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台湾的胡适先生，一代学问大家，在日记里给毛泽东的一首词下了个判词：“真有点肉麻！”

1959年，台湾的胡适先生，一代学问大家，在日记里给毛泽东的一首词下了个判词：“真有点肉麻！”

他说的，是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

胡先生是搞学问的，他拉上赵元任，从平仄韵脚掰扯，说这词“没有一句通的”。

隔着一道海峡，一场文坛公案就这么摆开了架势。

可惜，胡先生抠的是字眼，是格律，他不知道，这首词的每一个字，都是用三十年的血、泪和一个天大的误会熬出来的。

他读的是词，可词背后站着三个人，一辈子都没解开的疙瘩，和一个时代拧巴的悲剧。

这故事得从两条线上说。

一条线在长沙板仓，1927年的秋天，冷得扎人。

毛泽东要去闹秋收起义，这一走，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临走前，他把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娃安顿在老家。

这是一种保护，也是一个念想，指望在亲戚邻里的照应下，娘几个能有个安稳。

可那个年头，安稳是天底下最奢侈的东西。

枪炮一响，交通线一断，两个人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彻底没了音信。

一个在井冈山拉队伍，一个在长沙的白色恐怖里熬日子。

另一条线，在井冈山。

山上凶险，红军是外来户，要想站稳脚跟，得跟本地的头头袁文才、王佐搞好关系。

1928年，毛泽东派人下山打听老婆孩子的消息，传回来的话像一记闷雷：杨开慧已经被敌人害了。

这消息是怎么来的？

长沙那边，敌人到处抓杨开慧，乡亲们为了保她，就放风说人已经死了。

这本是个善意的谎言，骗过了敌人，也把远在山上的丈夫给结结实实地骗了。

后来，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上了山，他对家里的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含含糊糊地也等于“确认”了这个死讯。

这下，毛泽东心里那点念想，彻底断了。

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袁文才、王佐开口了。

他们的话很实在，带着江湖气：“毛委员，你要在我们这扎根，就得成个家，我们有个干妹子叫贺子珍，让她给你当个‘压寨夫人’吧。”

这不是单纯的男婚女嫁，这是政治上的结盟，是两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的保证。

一个以为妻子已死，一个是在枪林弹雨里并肩作战的女英雄，贺子珍。

于是，在那个今天不知有没有明天的环境里，他们走到了一起。

这桩婚事，是革命的需要，也是一个巨大误会催生的结果。

命运的轮盘，就这么错了一格。

时间切回到长沙。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杨开慧还活着。

她躲在乡下，像一只惊弓之鸟，每天活在随时可能被抓走的恐惧里。

她看不见丈夫，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在那些“剿匪”的新闻里，疯了似的寻找关于“朱毛”红军的蛛丝马迹。

她把所有的思念、恐惧和对孩子的担忧，都写进了信里，藏在娘家老屋的墙缝中。

直到八十年代，房子翻修，这些手稿才重见天日。

纸上写着：“说到死，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

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坦荡。

但她马上又写，她放不下三个孩子，那是母亲的心。

她还写：“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

…”

这些没能寄出去的信，成了她生命最后时光里最真实的独白。

就在这段日子里，还有一个人心里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人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

1929年，毛泽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打听到了一个让他坐立难安的消息：大嫂杨开慧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可那时候，他哥哥跟贺子珍结婚都一年多了，孩子都快有了。

这事怎么说？

告诉哥哥，等于是在他心上捅一刀，一边是对发妻的愧疚，一边是新婚的妻子，怎么处？

不告诉他，又对不起苦苦支撑的嫂子和三个侄子。

毛泽民是个实在人，他选了个自认为两全的法子：瞒着哥哥，自己悄悄从上海寄钱回湖南，接济杨开慧母子。

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裂缝补上一点。

他不知道，他的沉默，反而让这个悲剧的裂缝越扯越大。

直到1929年底，陈毅从上海开完会回到部队，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正在养病的毛泽东。

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震惊。

他立马给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急吼吼地问杨开慧的地址，想要联系上她。

可老天爷没给他这个机会。

信寄出去没多久，1930年11月，报纸上就登出了杨开慧在长沙识字岭被枪决的消息。

这一次，是真的。

噩耗传来，毛泽东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只写了八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这八个字，是他一辈子都卸不下的担子。

时间一晃快三十年，新中国都成立了。

1957年，毛泽东收到了杨开慧生前好友李淑一的信。

李淑一在信里悼念自己牺牲的丈夫柳直荀，还附了首自己写的词。

这封信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捅开了毛泽东心里尘封了快三十年的那个锁。

所有的愧疚、思念、遗憾，在那一刻全涌了上来。

他提笔回信，写下的就是那首《蝶恋花》。

“我失骄杨君失柳”，他把杨开慧称作“骄杨”。

他想象着杨开慧和柳直荀这些烈士的魂魄，都上了天，在月宫里看着人间。

“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这不是男欢女爱，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用最浪漫的想象，来安慰生者，告慰死者。

他是在告诉李淑一，也是在告诉自己，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他们化作了天上的星辰。

这层意思，胡适是看不懂的。

他的批评，说白了，是两个层面的脱节。

一个是技术上的。

他觉得“舞、虎、雨”这几个字跟“有”韵不搭界。

可毛泽东自己后来注解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意思是，我知道格律不对，但我就要这么写。

为啥？

因为感情到了那，意境到了那，改一个字，味道就全没了。

为了抒发胸中块垒，他宁可破了这格律的条条框框。

这是文学创作里，“意”比“形”大。

胡适的批评，恰恰是拿“形”去框“意”，有点本末倒置。

另一个是情感上的。

胡适觉得“肉麻”，那是因为他没经历过那种把脑袋拴在一起干革命的感情。

他自己的感情生活是一回事，但他无法理解，对于毛泽东和杨开慧那代人来说，爱情是和信仰、牺牲、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的。

那种感情的浓度，不是花前月下能比的。

他用一个局外人的、甚至有点清高的眼光，去看一颗流过血、负过伤的心，自然觉得“肉麻”，觉得隔阂。

最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日记里批评这首词的当天，还记下了自己在写一篇叫《自由与容忍》的文章。

一个主张“容忍”的大学者，却对一首悼念亡妻的词，给出了这么不容忍的评价。

胡适的评价，终究只是他个人日记里的一段文字。

而这首词，连同它背后的误会、牺牲和遗憾，却刻进了历史里。

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藏着杨开慧在墙缝里的低语，贺子珍在井冈山的青春，还有毛泽东心里那句沉甸甸的“百身莫赎”。

李慎明. (2013). 还原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真实婚姻. 《百年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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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黜免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