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夏,渤海湾的晨雾还未散尽,一艘通体黝黑的钢铁巨鲸悄悄驶离港口。没有送别的人群,没有鲜花掌声,艇上127名官兵攥紧拳头,眼神坚毅如铁——这是中国091型核潜艇二号艇“长征2号”,正执行代号“814”的31天长航试验。
1981年夏,渤海湾的晨雾还未散尽,一艘通体黝黑的钢铁巨鲸悄悄驶离港口。没有送别的人群,没有鲜花掌声,艇上127名官兵攥紧拳头,眼神坚毅如铁——这是中国091型核潜艇二号艇“长征2号”,正执行代号“814”的31天长航试验。
没人能想到,这场被定义为“从能造到敢用”的战略突围,会成为一场交织着机械故障、核辐射威胁与国际军事博弈的深海惊魂。当美军“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的主动声呐如重锤般连续6分钟敲击艇壳,当反应堆第五次突然停摆陷入无边黑暗,这群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在海底书写了一段足以震撼世界的传奇。
1981年的中国核潜艇,正处在“尴尬的诞生期”。
1970年“长征1号”下水时,西方媒体曾嘲讽:“中国的核潜艇不过是个能下潜的铁壳子,既跑不远,也藏不住。”彼时,美苏核潜艇早已实现90天以上自持力,而中国核潜艇的最长航行记录仅15天,反应堆稳定性、艇员生存保障、隐蔽性等核心指标均未达标。更致命的是,西方对核潜艇技术实施“全面封锁”,从反应堆控制到消声技术,哪怕一个小小的密封垫圈,都买不到任何参考资料。
“没有长航验证,核潜艇就是摆设!”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的话掷地有声。当时,美苏的核威慑体系已形成闭环,中国若想拥有真正的二次核反击能力,必须证明核潜艇能在深海长时间隐蔽巡航——这不仅是技术考验,更是对国家意志的终极检验。
“814”任务由此应运而生:31天,全程不浮出水面,不补充任何物资,验证核潜艇的自持力、动力系统可靠性和隐蔽生存能力。这个数字看似保守,却已是当时中国军工的“极限挑战”——艇上的供氧系统按20天设计,食品储备只能勉强维持25天,而反应堆的稳定运行记录,从未超过72小时。
出征前,127名官兵写下遗书。艇长李国安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是在为国家赌命,若能成功,中国就有了深海盾牌;若失败,便与潜艇共存亡。”没人知道,这场“赌局”的凶险,远超所有人的预料。
出海第3天,北纬38度海域,“长征2号”正匀速下潜至水下100米巡航深度。突然,艇内传来“哐当”一声巨响,控制台的红色警报灯瞬间全亮,反应堆舱传来刺耳的报警声——“控制棒异常掉落!反应堆紧急停堆!”
舱内瞬间陷入黑暗,只有应急灯发出微弱的红光。没有了动力,核潜艇像一头失控的巨兽,在洋流的推动下缓慢下沉。“立即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关闭反应堆舱隔离门!”艇长李国安的声音打破死寂。
但更可怕的是,控制棒掉落时,反应堆核心温度还在持续升高,若不能及时复位,堆内燃料棒可能熔化,引发核泄漏。“我去!”值更员王勇主动请缨。反应堆舱内的辐射剂量已超过安全阈值的3倍,穿上简易防护服的王勇刚踏入舱门,皮肤就感到一阵刺痛。在应急灯的微光下,他趴在控制台前,用扳手一点点手动复位控制机构,汗水浸透了防护服,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辐射累积的风险。
40分钟后,当“反应堆复位成功”的声音传来,舱内爆发出短暂的欢呼,王勇却瘫坐在地上,防护服上的辐射监测仪已发出超标警报。这是“814”任务的第一次反应堆停摆,而噩梦,才刚刚开始。
出海第7天,反应堆第二次停摆,原因是冷却系统管路堵塞;第12天,第三次停摆,控制棒驱动机构故障;第18天,第四次停摆,供电系统短路;第25天,第五次停摆,这次是最致命的——控制棒卡死在反应堆核心区域,无法抽出也无法插入。
“必须人工解锁!”核动力工程师张卫国带着两名助手冲进堆舱。此时,舱内温度已达45摄氏度,辐射剂量是安全值的5倍。三人趴在狭窄的设备间隙里,用特制工具一点点撬动卡死的控制棒,每一次操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张卫国的手套被高温烫破,手指渗出血迹,却始终没有停下。两个小时后,当控制棒成功复位,三人被抬出堆舱时,都出现了轻微的辐射反应,恶心、头晕、皮肤红肿。
“那时候没人想过怕,眼里只有反应堆。”多年后,张卫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手上的疤痕依然清晰,“我们知道,反应堆就是核潜艇的心脏,心脏停了,整个国家的深海安全就没了保障。”
艇内的生存环境同样恶劣。由于供氧系统超负荷运转,舱内氧气浓度从21%降至16%,相当于海拔4000米的高原环境,官兵们普遍出现头晕、乏力的症状。食品储备早已耗尽,大家只能靠压缩饼干和野菜汤充饥,很多人出现了营养不良、牙龈出血的情况。更难熬的是心理压力——长时间的封闭环境、频繁的故障警报、未知的深海风险,让每个人都承受着极限考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出海第28天,“长征2号”在黄海某海域执行静默巡航时,声呐兵突然报告:“发现不明主动声呐信号,距离5海里,正在快速接近!”
艇长李国安心头一紧——这是美军的主动声呐,只有在锁定目标时才会开启。很快,侦察兵确认,跟踪他们的是美军“小鹰”号航母战斗群,伴随的还有两艘反潜驱逐舰和一艘声呐船。
“小鹰”号是当时美军最先进的航母之一,搭载的S-3反潜机和反潜驱逐舰的拖曳声呐,构成了严密的反潜网。而“长征2号”此时正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刚刚经历第五次反应堆抢修,动力系统尚未完全稳定,艇体噪音比平时高出10分贝,一旦被美军获取声学特征,后续核潜艇的隐蔽性将荡然无存。
“立即转为静默航行!关闭非必要设备!调整深度至跃变层以下!”李国安果断下令。跃变层是海水温度、密度突变的区域,能有效阻挡声呐传播,这是中国官兵在多次试验中摸索出的“保命技巧”。
但美军显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主动声呐的信号越来越密集,像重锤一样敲击着艇壳,每一次敲击都让舱内所有人的心跳加速——这意味着美军正在精准定位。6分钟,整整6分钟,声呐信号持续不断,艇内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官兵们紧握武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要不我们上浮表明身份?”有人小声提议。李国安摇摇头:“上浮就是示弱,我们的声学数据绝不能被美军获取!”他下令:“启动应急降噪系统,模拟商船声呐特征!”
这是一次冒险的尝试。官兵们手动调整螺旋桨转速,关闭部分管路阀门,用简易设备模拟商船的动力噪音。奇迹发生了,几分钟后,美军的主动声呐信号逐渐减弱,最终消失——他们把“长征2号”当成了一艘过往的商船。
当美军舰队远去,舱内响起压抑已久的掌声。此时,艇员们才发现,每个人的后背都已被汗水浸透。声呐兵回忆:“那6分钟,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声呐敲击艇壳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这场深海“猫鼠游戏”,不仅考验着中国核潜艇的隐蔽性能,更考验着官兵的智慧和勇气。而“长征2号”带回的,不仅是生存下来的奇迹,还有美军反潜声呐的频率、探测范围等珍贵数据,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验证了中国核潜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隐蔽生存能力。
“814”任务最宝贵的收获,除了证明核潜艇的自持力,还有海量的噪音数据。
当时的091型核潜艇,由于技术限制,螺旋桨噪音高达160分贝,被西方戏称为“水下拖拉机”——美军的反潜设备在数百公里外就能捕捉到它的信号。而“814”任务中,官兵们在不同深度、不同航速下,记录了上万组噪音数据,这些数据成为中国核潜艇降噪技术的“第一手资料”。
“那些数据是用命换来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拿到数据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中国的降噪技术几乎一片空白,科研人员拿着这些数据,开始了艰难的攻关。
他们发现,螺旋桨空化是噪音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用算盘计算了上万组数据,设计出七叶大侧斜螺旋桨——这种螺旋桨能有效减少空化现象,降噪效果显著。但制造这种螺旋桨需要高精度加工设备,当时中国没有,科研人员和工人一起,用手工打磨、激光校准的方式,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终于造出了第一台七叶大侧斜螺旋桨。
与此同时,消声瓦技术的研发也在同步推进。消声瓦是贴在艇体表面的特殊材料,能吸收声呐信号,减少噪音反射。科研人员尝试了数十种材料,最终研发出以橡胶为基底、添加特殊吸音填料的消声瓦。为了测试消声效果,他们在潜艇模型上反复试验,甚至亲自下潜到水下,用声呐设备近距离检测。
浮筏减震技术也是关键突破。核潜艇的动力系统、机械设备运转时会产生大量振动,这些振动会通过艇体传递到水中,形成噪音。科研人员借鉴国外经验,研发出多层浮筏减震装置——将机械设备安装在弹性支架上,通过多层减震,有效降低振动传递。
这些技术的应用,让中国核潜艇的噪音水平大幅下降。到093B型核潜艇时,噪音已降至110分贝左右,而最新的095型核潜艇,更是采用了无轴泵喷推进和自然循环反应堆技术,噪音接近95分贝的海洋背景音,真正实现了“深海隐身”。
更令人骄傲的是,这些技术全部是中国自主研发。当时,西方对中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封锁,不仅拒绝出售相关设备,甚至不允许中国科研人员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但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官兵们,用“算盘加草稿纸”的精神,一步步突破了技术瓶颈。
正如黄旭华院士所说:“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814”任务带回的不仅是数据,更是一种信心——中国军工有能力在封锁中突围,有能力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深海盾牌。
“814”任务的成功,离不开127名官兵的浴血奋战,更离不开背后无数科研人员的默默付出。
在四川夹江的909基地,有一群特殊的科研人员,他们是中国首批核潜艇核动力专业的技术骨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29人中,有27人只有初中文化,最高学历是中专。但就是这样一支“草根团队”,却啃下了《核物理》《热工水力》等一本本“天书”。
“那时候没有电脑,所有数据都靠算盘计算。”今年82岁的王承书回忆道。为了掌握核反应堆的工作原理,他们把外文资料翻译成中文,逐字逐句研读,遇到不懂的术语,就跑到高校请教,回来后再互相讲解。三个月时间,他们的枕巾上满是焦虑掉落的头发,每个人都瘦了十几斤,但没有一个人放弃。
为了测试反应堆的安全性,剂量员刘洁清曾连续三天三夜守在反应堆旁,监测辐射数据。当时的监测设备简陋,只能靠便携式剂量仪读取数据,每15分钟记录一次。为了获取最准确的数据,她离反应堆只有几米远,辐射剂量远超安全标准。“那时候没想过辐射的危害,只想着把数据记准,让核潜艇能安全出海。”刘洁清说,直到现在,她的身体还受着辐射后遗症的影响,但她从不后悔。
在核潜艇建造和试验的那些年,物资匮乏是常态。科研人员和官兵们经常吃野菜充饥,冬天没有暖气,就靠多穿几件单衣抵御寒冷。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用五年时间完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全功率运行试验,用八年时间实现核潜艇的成功长航,用十年时间突破水下发射导弹技术。
这些人,大多隐姓埋名一辈子。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地点。黄旭华院士隐姓埋名30年,期间没有回过一次家,父亲临终前还在问“三儿(黄旭华)去哪了”;彭士禄院士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后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一生,直到晚年,人们才知道他是革命先烈彭湃的儿子。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是中国核潜艇人的誓言,也是他们一生的写照。他们不求名利,不求回报,只为给国家打造一件“镇国重器”,只为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1981年秋,“长征2号”顺利返航。当这艘历经磨难的核潜艇驶入港口时,岸上的科研人员和官兵家属早已热泪盈眶。31天,127名官兵零伤亡,核潜艇各项指标基本达标,更重要的是,他们验证了中国核潜艇的长航能力和隐蔽生存能力,为后续的技术升级和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基础。
“814”任务的成功,像一剂强心针,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工的士气。此后,中国核潜艇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85年,091型核潜艇执行90天长航试验,打破了美军保持的83天世界纪录;1988年,092型战略核潜艇成功进行水下发射巨浪-1导弹试验,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海基核威慑能力的国家;如今,095型攻击核潜艇、096型战略核潜艇相继亮相,中国的海基核威慑体系已日趋完善。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曾评价:“中国核潜艇的出现改变了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这句话背后,是中国核潜艇人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是无数无名英雄的牺牲奉献。
今天,当我们享受着和平稳定的生活时,不应忘记,在深海之下,有一群官兵默默守护着国家的安全;不应忘记,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有一群科研人员用智慧和汗水,为中国打造了坚实的国防盾牌。
“814”任务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那段深海惊魂的岁月,那些隐姓埋名的英雄,依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因为他们用生命证明:中国从不缺乏敢于亮剑的勇气,从不缺乏自主创新的智慧,更不缺乏为国家和民族挺身而出的英雄。
正如“长征2号”艇长李国安在返航时所说:“我们用31天证明,中国的核潜艇能行,中国的军人能行,中国能行!”这句话,至今仍在深海回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砥砺前行。
来源:方寸说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