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黄埔一期、在抗日战场上硬碰硬打出来的中将兵团司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么凭空没了。
一个黄埔一期、在抗日战场上硬碰硬打出来的中将兵团司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么凭空没了。
不是战死沙场,不是病死狱中,就是在被俘之后,从所有人的视线里彻底消失。
带了他十八年的顶头上司,后来在美国安度晚年的宋希濂,面对将军女儿的苦苦追问,也只能摇摇头,说一句“我实在是不清楚”。
这件事,谜团太大,得从头说起,从1931年的南京说起。
那一年,南京城里最吃香的就是挂着青天白日徽的军官。
宋希濂已经是警卫军的旅长,前途一片光明。
钟彬呢,刚到他手下当了个参谋主任。
俩人都是湖南人,在异乡的军营里,老乡这层关系,比什么都实在。
宋希濂看人很准,他觉得钟彬这个人,话不多,但做事靠谱,为人厚道,是能放在身边办大事的人。
那个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一搭伙,就是近二十年,俩人的命就算捆在了一起。
真正让这对搭档名声大噪的,是老蒋下血本搞的那几支德械师。
1933年,第36师成立,师长就是宋希濂。
一支新部队,最要紧的是军官班底得是自己人。
宋希濂二话不说,就把钟彬要了过来,先当师参谋长,没多久就提了副师长。
一个部队里,师长和副师长、参谋长的关系,就跟一家公司的老板和执行总裁差不多。
宋希濂负责拍板、往前冲,钟彬就负责在后面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战术怎么打,后勤怎么跟,命令怎么往下传。
这种“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的模式,在当时的中央军里头是标配。
说白了,就是主官要抓兵权,就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绝对信得过、能力又强的“二把手”。
钟彬的沉稳和宋希濂的锋芒,正好互补,他们俩把36师打造成了蒋介石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
时间一晃就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对搭档和他们的精锐部队被直接扔进了淞沪战场的血肉磨坊。
仗打完了,宋希濂因为打得不错,升了第78军军长,可紧接着的南京保卫战,却让他差点翻不了身。
当时南京城破,乱成一锅粥。
宋希濂接到死命令,在下关的挹江门堵住溃兵,不让他们冲乱渡江的秩序。
你想想,几十万大军崩溃,人潮跟山崩一样涌过来,就凭他一个36师,哪里挡得住?
混乱中,自己人踩自己人,那场面简直是人间地狱。
事后清算,那些没按命令突围、反而跟着乱跑的将领,为了推卸责任,反过来把黑锅全扣在了宋希濂头上,说他“督战不力”,甚至说他开枪打自己人。
为了平息那帮人的“怒火”,老蒋也只能做个样子,把宋希濂和另一个名声很臭的孙元良一起撤了职。
这对宋希濂来说,真是天降横祸。
主官倒了,钟彬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整个部队都被拆得七零八落。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
没过多久,宋希濂官复原职,去收拾一个烂摊子——第71军。
吃了南京的亏,宋希濂心里比谁都明白,手里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腰杆子就硬不起来。
兰封会战的时候,临时划拨给他指挥的第88师师长龙慕韩,关键时刻掉链子,说撤就撤,直接导致整个战役完蛋。
这事儿让宋希濂下定决心,必须把兵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他立马运作,先把钟彬调进第88师当副师长过渡,到了1938年7月,顺理成章地让钟彬接了师长。
这下好了,宋希濂的第71军下面,36师师长陈瑞河、87师师长沈发藻,加上88师师长钟彬,全是他以前带出来的老部下。
第71军,彻头彻尾成了“宋家军”。
在后来的武汉会战里,富金山、沙窝小界岭这些地方,打得那叫一个惨。
钟彬的88师和陈瑞河的36师,跟日军硬磕,打到最后,两个师加起来剩下的人还不到两千。
钟彬用硬邦邦的战功,坐稳了“宋系头号大将”的位子。
钟彬军事生涯的最高光时刻,是在滇西。
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打输了,日军追着屁股就打到了云南边上。
那会儿宋希濂已经是集团军副总司令,坐镇指挥。
他手下最能打的,就是钟彬的第71军。
钟彬接到命令,带着部队急行军,死死卡住了怒江上的惠通桥。
过来的日军,有一个算一个,全被消灭在了江边,硬是把西南大后方的门给守住了。
到了1944年大反攻,钟彬又带着71军啃下了龙陵这块硬骨头,打了好几个月,血流成河,总算是拿下来了。
可就在钟彬在前线玩命的时候,后方的一场“办公室政治”已经悄悄要了他的命。
他的老板宋希濂,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人。
远征军长官部的参谋长萧毅肃,管后勤的,想从宋希濂那儿弄点物资,宋希濂是前线指挥官,觉得你一个搞后勤的凭啥指手画脚,就没给好脸色。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萧毅肃抓住宋希濂在龙陵战役初期一个情报判断失误的小辫子,联合重庆那边的人,大做文章。
最后,一纸调令,把宋希濂“明升暗降”,调回重庆的陆军大学“学习”去了。
老板一走,手下的大将还能有好果子吃?
没过多久,钟彬也被调离了71军,改任青年军第203师师长。
听着是从军长调到师长,好像降了,但实际上给了个“中将师长”的待遇,叫“低职高配”。
这话说得好听,实际上就是把你从实权部队里拔出来,架空了。
接替他71军军长位置的陈明仁,一来就大搞清洗,很快就把“宋家军”的底子换了个干净。
这事儿把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毛病摆得清清楚楚:你再能打,战功再高,也顶不住人家在背后给你穿小鞋。
钟彬这个人,太讲义气,也太厚道。
他不是没机会自立门户,当时薛岳想让他去接手王牌第十军,那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可当时第十军的军长李玉堂是他的老朋友,正倒霉,钟彬觉得不能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就给拒了。
这种江湖道义,在那个环境里,等于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没了宋希濂罩着,又丢了71军的兵权,钟彬的军事生涯,就这么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晃到了1949年,大局已定。
老蒋还想在西南做最后的挣扎,任命宋希濂当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守住最后一块地盘。
宋希濂心里跟明镜似的,手底下这帮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根本不顶用。
危急关头,他需要一个绝对信得过,又能独当一面的帮手。
他想起了钟彬。
一封电报,就把当时在云南当训练处长的钟彬火速调了过来,给了他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的实权。
快二十年了,到了最后关头,宋希濂最信任的,还是这个老部下。
可惜,楼都快塌了,一两根柱子撑不住。
他们的最后抵抗,很快就烟消云散。
1949年11月底,宋希濂集团全线崩溃,他和钟彬在大渡河边上一起被俘。
当时,同为战俘的川军老将王陵基还开了个苦涩的玩笑:“你们俩,一个姓宋,一个姓钟,合起来不就是‘送终’吗?”
谁知一语成谶。
他们的军人生涯到此结束。
但钟彬的人生,却从这里开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
关于他最后的下落,有好几种说法。
有人说他被俘后跳崖自尽了,有人说他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病死了。
但这些说法后来都被证实是假的。
最靠谱的一条线索,来自一份西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的档案,上面只有短短一句话:“钟彬于1953年上半年转押他处”。
“他处”是哪儿?
档案上没写,也没人知道。
一个中将兵团司令,就这么转“没”了。
很多年以后,钟彬流落海外的女儿,找到了已经特赦并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想问问父亲的下落。
宋希濂,这个和钟彬共事了十八年、关系最密切的人,面对故人之后,也只能满脸无奈和愧疚,说自己真的不知道。
后来,有历史研究者不死心,到处寻访,终于在武汉找到了一个曾在当地管教所工作过的老人。
据老人回忆,1953年,确实有一批从西南转过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其中有一个中将,大家平时喊他的名字,发音听起来就像“钟彬”。
这位将军身体一直不好,在1955年农历过年前后,病逝了。
这个说法,和档案里“1953年转押”的时间点对得上。
但这也只是一个孤证,一段模糊的回忆,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来证实。
那份西南战犯看守所的档案,只留下一句“1953年上半年转押他处”。
至于“他处”是哪,转押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参考资料:
宋希濂,《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王晓华,《消失的将军:钟彬结局之谜》,《党史博采(纪实)》,2012年第6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相关任免电报。
何邦额,《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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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史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