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盯着窗外盘旋的秃鹫，想起2006年11月5日那天，巴格达法院的阳光落在判决书上，自己签字时笔尖都没抖——那时候他以为，这是终点，是独裁者的终结，是苦难的句号。

十七年后的库尔德山区，安保屋的铁皮顶被风敲得哐哐响，拉乌夫攥着窗帘边角，指节泛白。

他盯着窗外盘旋的秃鹫，想起2006年11月5日那天，巴格达法院的阳光落在判决书上，自己签字时笔尖都没抖——那时候他以为，这是终点，是独裁者的终结，是苦难的句号。

可现在美军早撤走了，安保屋里除了他只有三个保镖，楼下的装甲车锈得掉漆，夜里总能听见远处山头传来的枪声，他才后知后觉：那纸判决不是终点，是缠上他的诅咒。

正义劈死了萨达姆，怎么连执剑的手也割得鲜血淋漓？

这双手的颤抖，要从1941年的库尔德山谷说起。那时候他才六岁，家里的土屋漏着风，父亲蹲在门槛上擦猎枪，山风卷着尘土灌进屋里，父亲突然叹口气：“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风都比人硬。”他不懂，只记得那年冬天雪下得齐腰深，部落里饿死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总跟他去河边摸鱼的哈桑。

后来他爱上了读书，尤其爱背法律条文。在山里，羊丢了、水抢了，没人管，他就把条文抄在桦树皮上，揣在怀里，觉得那是能挡住混乱的盾牌。十八岁进巴格达法学院，课堂上教授讲“司法独立”，他听得攥紧拳头，可毕业后进了地方法院，才发现法官的锤子敲下去，总要看萨达姆画像的脸色——有个案子，库尔德商人被诬告偷了政府的羊，他想按条文判无罪，庭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墙上的萨达姆像：“这羊，是总统的羊。”

1988年3月16日，哈拉卜贾的消息传过来时，他正在法院整理卷宗。广播里说“清剿反政府武装”，可他从逃难的老乡嘴里听到的是：黄色的烟雾飘过来，人捂着鼻子倒在地上，哈桑的妹妹抱着孩子跑，孩子在怀里抽搐，没跑出两条街就不动了。那天他把自己关在宿舍，翻出当年抄条文的桦树皮，手指把树皮抠出了血。从那时起，他不再背条文，只在笔记本上写：“秩序不是条文，是让哈桑的妹妹能活着抱孩子。”后来萨达姆倒了，美军把临时法院的牌子挂起来时，他盯着那牌子，突然想起父亲那句话——原来没国家的人，连执剑的资格，都要等别人赏。

2004年7月，临时法院的传票送到拉乌夫桌上时，他正在整理库尔德商人的旧案卷。传票上印着美军的鹰徽，下面一行字：“任命你为主审法官，审理萨达姆·侯赛因案”。他盯着那行字，想起1988年哈拉卜贾的烟雾，突然笑了——原来没国家的人，连执剑的资格，都要等别人赏。

临时法院设在萨达姆时期的复兴党总部，门口停着三辆美军装甲车，机枪对着大街，太阳晒得铁皮发烫，空气里混着汗味、消毒水味和说不清的金属味。陪审员共九人，有个女陪审员手一直在抖，笔掉在地上，捡起来时纸上戳了个洞。墙角站着两个穿西装的美国人，后来知道是CIA顾问，他们不说话，就盯着拉乌夫的手，好像那手里握着的不是法槌，是引爆整个中东的按钮。

开庭第一天，萨达姆穿一身黑色西装，头发梳得锃亮，走进法庭时还冲旁听席挥手。拉乌夫坐在法官席上，穿着借来的黑色法袍，袖口有点短，露出里面的白衬衫，推了推眼镜，翻文件的动作很轻，好像不是在审一个独裁者，只是在处理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

“你承认在杜贾尔村下令处决148名平民吗？”拉乌夫问。

萨达姆冷笑，声音洪亮：“我是伊拉克总统，那是对叛徒的惩罚！”他拍着桌子，用阿拉伯语骂了句脏话，翻译官脸都白了，没敢翻。

拉乌夫没抬头，翻到下一页文件，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被告萨达姆·侯赛因，你被控在1982年至1988年间，下令实施安法尔行动，导致至少10万库尔德人死亡，是否认罪？”

萨达姆突然站起来，指着拉乌夫：“你这个库尔德狗！你忘了是谁给你们饭吃？”

整个法庭都静了，美军顾问在墙角轻轻咳嗽了一声。拉乌夫放下文件，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再戴上时，眼神扫过萨达姆，又扫过陪审席，最后落在记录员的笔上：“法警，让被告坐下。如果再扰乱法庭秩序，休庭十分钟。”

萨达姆盯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慢慢坐了下去。外媒记者后来写报道，说拉乌夫“用平静杀死了愤怒”，可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平静，是另一种形式的发抖——从胃里开始，一直抖到指尖，但他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尤其是墙角那个美军顾问，他的笔在文件上划了个圈，那是昨天开会时说的“关键节点”，意思是“这里该让他闭嘴了”。

休庭时他去洗手间，镜子里的人眼眶发红，他拧开水龙头，往脸上泼了把冷水，出来时又恢复了那副表情，拿起笔在庭审记录上签字，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在满屋子的呼吸声里，格外清楚。

2006年11月5日，判决书宣读的瞬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举起复印件说“正义终于到来”，巴格达绿区的什叶派居民朝天鸣枪庆祝，逊尼派聚居的阿达米亚区却有人跪在街头哭，哭萨达姆，也哭自己看不清的未来。

拉乌夫的名字第二天就上了全球报纸的头条，《纽约时报》称他“法治象征”，半岛电视台的评论员骂他“美国傀儡法官”，他签送达回证时手还是稳的，钢笔尖在纸面划出的线笔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是复仇，是结束。

审判长拍了拍他的肩，说“历史会记住你”，可他走出法院时，发现门口的美军士兵看他的眼神，跟看萨达姆没什么两样——都是需要被控制的棋子。

从那天起，他不再接受采访，家里的电话拔掉了线，出门时墨镜压得很低，保镖寸步不离。

2011年美军撤走第三个月，主审法官阿明在巴格达菜市场买菜，被摩托车后座的人一枪打穿了太阳穴。

拉乌夫当天就递交了退休申请，带着家人连夜搬到埃尔比勒的安保屋。

妻子和女儿后来去了加拿大，临走时女儿抱着他哭：“爸爸，你签的不是判决，是我们的离别。”

他没说话，只是把安保屋的钢板又加厚了三层，窗户换成防弹的，门口的保镖从三个加到五个，连理发都要提前清场。

2014年夏天，ISIS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说“已处决萨达姆的法官拉乌夫”，他躲在地下室三天没敢开灯，听着楼上保镖换弹匣的声音，才发现自己活成了萨达姆——被关在笼子里，只是笼子的名字叫“正义”。

后来库尔德自治区司法学院请他去讲课，他关着门讲了两小时，学生说他反复念叨“法律不是复仇”，黑板上写满这六个字，粉笔灰落了一地。

萨达姆死了，伊拉克没等来和平。

炸弹在市场开花，什叶派的民兵扛着火箭筒在街上巡逻，逊尼派的清真寺宣礼塔被拦腰打断，巴格达绿区的高楼炸出黑洞，库尔德街头的纪念碑越修越多，碑上的名字密密麻麻，新刻的总比旧的深。

拉乌夫被埃尔比勒司法学院聘为顾问，每周三下午讲课，总在黑板写“法律要让国家免于复仇”，粉笔灰落满讲台，学生记笔记时能听见窗外传来的枪声。

去年春天他偷偷回了趟哈拉卜贾。

重建的镇子盖了新砖房，可毒气纪念碑前的石板被人踩得发亮，黑色大理石上刻满名字，哈桑妹妹的名字在第三排，笔画被手指磨得模糊。

他穿灰色夹克，背微驼，站了整整一小时，风把头发吹得贴在额头上。

有游客举着相机拍他，被同行的保镖拦住，他没回头，只是盯着纪念碑底座新添的一行字：“我们仍在等风停”。

那天下午，埃尔比勒的报纸角落登了张照片，背影模糊，配文“神秘老人祭拜遇难者”，没人认出那是签下达姆死刑判决的法官。

2024年的埃尔比勒，阳光斜斜落在司法学院的白墙上，拉乌夫的声音从紧闭的门后传出来，还是那句：“法律要让国家免于复仇。”

门没锁，但学生们不敢推门，只听见里面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像十七年前他在法庭上翻文件的动静。

他每周三下午来，带一个布包，装着旧笔记本和半盒粉笔，黑板写满字，擦了又写，最后总留下那行。

BBC的档案库里，他的词条只有五个字：“生者，隐居。”

保镖说他现在很少出门，偶尔去山顶的咖啡馆，要一杯不加糖的茶，坐看山谷里的云飘过去，像1941年他父亲蹲在门槛上看山的样子。

上周有学生问：“萨达姆死了，您还活着，是不是算赢了？”

他没抬头，继续擦黑板：“赢了的人，不用躲在门后说话。”

风从走廊吹过，门吱呀响了一声，像谁在叹气。

历史翻到这页，独裁者成了骨灰，法官成了影子，倒是那些追问“正义到底值多少眼泪”的人，还在山谷里走，一步一步，踩得石头响。

来源：普通市民一点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