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个别地区煤矸石违规倾倒、侵占河道等事件频发，进一步凸显区域消纳的严峻性与紧迫性。专家指出，应将推动建设合规排矸场作为应急手段，并加快制定精准治理路线，推动煤矸石从“堆存依赖”走向“资源化利用”。

导读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个别地区煤矸石违规倾倒、侵占河道等事件频发，进一步凸显区域消纳的严峻性与紧迫性。专家指出，应将推动建设合规排矸场作为应急手段，并加快制定精准治理路线，推动煤矸石从“堆存依赖”走向“资源化利用”。

“随着我国煤炭产能持续释放，土地资源压力日益加剧，尽管近年来各方尝试将煤矸石从用于发电、制砖、建材制造等，但综合来看，目前总计消纳的煤矸石较少，剩下的大部分如何处置仍是难题。”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矿山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2025年学术年会上，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研究员师华定说。

应将建设合规的排矸场作为应急处置手段

它们外表黝黑，常被误认为是煤炭，实则是煤炭开采中伴生的固体废弃物。据了解，每开采1吨煤炭会产生15％—20％的煤矸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原煤产量为47.8亿吨，随之而来的巨量煤矸石成为不容忽视的环境隐忧。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煤矸石处置的总体原则。然而，我国煤矸石历史积存量大，同时每年还有大量新增。“新旧压力叠加，预计短期内煤矸石的产量仍不会下降。”师华定分析。根据2023年数据，全国煤矸石年产生量约为8.4亿吨。从长期堆存的角度看，一亩土地约可容纳两万吨煤矸石，这也意味着，每年堆存煤矸石需占用数万亩土地。

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资源综合利用分会秘书长、工业固废网创始人杜根杰看来，地方政府应推动建设合规的临时排矸场，缓解企业堆存压力。

“过去，临时排矸场普遍存在手续不全、缺失风险评估、地质勘查报告和无害化控制措施等问题，填埋工艺技术也较为薄弱，导致地方政府难以批量批准合规场地，多数临时排矸场仅经由县区层面粗放审批，进而引发非法倾倒和既有填埋场不合规运行。”杜根杰告诉记者。

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披露，某省能源集团或煤业集团大多未制定煤矸石专项规划，而将处置责任下放至矿山自身或所在村镇。许多煤矿将煤矸石交由第三方处理，但并未按照《固废法》和环保督察关于固废台账的要求，核实第三方是否具备合规处置能力。

现实中，多数区县级城投公司或环保平台公司虽签署了处置协议，却缺乏合规的处置场地和综合利用设施，也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因此，将推动建设合规的临时排矸场作为应急处置手段非常关键。但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长期依赖堆存处置显然不可持续。”杜根杰说。

2014年版《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已明令禁止建设永久性煤矸石堆放场，并要求临时堆场占地规模不得超过3年储矸量，且必须配套后续综合利用方案。这为行业转型指明了方向，也倒逼各地尽快走出“堆存依赖”的困局。

欠缺系统性、精准化综合利用战略规划

目前，我国煤矸石综合利用率约为74%，但区域差异显著。在南方地区，由于产生量有限且周边绿色建材产业需求旺盛，煤矸石利用率较高。以安徽淮南、淮北为例，作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其产生的大量煤矸石大多作为资源销往长三角地区，这里绿色建材企业数量众多，烧结砖行业规模庞大。“煤矸石因自身具有一定热值，点燃后无需外部能源即可维持燃烧，能显著降低烧结能耗，当地砖厂普遍需要外购煤矸石，与建筑垃圾或黄土黏土掺配使用，降低生产成本。”杜根杰说。

反观山西、陕西、内蒙古等黄河流域主产区，煤矸石综合利用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可能高达几十个百分点。今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黄河流域煤基固废非法倾倒和排放问题突出。杜根杰分析，直接原因在于产生量远超本地消纳能力。据其介绍，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区的煤矸石产生总量占全国8成。

具体来看，内蒙古的煤矸石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和乌海，仅鄂尔多斯一地年产生量就接近1亿吨；陕西的煤矸石则半数以上集中于榆林地区，规模约为五六千万吨；山西除运城的少数区县外，全省110多个区县均存在煤矸石问题，年产生量少则300余万吨，多则如大同云冈区超过4000万吨，吕梁地区也达三四千万吨。

据测算，每生产1.2亿块标准砖约消纳30万吨煤矸石，对年产生数百万吨煤矸石的县区而言，即便布局多条制砖线，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作为大宗工业固废，煤矸石难以实现长距离运输。杜根杰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煤矸石运输超过30公里，成本为0.4元/公里，超出三五十公里即不经济，这导致其处置基本限于本区县范围内，也使得非法倾倒现象集中发生在当地。

深层原因在于，系统性、精准化的顶层战略规划缺失。杜根杰告诉记者，“我们在山西、陕西和内蒙古所调研的城市，基本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煤矸石综合利用体系，尽管部分城市在打造‘无废城市’的框架下有所布局，但在精准施策、跨部门协同、生态修复资源配置等方面仍有明显欠缺。”

专家建议“一县一策”制定精准治理方案

业内人士表示，煤矸石的管理责任应落实到政府、产废企业和综合利用各方。然而目前，对煤矸石综合利用设施的政策支持不足，可提供综合利用的手段和项目有限，多数处置项目规模偏小、技术单一，例如，制砖、微晶玻璃、矿岩棉、烧结砖等项目，普遍存在小型化倾向，未能着眼于解决城市或煤炭行业的污染治理问题。

从全国视角看，我国现有200多个资源型城市，其中近200个区县面临煤矸石处置压力。“我们认为，对于年产量在300万—500万吨的区县，完全可以参照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等传统环保设施的建设思路，通过招商引资，建设煤矸石综合处置与利用中心，并制定‘一县一策’‘一矿一策’乃至‘一物一策’的精准治理方案。”杜根杰说。

目前，我国煤矸石年产生量约8亿吨，若按每吨投资200元估算，这部分未能有效处置的煤矸石，将形成一个规模近千亿元的市场赛道，这为投资和运营煤矸石综合利用设施的第三方机构创造了广阔空间。

未来，第三方机构应聚焦整合具备产业化、可行性的先进技术体系，通过多项技术的组合叠加，形成针对煤矸石污染问题和资源化利用的整体解决方案，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末端处置层面。

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创新。“过去我们常因过度聚焦单一技术价值，而忽略其产业适配性、市场接受度、投资可行性及可持续运营能力。煤矸石治理本质上是一项跨行业、跨领域的系统工程，要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煤矸石问题，必须将商业模式作为核心考量，统筹评估政策支持力度、技术路线可行性、经济回报机制和跨产业协同效益，构建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杜根杰说。

师华定则表示，环保技术一定要放在经济发展大局中考虑，我们应创新固废消纳、土地修复的多维价值模式，实现煤矸石规模化利用的环境生态、碳汇经济、综合效益的提升。

来源：银马砖石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