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词,把整整七十万人从中国的东北家乡,拉扯到了一个承诺遍地黄金,现实却满是冰霜的半岛上。
他们说,那里是故乡,可故乡却把他们当成了外人。
他们说,那里有亲人,可亲人看他们的眼神,比看陌生人还要冷。
这一切,都从一个听起来无比温暖的词开始——“同胞”。
这个词,把整整七十万人从中国的东北家乡,拉扯到了一个承诺遍地黄金,现实却满是冰霜的半岛上。
故事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得从图们江的水说起。
几百年前,江对岸的半岛上日子过不下去了,饿着肚子的人们成群结队地往北走,跨过那条并不宽阔的江,来到了中国东北。
这里地广人稀,黑土地油汪汪的,只要肯下力气,就不会饿死人。
他们带来了种水稻的手艺,把一片片荒地变成了冒着米香的良田。
一代又一代,几百年下来,他们在这里生了根,发了芽。
他们说着自己的语言,吃着自己的泡菜,但也学着说汉语,孩子上的是中国的学校,户口本上清清楚楚写着“中国”两个字。
他们是中国的朝鲜族,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认同。
每年国庆,他们会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挂起五星红旗。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切都变了。
中韩建交,一扇大门猛地推开。
门那边,是所谓的“汉江奇迹”,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闪烁的霓虹灯透过电视信号,刺得人心痒痒。
当时,延边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就百十来块钱,而从韩国传回来的消息是,在那边刷盘子一个月都能挣好几千。
钱,这个最实在的东西,成了最有力的召唤。
于是,人潮开始涌动。
村子里的青壮年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家家户户都在谈论着去韩国的手续和门路。
他们变卖家产,四处借钱,凑够一张飞往首尔的机票,心里装着一个最朴素的念头:出去干几年,挣笔大钱回来盖房子,给孩子娶媳妇,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他们以为,说着一样的语言,长着一样的面孔,去那里就像是走一门远亲,总不会太差。
1988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给这股热潮又添了一把大火。
他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很美的概念,叫“韩裔中国人”,意思是把这些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当作“海外同胞”来欢迎。
这一下,更多人打消了顾虑。
同胞嘛,还能亏待了自家人?
据后来统计,前后有大约七十万人,就这样怀着淘金梦,踏上了那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可飞机一落地,梦就开始醒了。
所谓的“同胞”,很快就变成了挂在嘴上的客套话。
他们发现,韩国社会给他们准备好的位置,不是办公室里的白领,也不是技术工厂里的工程师,而是本地人谁都不愿意干的“3D”工作——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辛苦(Difficult)。
他们钻进城市的下水道,在弥漫着恶臭的餐馆后厨里洗一整天的碗,在高耸入云的建筑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在轰鸣的机器旁日夜倒班。
住的地方,通常是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他们挣的钱确实比在国内多,但每一分钱都浸透了汗水,甚至血水。
更难熬的,是钱也买不来的尊重。
在很多韩国人眼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同胞”,而是从穷地方来的“乡巴佬”,说话带着“土气”的口音。
老板可以随意克扣他们的工资,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合法的长期身份,不敢去告。
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指着鼻子骂。
他们被贴上了各种标签,身份的尴尬像一根刺,时时刻刻扎在心上。
他们是中国人,却在韩国;他们说朝鲜语,却被当作外人。
压抑和屈辱积攒久了,总会有一个爆发点。
1996年8月,一艘名为“佩斯卡玛号”的韩国远洋渔船,就成了这样一个引爆点。
船上有7名中国朝鲜族船员,他们每天要忍受韩国船员非人的打骂和侮辱,干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
长期的虐待让这几个人濒临崩溃,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他们举起了刀,杀死了包括船长在内的11名韩国人。
这起海上血案震惊了世界。
它是一场绝望的反抗,是一曲被逼到墙角的悲歌。
但这起事件并没有让韩国社会去审视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所谓的“同胞”的,反而成了他们歧视和排斥朝鲜族的“铁证”。
从那以后,在韩朝鲜族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当韩国的经济开始出现波动,失业率上升时,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又成了第一个被抛弃的群体。
他们被指责抢了本地人的饭碗,成了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有一次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韩国人明确表示不欢迎这些来自中国的朝鲜族。
没过多久,京畿道一家电池厂发生了一场大火,23名遇难者里,有17个是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朝鲜族。
事后调查才发现,这些人都是派遣工,连最基本的劳动保险都没有。
他们的生命,在熊熊大火里,显得如此廉价。
就在“韩国梦”的肥皂泡一个个破裂的时候,他们身后的祖国,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初他们离开时,家乡还是低矮的平房和泥泞的土路。
十几年后,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拖着疲惫的身躯和攒下的积蓄回到延边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景象了。
高楼林立,高铁飞驰,曾经的田埂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一个叫李明浩的人,在韩国的建筑工地上干了十五年,手上全是老茧,腰也落下了毛病。
他带着一笔钱回到延吉,发现这里的发展机会一点不比首尔少。
他用自己多年的经验,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因为他懂技术,讲信用,生意越做越大。
他说:“在中国,我是老板,是公民。
在韩国,我干得再好,也永远是个打工的,是个外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流”。
他们带回了在韩国学到的技术、积攒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带回了一种全新的眼光。
他们发现,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里,作为一名懂双语、了解两国文化的中国朝鲜族,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他们做起了中韩贸易,开起了特色餐馆,办起了培训学校。
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二等公民,而是堂堂正正的创业者,享受着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扶持。
最关键的,是那种重新找回来的归属感。
一个回国的年轻人说得特别实在:“在韩国,就算我们说的话一模一样,他们还是觉得我们不一样。
但在中国,我们就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个,谁也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这种感觉,是挣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中国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一种包容和自信上。
朝鲜族的文化,在中国是受到保护和尊重的瑰宝。
延边的朝鲜族歌舞、美食,成了吸引全国游客的金字招牌。
这背后,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多元文化的自信。
如今,延边的很多朝鲜族村落,已经看不到多少年轻人愿意再去韩国打工了。
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工作,或者干脆自己创业。
新一轮的“迁徙”正在发生,但方向不再是跨过国境线,而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延边到北京、上海、深圳。
他们在更广阔的中国大舞台上,追逐着新的、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那段长达四十年的寻梦史,像潮水一样,来了又退了。
回头看,那七十万人的脚步,踏出的是一条关于身份、尊严和归属的坎坷道路。
最终,还是那片生养他们的黑土地,给了他们最踏实的拥抱和最有底气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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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 In-Jin. "The Pescamar No. 27 Incident and the Plight of Korean-Chinese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Korea." Korea Journal, vol. 37, no. 3, 1997, pp. 101-120.
Kim, Andrew E. "Korean Religious Culture and Its Affinity to Pro-Americanism," Sociology of Religion, vol. 64, no. 2, 2003, pp. 227-243. (Provides context on South Korean societal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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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辉夜故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