作农业相当发达，以粟、黍为主要农作物，麦类作物次之。

在畜牧养殖上，姚河塬人群主要以驯养食草类动物为主，反映其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这揭示了距今3000多年前，农牧交错地区畜牧业成分增强，可能是受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和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

结合野生植物遗存和动物骨骼的出土情况来看，姚河塬遗址在西周时期具有相当丰富的畜牧资源，不仅植物资源被用作饲草，家畜粪便也成为燃料的来源之一。

经对遗址采集的近4000块木炭进行鉴定，其中有27个植物种属，栎属占比最高，其次是松树，再次是柏属。这些表明姚河塬先民除了在遗址周边获取栎属、禾本科、榛属、竹亚科、柳属、槭属、鹅耳枥属等植物木材供日常使用外，还会离开遗址到较远的高山地带获取松、柏云杉等木材，用以墓葬等特殊用途。

此外，姚河塬遗址出土陶器的脂质残留物等，也从饮食上反映了该区域农牧交错的多样性和融合性。

▲姚河塬遗址铸铜作坊区出土遗物。图片由马强提供

姚河塬城址发现的铸铜作坊区面积达5000平方米，是迄今已知最西北的一处西周铸铜作坊。作坊区清理发掘了诸如储水池、水渠、取土坑、储泥坑、羼和料堆积、工棚（阴干设施）、烘范窑、踩踏面、炉子、浇铸区等遗迹。目前总计出土陶范2000余块，可分为容器、车马器、兵器模、工具范模等，另有刻刀、磨石、石刀、骨锥等翻范刻模、铸铜过程中要使用到的相关工具。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铸铜作坊区的相关遗迹主要是围绕作坊区中部的一个大型储水池和一条东西向的水渠分布，水渠的沿用时间较久，有过3次清淤行为。铸铜相关活动围绕水渠的南北两侧以及中部的储水池开展。水渠北侧主要是取土坑、羼和料堆积区、澄泥堆放区、烘范窑、半地穴式的工棚、浇铸区等，呈现出一整套完整的铸铜操作链。

商周时期，铸铜工业受商周王室严格管控，是一项神秘且技术不外流的手艺，铸铜工匠往往是世袭制。周灭商之后，随着分封制的实施，大批殷遗民铸铜工匠迁移到一些重要的诸侯国从事铸铜活动，从而使商代晚期严格管控的铸铜技术开始逐渐外流。姚河塬铸铜作坊的发现，正是这种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见证。

从目前出土的陶范来看，泥芯比陶范多，且陶范多为素面，多属车马器、工具与武器范，而少见容器范。即便有容器的陶范，其造型也相对简单且多素面，不见纹饰范。这表明姚河塬的铸铜技术可能主要用于生产实用器物，而非精美的礼器，反映了边陲地区的技术特点。

共生共存：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缩影

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就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密切联系，不同族群之间有着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

姚河塬城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当今学界对西周时期西北边疆的认知。传统观点认为，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在关中平原，其西北边界大致在陇山一线。姚河塬遗址位于陇东宁夏南部，证明西周王朝的行政控制和军事力量已进入陇山地区，深入至当时所谓的“戎狄”之地。

▲姚河塬遗址墓地出土的原始瓷器。图片由马强提供

姚河塬遗址展现的历史图景远比文献记载复杂和丰富。这里不是简单的华夏与戎狄对峙的前线，而是一个多族群共生共存、文化交流融合的活跃区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这种多元一体格局表现在多个方面：在人群构成上，周人、殷遗民、当地戎人等多种人群共同生活，并通过通婚方式血缘交融；在物质文化上，农业与牧业相结合，有着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共存并用；在军事组织上，周人与戎人既有战争又互相融合，是具有连续性的周文化在西北地区的桥头堡。

▲姚河塬遗址出土的玉凤。图片由马强提供

除了修筑相当规模的城址和高等级墓葬以外，西周封国人群还拥有高度的青铜铸造技术，以及象牙器、瓷器、玉器、绿松石等奢侈品的交流和获取网络。这种多元一体格局正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断、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

截至目前，姚河塬遗址仅发掘了1万平方米，而各方面的力量也在汇聚：2024年10月，彭阳县姚河塬遗址管理所成立，总投资3929万元的考古标本库房项目正在推进，投资650万元的铸铜作坊区展示提升项目完成方案编制，投资1200万元的城墙城垣本体保护项目也在酝酿中……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为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程提供更多实物证据。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宁夏百年考古发现与研究（1923-2023）”（项目编号23NXAKG01）的阶段性成果。】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吴艳

制作 |石建杭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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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没谱的历史历史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