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打着“忧国之危，奉密诏讨杨国忠”的旗号。实际上，这场蓄谋已久的叛乱揭开了一场持续八年的动乱，更将盛唐的虚幻繁华击得粉碎。
755年十二月的寒风中，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15万铁骑南下。当时无人能料，这场叛乱将在125天内攻陷大唐东都洛阳和首都长安，彻底撕裂盛唐的繁华表象。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打着“忧国之危，奉密诏讨杨国忠”的旗号。实际上，这场蓄谋已久的叛乱揭开了一场持续八年的动乱，更将盛唐的虚幻繁华击得粉碎。
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大唐表面上一片繁荣。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
诗人杜甫后来回忆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然而在这片繁华之下，暗流汹涌：
军事布局失衡：唐玄宗为防止边患，在边境设立十大节度使，拥兵49万，而中央禁军仅有12万。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为叛乱埋下伏笔。政治腐败加剧：李林甫、杨国忠等权相继掌朝政，排挤贤能。杨国忠甚至对安禄山说：“你等着，我迟早要你好看”，加剧了与安禄山的矛盾。社会矛盾激化：均田制瓦解，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难以为继，节度使多募藩镇牙兵，形成私人武装力量。1.第一阶段（755年11月-12月）：势如破竹
安禄山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精兵15万人，号称20万，自范阳南下。由于中原百年未见兵戈，各州县毫无准备，叛军一路势如破竹。
十二月初五，叛军渡黄河，仅用三天时间就控制了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消息传到华清宫时，唐玄宗竟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拒绝相信。
2.第二阶段（756年1月-6月）：两京陷落
正月元旦，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唐将封常清、高仙芝固守潼关，本可遏制叛军攻势，但玄宗听信谗言，将二人处死。
六月初八，潼关失守。消息传来，长安震动。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匆忙逃离长安，踏上西幸蜀地之路。
3.第三阶段（756年7月）：马嵬之变
六月十四日，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将士饥疲交加，怒杀杨国忠，并逼迫玄宗缢死杨贵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七月十二日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至此，距离安禄山起兵仅过去125天，两京尽失，玄宗逃亡，大唐盛世轰然崩塌。
军事虚化：唐朝承平日久，内地武备松弛。面对叛军铁骑，各州县毫无抵抗能力。洛阳守将封常清临时招募的6万军队，都是市井之徒，未经训练，“皆白徒，未尝更战”。政治腐败：玄宗晚年沉溺享乐，将朝政交付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杨国忠专权误国，对安禄山的逼迫直接促使了叛乱爆发。社会矛盾：均田制瓦解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成为藩镇募兵的对象。这些士兵“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形成了对节度使的人身依附关系。民族政策失衡：李林甫为杜绝节度使入朝为相的可能，提议重用胡人将领。安禄山因此身兼三镇节度使，掌握了大唐近三分之一的边防兵力。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诗人杜甫在《无家别》中描绘了战乱后的惨象：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长安陷落后，叛军大肆捕杀李唐宗室。霍国长公主、永王妃等数十王公被害，百官往往被迫接受伪职。王维被囚于洛阳菩提寺，无奈写下“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的诗句。
战争导致人口锐减。据《通典》记载，安史之乱前全国户数约900万，乱后仅剩190余万，虽然可能有户籍散失的因素，但人口大量死亡和流离失所是不争的事实。
藩镇割据：为平定叛乱，唐朝不得不增设更多节度使，导致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河朔三镇实际上成为独立王国，开启了晚唐藩镇割据的局面。财政危机：战乱导致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朝廷财政依赖江南地区。刘晏改革盐法，实行榷盐制度，才勉强维持朝廷运转。边疆危机：平定叛乱时，唐朝调回西域精兵，导致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占领河西、陇右地区，甚至曾在763年攻入长安。政治宦官：肃宗重用宦官李辅国，开创宦官掌禁军的先例，为晚唐宦官专权埋下祸根。安史之乱不仅是一场军事叛乱，更是盛唐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125天的盛世崩塌告诉我们，表面的繁荣可能掩盖着深层次的危机。开元盛世下的军事失衡、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最终在安禄山的铁蹄下暴露无遗。
来源：木子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