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历山大·尼古拉耶вич·雅科夫列夫，就是那个在心里默念了几十年“不”的人。

一个庞大帝国的轰然倒塌，有时并不需要千军万马。

它可能始于某个核心人物，在心里悄悄说了一句“不”。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вич·雅科夫列夫，就是那个在心里默念了几十年“不”的人。

当他终于有机会把心里的声音说出来时，整个克里姆林宫的墙壁都随之震动。

大家看苏联最后那几年，目光全钉在戈尔巴乔夫那张带有地图胎记的脸上。

他确实是台面上的主角，签字、握手、演讲，忙得不可开交。

可真正给他写剧本、递台词的，很大程度上是雅科夫列夫。

外面的人称他为“改革的总建筑师”，这个头衔没错，只是他设计的这栋建筑，终点站不是翻修一新的大厦，而是一片瓦砾。

故事得从头说起，雅科夫列夫的人生开局，简直是苏维埃模范青年的标准模板。

1923年，他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州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庭，成分绝对过硬。

二战爆发，国家一召唤，18岁的他就上了前线，在沃尔霍夫沼泽地里跟德军死磕。

战斗打得那叫一个惨烈，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腿，让他落下终身残疾。

可这条瘸腿，没成他的绊脚石，反而成了他的敲门砖，挂在胸前的那枚红星勋章，让他直接走进了苏共中央的大门。

在那个讲究出身和考验的年代，雅科夫列夫这样根正苗红、上过战场流过血的年轻人，是组织最放心的培养对象。

他聪明、能干、笔杆子硬，对党的理论吃得透。

正是这份信任，给了他一个彻底改变自己，也最终改变国家的机遇。

1958年，他作为第一批被派去跟资本主义死对头交换学习的尖子，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目的地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这一年，对他来说，不亚于一次精神上的核爆炸。

你想想，一个习惯了莫斯科排队凭票购物、一切按计划来的苏联干部，突然被扔进曼哈顿。

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亮得人睁不开眼，超市货架上的香肠和奶酪能从这头排到那头，颜色多得让他眼花缭乱。

课堂上更不得了，学生敢站起来跟教授掰扯，什么理论都能拿出来质疑，这在他过去的生活里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物质上的富足和思想上的自由，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他过去三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仰上。

后来很多人说，雅科夫列夫就是在那时候被中情局“策反”了。

这事儿没法证实，捕风捉影的成分居多。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审视的眼光，回头看自己那个他曾经准备为之献出一切的祖国。

他看到了苏联宣传画背后的真实：商店的空货架、人民脸上的疲惫，以及那种弥漫在空气中、让人不敢说真话的沉闷。

他按时回国了，但他的脑子，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脑子了。

回到莫斯科，雅科夫列夫凭着自己的才华，在苏共中央宣传部干得风生水起，一度被看作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未来之星。

可他脑子里的“杂音”越来越藏不住了。

到了1972年，他捅了个大篓子。

他写了篇叫《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公开批评当时越来越盛行的那种吹捧沙皇俄国、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调调。

在他看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但在当时勃列日涅夫那个思想僵化的年代，这就是公开叫板。

文章一发，立马炸了锅。

高层那帮老头子们被彻底激怒。

一夜之间，雅科夫列夫从云端跌到谷底，所有职务一撸到底，被发配到天寒地冻的加拿大当大使。

这明着是外交任命，实际上就是流放，让他离莫斯科的权力中心越远越好。

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在渥太华的十年，对他的政治生命来说是冰冻期，但对他思想的成熟来说，却是黄金期。

远离了莫斯科的政治斗争和没完没了的会议，他有大把的时间读书、观察和思考。

他把西方那些在苏联被列为禁书的政治学、经济学著作翻了个遍。

他看到的西方，不再是苏联报纸上那个“腐朽、没落、濒死”的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自我纠错的复杂社会。

时间就这么流淌，直到1983年5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当时还是苏共中央农业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到加拿大考察农业。

按照外交礼节，雅科夫列夫这个大使全程陪同。

就在加拿大一望无际的农场边上，两个心里都对苏联现状憋着一股劲儿的人，找到了知音。

他们从加拿大的农业机械化，聊到苏联集体农庄的低效率；从农民的积极性，聊到整个社会的死气沉沉。

雅科夫列夫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像开了闸的洪水，倾泻而出。

他对西方社会的深刻理解，对苏联体制弊病的犀利剖析，让戈尔巴乔夫听得入了迷。

这次“农场漫步”，后来被证明是苏联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戈尔巴乔夫找到了他未来改革的理论操盘手，而雅科夫列夫，也终于等到了那个能让他重返舞台中央的人。

两年后，戈尔巴乔夫上台，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他做的第一批事，就是把雅科夫列夫从加拿大火速调回莫斯科，直接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很快又进入了政治局，主管全党的意识形态。

雅科夫列夫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手术刀，而整个苏联，成了他的手术台。

他一回来就没打算修修补补，他要干的是彻底的结构改造。

他动手的地方非常精准，一共三刀，刀刀都切在维系这个庞大国家机器运转的神经和血管上。

第一刀，砍向思想。

他借着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Glasnost）这杆大旗，干脆利落地撬开了舆论的阀门。

过去那些只能在厨房里偷偷说的怪话，现在可以登在报纸上了。

他亲自坐镇，把《莫斯科新闻》等一批报刊杂志，变成了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先锋。

今天揭发个贪官，明天报道个环境污染，后天就开始讨论斯大林时期的冤案。

老百姓看得目瞪口呆，几十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负面新闻”，感觉天都要塌了。

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释放了社会压抑已久的情绪，但长期看，它系统性地摧毁了人民对党和政府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任。

思想一旦乱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第二刀，砍向历史。

雅科夫列夫心里清楚得很，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建立在它对自己历史的叙述上。

你要想让大家觉得你现在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你过去一直都不行。

于是，他主持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重新审查苏联历史上的政治案件。

首当其冲的就是斯大林。

在他的推动下，报纸、电视、书籍，开始连篇累牍地描绘“大清洗”的恐怖，把斯大林时代定义为一部血腥的暴政史。

紧接着，从斯大林否定到列宁，再到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一步步往前推。

他们甚至公开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秘密附录，这等于承认苏联的建立和扩张，并不像过去宣传的那么光彩。

这么一搞，整个苏共七十年的历史，从根子上就被刨松了。

一个连自己的过去都说不清、甚至被证明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党，还怎么要求人民相信它的未来？

第三刀，也是最狠的一刀，直接砍向了组织本身。

思想搞乱了，历史搞臭了，最后就该对党这个实体动手了。

雅科夫列夫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想法：把共产党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坚持传统路线的共产党，另一部分是效仿西方模式的社会民主党。

这等于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公开鼓动分家。

同时，他利用自己主管干部的权力，大力提拔了一批思想上亲西方的“改革派”学者和官员，把他们安插在宣传、媒体、教育和外交等要害部门。

这些人成了他在各条战线上的代理人，不遗余力地执行他的理念，从内部架空和瓦解党的领导力，最终为叶利钦等人彻底抛弃苏共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

就这么短短几年，三刀下去，一个曾经拥有近两千万党员、控制着世界三分之一土地的超级政党，变成了一个思想上精神分裂、组织上四分五裂、民心尽失的空壳。

到1991年，党员退党就像退个俱乐部会员一样随便，两年内跑掉了两百多万人。

大厦的承重墙，就这么被他一根根地拆掉了。

1991年8月，在决定苏联命运的政变发生时，雅科夫列夫选择了公开与旧体制决裂，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

苏联解体后，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失落或愤怒，他成了一家基金会的主席，继续整理历史档案。

在他晚年接受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摧毁了20世纪的主要威胁——苏联共产主义。”

他用了一个词，是“摧毁”，而不是“改革”。

参考文献：

Yakovlev, Alexander N. Russia's Century: A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Kotkin, Stephe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雅科夫列夫, A.N. 《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陆南泉等译. 新华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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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漫长历史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