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来也怪,袁世凯这辈子最信两样东西:一个是枪杆子,另一个就是自个儿的肚子。
说来也怪,袁世凯这辈子最信两样东西:一个是枪杆子,另一个就是自个儿的肚子。
枪杆子帮他从一个河南项城的落魄秀才,一路干到了权倾天下的“大总统”;可到头来,要了他命的,偏偏就是他那个看得比天还大的肚子。
1916年6月6号,天还没亮透,北京中南海的居仁堂里就乱成了一锅粥。
几个月前还风风光光准备登基的“洪宪皇帝”袁世凯,此刻正躺在床上,浑身浮肿,喘着粗气,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折腾了大半宿,最后还是咽了气。
官方给出的死因,叫“尿毒症”。
用大白话说,就是让尿给活活憋死的。
一个想着穿龙袍、坐龙椅的人,最后死得这么不体面,这事儿本身就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别扭劲儿。
要弄明白他这病是怎么来的,得把时间往前倒。
袁世凯打年轻时就不是个斯文人,他是从朝鲜小站练兵那堆人堆里杀出来的。
在军营里,什么最重要?
不是读了多少书,而是你能不能扛事,能不能跟弟兄们一块儿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袁世凯的饭量,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据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能一口气闷下二十个鸡蛋、十个大白馒头,完了抹抹嘴,跟没事儿人一样。
这种能吃的本事,在那个年月,就是精力旺盛、能干大事的招牌。
等他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住进了中南海,这吃饭的习惯非但没改,反而变本加厉,成了一套雷打不动的“程序”。
你听听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早上五点,别人还在梦里,他已经醒了。
先不干别的,一碗炖得烂烂的鸡汤或者牛肉汤下肚,算是给这一天的身子骨“开个张”。
七点钟,正式的早饭来了。
四个大肉包子,配上一大碗拿鸡丝当浇头的汤面,吃得满头大汗。
上午十点和十一点,这叫“加餐”,说白了就是吃补药。
鹿茸熬的汤、人参炖的盅,轮着来,跟给机器加油似的。
中午十二点,正餐是重头戏。
桌子上摆的,全是红烧肉、清蒸武昌鱼、大块的猪蹄子这类“硬菜”。
你想找盘绿叶子青菜,比登天还难。
袁世凯自个儿说,吃那些“草”,没劲儿,那是牛马才干的事。
下午两三点,还得来一顿“下午茶”。
不过他这茶点可不是西式的小蛋糕,而是活络丹、海狗肾这些玩意儿,当糖豆一样嚼。
晚上七点,一家子人坐一块儿吃晚饭,自然又是一番风卷残云。
这还不算完,睡前九点多,必须再来一顿宵夜,才算圆满。
一天下来,从早到晚,嘴几乎就没停过。
这么个吃法,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
日子一长,当年那个在小站练兵、精气神十足的袁司令,就成了一个走路都费劲的大胖子。
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见过他之后,在报纸上写,说这位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就像一只吃撑了的鸭子。
这话传到国内,虽然不好听,但确实是实情。
光是吃得多还不够,袁世凯在吃的“讲究”上,更是把一个人的权力欲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当上大总统后,为了显示自己跟前清那些皇帝不一样,提倡“简朴”,公开宣布自己每顿饭就是“四菜一汤”。
这话传出去,老百姓还以为他真是个节俭的当家人。
可实际上呢?
他这“四菜一汤”的门道,比慈禧太后吃一百多道菜的排场还大。
就拿他最爱吃的一道河南菜“清汤活鱼”来说,这鱼,必须是河南彰德府洹水里活蹦乱跳的肥鲫鱼。
为了把这鱼活着弄到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他府里的厨子想了个绝户计:把活鱼捞上来,立刻塞进一个装满猪油的大铁桶里。
猪油一凝固,鱼在里头不吃不喝,处于一种“假死”状态。
等运到北京的厨房,把猪油化开,那鱼还能在水里扑腾几下。
就为这一口鲜,背后耗费的人力物力,根本没法计算。
还有他那道改良版的“八宝肥鸭”。
原来清宫里就有这道菜,他吃了以后觉得还不够味儿。
他亲自指挥厨子改方子,除了塞满糯米、火腿、干贝这些东西,还加了些秘制的香料。
最绝的是喂鸭子的法子,他专门在府里圈出一块地方养鸭子,不用普通的米糠麸皮喂,而是用东北运来的上好高粱,再掺上磨成粉的鹿茸。
这么喂出来的鸭子,个个肥得流油。
他觉得,只有这样的食材,才配得上他未来的“龙体”。
桌上摆的是菜,可他吃进去的,是整个国家都围着他一个人转的满足感。
人上了岁数,身体机能往下走,这是自然规律。
可袁世凯不信这个邪。
他越来越痴迷于用各种大补之物来“对抗”衰老。
人参、鹿茸、海狗肾这些东西,在他那儿不叫补药,叫“零食”。
他经常没事就从兜里掏出一段上好的人参,放在嘴里慢慢嚼,跟我们现在吃口香糖差不多。
据说有一阵子,他因为鹿茸吃得太多,补得太过,天天流鼻血,用手绢都堵不住。
身边的人看着都害怕,劝他悠着点。
他倒好,把流鼻血看成是“药力到了”的标志,是身体里“虚火”被逼出来的表现,反而吃得更凶了。
更离谱的是,他还学着清朝宫里的法子,专门雇了两个年轻的奶妈,每天喝新鲜的人乳,觉得这玩意儿能“返老还童,长生不老”。
这种吃法,已经不是养生了,简直是在玩命。
你想想,一个人的身体,特别是肾脏,就是个过滤器。
你天天拿那么多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还有各种成分不明的补药往里灌,又不怎么吃蔬菜,加上他晚年当了大总统,深居简出,基本没什么运动量。
那两个肾,就得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拼了老命去过滤这些东西。
时间短了还行,十年如一日地这么干,就是铁做的肾也得生锈报废。
所以,当1916年春天,蔡锷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全国上下都在骂他“窃国大盗”的时候,他的身体也彻底垮了。
先是吃不下东西,后来发展到看见饭就恶心,肚子胀得跟鼓一样,小便也越来越少。
西医来看了,说是肾功能衰竭,中医则说是“气血两亏,内里败坏”。
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就是他的身体这部机器,因为常年超负荷运转,已经彻底报废了。
他临死前,据说一直念叨着一句话:“他害了我!”
这个“他”,指的就是他那个一心想当“太子”的大儿子袁克定。
正是袁克定伪造了一份《顺天时报》,天天刊登些“全国人民拥护陛下登基”的假新闻,才让他下了称帝的决心。
可归根结底,真正害了他的,哪里是什么假报纸。
他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臃肿不堪的身体,或许到死都没想明白,他那套用来巩固“龙体”的养生之道,恰恰是把他推向坟墓的催命符。
参考资料: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英] J.O.P.布兰德、[英] E.白克好司,《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原名《慈禧外纪》与《北京的最后岁月》),中华书局,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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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烟波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