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它不是什么古董,就是一只粗陶碗,碗壁厚,釉色是不均匀的土黄色,带着烧制时留下的几个小黑点,像一脸没长开的雀斑。
那只碗,就放在我书房最显眼的多宝格上。
它不是什么古董,就是一只粗陶碗,碗壁厚,釉色是不均匀的土黄色,带着烧制时留下的几个小黑点,像一脸没长开的雀斑。
就是这么个土得掉渣的碗,我父亲临走前,郑重其事地交给我,说,这是咱家的传家宝。
我老婆第一次见,还笑话我,说你们家这传家宝可真够“朴实”的。
我没跟她解释。
有些东西,它的价值,不在于材质,不在于年代,而在于它在某个特定的冬夜,曾经盛满过一碗滚烫的,能救命的粥。
还有碗底那三个字。
我把它拿下来,摩挲着碗底。那三个字刻得很拙劣,歪歪扭扭,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深可见骨。
活下去。
不,是四个字。
我用指腹,一遍又一遍地描摹着那个几乎已经和陶土融为一体的,淡淡的,几乎看不清的第四个字。
有我。
活下去,有我。
这四个字,是我父亲一辈子的念想,也是我前半生都想解开的谜。
故事要从1967年的冬天说起。
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我父亲后来总说,那雪下得不讲道理,要把整个世界都埋了似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刚过五岁,很多事都记不清了。
我的记忆,像一部被剪得七零八落的黑白电影,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却又异常鲜明的片段。
我记得冷。
那种冷,是钻心刺骨的,好像要把骨头缝都冻裂。家里的煤烧光了,母亲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堆在我们身上,可我还是冷得直哆嗦。
我还记得饿。
是真的饿,胃里像有只小爪子在不停地挠,火烧火燎的。我整天就窝在床上,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我还记得,我父亲那双通红的,布满血丝的眼睛。
他原本是个大学教授,教古典文学的,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墨水味。我最喜欢的事,就是爬到他腿上,听他用温润的男中音念那些我听不懂的诗词。
可是在那个冬天,他身上的墨水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尘土和屈辱的味道。
他被批斗了。
“反动学术权威”。
这个词,我是后来才懂的。但在当时,它就像一顶无形的,沉重的帽子,把我那个温文尔雅的父亲,压得直不起腰。
每天天不亮,他就被人从热被窝里拖出去,挂着大牌子,在学校里,在街道上,被那些他曾经教过的学生,曾经谈笑风生的同事,推搡着,辱骂着。
晚上回来,他就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空壳。
他不说一句话,默默地坐在小板凳上,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母亲流着泪给他擦脸上的污泥,还有不知道谁吐的唾沫。
他也不看我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一块砖,好像要把那块砖看出一个洞来。
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换来一点点粗粮,勉强吊着命。
亲戚朋友,早就断了来往。那个年代,我们家就是瘟疫,谁沾上谁倒霉。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实在没办法了,抱着我,敲响了隔壁王叔叔家的门。
王叔叔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他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小时候,没少吃王叔叔家给的糖。
门开了一道缝,王婶探出头来,看见我们,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僵住了。
“嫂子,有事吗?”她的声音,客气又疏远。
母亲的脸一下子就白了,她哆哆嗦嗦地,几乎是哀求着说:“孩子……孩子快不行了,能不能……借点粮食……”
王婶的眼神闪躲着,不敢看我母亲的眼睛。
“哎呀,嫂子,真不巧,我们家也……也快揭不开锅了。”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看见母亲的肩膀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她抱着我,在人家紧闭的门前,站了很久很久。
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我听见她压抑的,绝望的哭声。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后,母亲把这件事跟他说了。
我以为父亲会愤怒,会咒骂。
可是没有。
他只是长长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他说:“不怪他们,不怪他们……”
然后,他又坐回那个小板凳,继续看着地上的砖。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寒冷,不是饥饿,而是绝望。
是一种,全世界都把你抛弃了的,彻骨的绝望。
就在那个最绝望的夜晚,他来了。
那个哑巴乞丐。
我们都叫他“哑巴”。他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这条街上的,没人知道。
他好像一直就在那里,穿着一身破烂的,看不出颜色的衣服,头发像一团乱草,脸上黑乎乎的,只有一双眼睛,亮得吓人。
他不会说话,只会“啊啊啊”地比划。
街上的孩子都怕他,朝他扔石子,叫他“脏哑巴”。
他也不生气,就默默地躲开,然后继续在垃圾堆里翻找着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缩在床上,用一床破棉被裹着,抵御着无边无际的寒冷。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笃,笃笃。”
很轻,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谁。
父亲和母亲都惊醒了,警惕地坐起来。
“谁?”父亲的声音充满了戒备。
外面没有回答。
只有那“笃笃”的敲门声,还在不紧不慢地响着。
父亲犹豫了一下,披上衣服,走到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看。
“是个乞丐。”他回头对母亲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困惑。
母亲也下了床。
这么晚了,一个乞丐来敲门,太奇怪了。
父亲打开了门。
门口站着的,就是那个哑巴。
他手里,托着一只碗。
一股热气,夹杂着米粥的香气,瞬间就飘了进来。
在那个连空气都是冰冷和绝望的夜晚,那股香气,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奢侈的,最不可思议的东西。
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跑到门口。
我看见哑巴把那只碗,小心翼翼地,递到我父亲面前。
他的眼睛,就是那双在黑脸上亮得吓人的眼睛,正直直地看着我父亲。
那眼神里,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固执的,甚至是命令式的意味。
父亲愣住了,像一尊木雕。
他看着那碗热气腾腾的粥,又看看眼前这个浑身散发着馊味的乞丐,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啊!啊!”
哑巴见我父亲不动,急了,把碗往前又送了送,几乎要塞到我父亲怀里,嘴里发着含混不清的催促声。
母亲反应过来,赶紧推了推我父亲。
“当家的,快……快接着啊!”
父亲这才如梦初醒,颤抖着双手,接过了那只碗。
那只碗很烫,父亲被烫得一个激灵,但他的手,却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紧紧地捧着那只碗,生怕它掉在地上。
哑-巴见我父亲接了碗,好像松了一口气。
他深深地看了我父亲一眼,然后,转身就走,很快就消失在无边的风雪里。
自始至终,他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音,除了那两声催促的“啊啊”。
门关上了,隔绝了外面的风雪。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的呼吸声,和那碗粥散发出的,让人头晕目眩的香气。
父亲捧着那碗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眼泪,大颗大颗地,从他那双通红的眼睛里滚落下来,砸在碗沿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他哭了。
这个被挂牌游街,被唾骂,被最好的朋友拒之门外,都没有掉一滴眼泪的男人,捧着一碗乞丐送来的粥,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分食了那碗粥。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每一粒米,都熬得开了花,又糯又软,带着一种纯粹的,粮食的甘甜。
吃完粥,身体暖和了,好像又活了过来。
母亲去洗碗的时候,忽然“呀”了一声。
“当家的,你快来看!”
父亲走过去,我也跟了过去。
只见母亲把碗翻过来,碗底上,赫然刻着几个字。
就是那四个字。
活下去,有我。
灯光昏暗,那几个字在粗糙的碗底上,却像烙铁一样,灼痛了我们的眼睛。
我父亲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望向窗外那片漆黑的,正在下着大雪的夜,喃喃自语:
“是你吗……阿贵?”
阿贵。
这个名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记忆的深潭。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我努力地想,想得头都痛了。
然后,我想起来了。
在我更小的时候,家里还很太平的时候,经常有一个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笑起来有两个深深酒窝的大哥哥来我们家。
他会给我带糖画,会把我举得高高的,在院子里转圈。
我父亲叫他“阿贵”。
母亲说,阿贵是父亲最得意的学生。
我记得,阿贵每次来,都会和我父亲在书房里待很久。他们有时候在下棋,有时候在争论着什么。
阿贵的嗓门很大,争到激动的时候,整个院子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先生!此言差矣!我认为……”
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听着,偶尔才会反驳一两句。
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会笑的阿-贵,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他和我父亲又在书房里争论。
这一次,好像特别激烈。
我听见里面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然后,门开了,阿贵一脸通红地冲了出来,眼睛里像有火在烧。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他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
他的手,在发抖。
“小石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好好听你爹的话。”
说完,他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叫阿贵的大哥哥。
直到那个雪夜,那个送粥的哑巴乞丐,和我父亲口中的“阿贵”,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里,诡异地重叠在了一起。
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
从那天起,那个哑巴乞丐,没有再出现过。
我们家的境况,也没有立刻好转。
但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父亲,不一样了。
他不再整天盯着地上的砖头发呆了。
他会跟我和母亲说话了。
晚上,他会把我抱在怀里,给我讲故事,讲那些他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讲过的,关于屈原,关于嵇康,关于苏东坡的故事。
他说,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但只要心里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倒下。
他说,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你也要自己站直了。
他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看一眼放在柜子上的那只粗陶碗。
我知道,是那碗粥,是碗底那四个字,把我父亲从绝望的深渊里,拉了回来。
它就像一粒火种,在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重新点燃了我父亲心里的希望。
后来,运动结束了,父亲平反了,回到了大学继续教书。
我们家的生活,也渐渐回到了正轨。
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个哑巴乞丐。
他几乎找遍了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去了所有乞丐可能聚集的地方。
可是,那个哑巴,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就像一滴水,汇入了人海,再也找不到了。
这件事,成了我父亲一生的遗憾。
他常常会拿出那只碗,一个人看很久。
我知道,他是在想那个叫“阿贵”的人,在想那个在最黑暗的时刻,给了他一碗粥,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的,不知名的恩人。
父亲去世后,这只碗,就传到了我手上。
我也像父亲一样,把它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
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历史角落里,曾经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曾经有过怎样温暖的人性闪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叫阿贵的青年,为什么会和我父亲争吵?
他又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哑-巴乞丐?
他和我父亲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
这个谜团,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一年又一年。
我决定,要去解开它。
我的调查,是从父亲的旧物开始的。
父亲的书房,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一排排的书架,塞满了泛黄的线装书。
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他所有的日记、信件、手稿,都翻了出来。
在-一个夹着枫叶的旧笔记本里,我找到了关于“阿贵”的零星记载。
阿贵,本名陈贵,是父亲1960级的学生。
在父亲的笔下,陈贵是一个天才。
“聪慧过人,悟性极高,于古典诗词一道,有天授之才。”
“性如烈火,刚直不阿,每有辩论,必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吾虽为其师,亦常被其问得哑口无言。快哉!快哉!”
“今日与阿贵论及《离骚》,此子竟言,屈子之悲,非一人之悲,乃时代之悲。其见识之深刻,远超同侪。吾得此生,夫复何求。”
字里行间,满是父亲对这个学生的欣赏和喜爱。
我甚至找到了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父亲和一群年轻的学生。父亲站在中间,笑得温和。他的左手边,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穿着白衬衫,眉眼清俊,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桀骜不驯的笑意。
他的眼睛,很亮,像淬了火的星星。
照片背面,是父亲的字迹:一九六四年夏,与诸生同游西山。左三为陈贵。
这就是年轻时的阿贵。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神采飞扬的青年,再想想那个衣衫褴褛,沉默孤僻的哑-巴乞丐,心里一阵阵地发酸。
到底是什么,把一个天才青年,变成了那副模样?
在日记的最后,我找到了那场争吵的记录。
时间,是1966年初夏。
“今日,阿贵来访,神色激愤。与吾大吵一架。”
“山雨欲来风满楼。吾劝其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以待天时。此子不听,斥吾为‘懦夫’,言‘士可杀不可辱’,摔门而去。”
“吾心甚忧。此子之才,可兴文运。此子之性,亦可招杀身之祸。奈何!奈何!”
寥寥几笔,却写尽了父亲当时的担忧和无奈。
原来,那场争吵,是因为父亲劝他,在那个越来越疯狂的年代,要懂得明哲保身。
而年轻气盛的阿贵,却把这当成了一种怯懦。
日记到这里,关于阿贵的记载,就中断了。
接下来,就是铺天盖地的,关于父亲自己被批斗,被折磨的记录。
线索,似乎断了。
我不甘心。
我拿着那张老照片,开始走访父亲当年的同事和学生。
很多人,已经不在了。在世的,也都垂垂老矣,记忆模糊。
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人。
张远伯伯。
他也是父亲当年的学生,和陈贵是同窗。
如今,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
我说明来意,把那张照片递给他。
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
然后,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
“阿贵……是阿贵啊……”他喃喃地说,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张伯伯,您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我急切地问。
张远伯伯沉默了。
他站起来,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过了很久,才长叹一声,重新坐下。
“孩子,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的疲惫。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加残酷,也更加悲壮的故事。
原来,当年与我父亲大吵一架后,陈贵并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
他太年轻,也太理想主义。
他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他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
他写了很多文章,公开质疑当时一些荒谬的论调。
在那个所有人都噤若寒蝉的年代,他的行为,无异于以卵击石。
很快,他就被打成了“小爬虫”,“反动学生”。
他所遭受的折磨,比我父亲,要惨烈得多。
因为他年轻,因为他反抗得最激烈。
“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大会,”张远伯伯的声音在发抖,“他们让他跪在碎玻璃上,让他承认自己的‘罪行’。”
“他不说。他就那么跪着,膝盖上血肉模糊,一声不吭。”
“有人就拿烧红的铁棍,去烫他的嘴。”
“他们说,你不是能说会道吗?你不是会写文章吗?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说,还怎么写!”
张远伯伯闭上了眼睛,脸上满是痛苦的神色。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能说话了。”
“他的声带,被彻底毁了。”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终于明白,那个会笑的,声音洪亮的阿贵,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哑巴。
“后来呢?”我追问。
“后来,他被关了起来。再后来,运动的风头稍微过去一点,他被放了出来。但是,他已经被学校开除了,档案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污点。”
“他成了一个废人。”
“没有单位敢要他,他的家人也跟他划清了界限。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在街上流浪,靠捡垃圾为生。”
张远伯伯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是我们对不起他啊!我们这些同学,当年眼睁睁地看着他受难,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
“我们都是懦夫!跟李老师(我父亲)比,跟阿贵比,我们都是懦夫!”
他用手捶着自己的胸口,悔恨不已。
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终于把那个雪夜送粥的哑-巴乞丐,和照片上那个神采飞扬的青年,彻底地,重合在了一起。
原来,他不是因为落魄了,才去乞讨。
他是被那个时代,生生地,从一个天之骄子,变成了一个乞丐。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他自己已经沦落到那步田地,食不果腹,自身难保,为什么还要在那样的雪夜,去给我父亲送一碗粥?
我把这个疑问,告诉了张远伯伯。
张远伯伯擦了擦眼泪,想了想,说:“也许,是因为你父亲。”
“我父亲?”
“是啊。当年,阿贵出事后,所有人都躲着他。只有你父亲,李老师,偷偷地去看过他。”
“有这回事?”我父亲的日记里,完全没有提过。
“当然有。那时候,李老师自己也正在被审查,自身难保。但他还是冒着风险,托人给被关押的阿贵送吃的,送药。”
“我听当时看管的人说,李老师还写了一张字条,夹在馒头里带进去。”
“字条上写着什么?”我屏住了呼吸。
张远伯伯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活下去,有我。”
轰!
我的脑子,像被一道闪电劈中,瞬间一片空白。
活下去,有我。
原来,这四个字,最早,是父亲写给阿贵的。
在阿贵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是我的父亲,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当后来,我父亲也陷入同样的绝境时,那个已经不会说话,已经一无所有的阿贵,用他唯一能做到的方式,把这四个字,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的父亲。
他把乞讨来的,可能也是他全部的口粮,熬成了一碗热粥。
他在那只粗糙的碗底,费力地,一笔一划地,刻下了这句曾经支撑过他的话。
然后,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敲响了我家的门。
他不是在施舍。
他是在报恩。
他是在用他仅剩的一切,告诉他的老师:
先生,您当年没有看错人。我虽然落魄了,但我还记得您的教诲,还记得您给我的那份温暖。
现在,轮到我了。
请您,也一定要活下去。
有我。
哪怕我只是一个乞丐,哪怕我能给您的,只有这一碗粥。
但只要我还在,我就会陪着您。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汹涌而出。
我终于明白了那碗粥的全部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碗粥。
它是一份承诺,一个轮回,是两个身处绝境的读书人之间,超越了师生,超越了世俗,最纯粹,也最悲壮的,惺惺相惜。
“那……阿贵后来,到底去了哪里?”我哽咽着问。
张远伯伯摇了摇头。
“不知道。运动结束后,他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有人说,他可能去了南方。”
“也有人说,他可能……早就已经不在了。他受的伤太重了,身体早就垮了。”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难道,这个谜,终究只能解开一半吗?
我不能接受。
我一定要找到他。
哪怕,只是找到他的墓碑,我也要给他磕个头,替我父亲,也替我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着了魔一样。
我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一心一意地寻找陈贵的下落。
我去了他的老家,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村里的人,已经不记得有这么一号人了。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村支书,依稀记得,陈家确实出过一个大学生,是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可惜了,后来听说在外面犯了事,就再也没回来过。”
“他家里人呢?他还有亲人吗?”
“他爹妈走得早。有个姐姐,嫁到外村去了,几十年没联系了。”
线索,又断了。
我没有放弃。我根据村支书提供的模糊信息,一个村一个村地找。
那段时间,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村落,鞋子都磨破了两双。
老婆说我疯了,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我说,你不懂。
他不是不相干的人。
他是我家的恩人。
终于,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我找到了陈贵的姐姐。
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住在一个破旧的,漏雨的土坯房里。
当我说明来意时,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弟弟他……他早就死了。”
“死了?”我的心一沉。
“什么时候?”
“好多年了。他当年从城里回来,人不人鬼不鬼的,又不会说话,村里人都当他是怪物。没过两年,就得病死了。”
老太太说着,别过头去,擦了擦眼角。
“他埋在哪里?”
“就在后山。”
她指了指窗外那片笼罩在烟雨中的青山。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
我跟着老太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山走去。
山路泥泞,非常难走。
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老太太在一个荒草丛生的土坡前停了下来。
那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连墓碑都没有的土包。
如果不是老太太指认,我根本不会想到,这里埋葬着的,是当年那个才华横溢的青年。
“就是这里了。”老太太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我看着那个孤零零的土包,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
“阿贵先生……”
我刚说出这几个字,就再也说不下去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对着那个土包,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替我父亲,也替我自己。
我告诉他,我父亲一辈子都在找他,一辈子都在惦念他。
我告诉他,那碗粥,救了我父亲的命,也救了我们一家。
我告诉他,我们家永远都记得他的恩情。
雨越下越大,打在我的脸上,和我的眼泪混在一起。
老太太站在我身后,默默地撑着一把油纸伞,为我遮着雨。
过了很久,我才慢慢站起来。
“大娘,”我对她说,“我想为他立一块碑。”
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也好,让他……也算有个名姓。”
回到村里,我请人找来最好的石匠。
我亲自设计了墓碑的样式。
碑上,我只刻了三行字。
第一行:先师益友陈贵先生之墓。
第二行:学生李济民(我父亲的名字)敬立。
第三行:一九六七年雪夜一粥之恩,没齿难忘。
立碑那天,天气放晴了。
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崭新的墓碑上。
“陈贵”两个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把从家里带来的那只粗陶碗,小心翼翼地放在碑前。
然后,我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好酒,两只酒杯。
我把两只酒杯都倒满。
一杯,放在碑前。
一杯,自己端起。
“阿贵先生,”我轻声说,“我父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您一面,跟您喝上一杯。”
“今天,我替他来了。”
“这杯酒,他敬您,风骨!”
说完,我把杯中的酒,缓缓地洒在了地上。
我又倒满一杯。
“这第二杯酒,我敬您,仁义!”
我又把酒洒在地上。
我再倒满第三杯。
“这第三杯酒,我敬您,情谊!”
“先生,走好!”
我把第三杯酒,一饮而尽。
酒很烈,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我看着墓碑上那个名字,心里百感交集。
一个被时代碾碎的天才,一个在黑暗中坚守道义的君子,一个用生命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剧英雄。
他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如此的坎坷。
可是,他留下的那份温暖,那份光亮,却穿透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依然在今天,灼痛着我的心,也照亮了我的灵魂。
临走的时候,陈贵的姐姐叫住了我。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裹得整整齐齐的小方块,递给我。
“这是……这是阿贵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我想,还是交给你吧。”
我打开手帕。
里面,是一方小小的,已经磨得非常光滑的砚台。
是很普通的一块砚台,不是什么名贵的端砚或歙砚。
但在砚台的背面,同样刻着几个字。
字迹很小,也很潦草,像是匆忙间刻上去的。
那几个字是:
留得青山在。
我拿着那方冰冷的砚台,手却在发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仿佛看到,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囚室里,那个被毁了声带,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青年,在收到我父亲那张“活下去,有我”的字条后,是怎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自己最心爱的砚台上,刻下了这句自我勉励的话。
他也曾想过,要活下去。
他也曾盼望着,能有“留得青山在”的那一天。
可惜,时代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他最终,还是倒在了黎明之前。
但是,他却在自己倒下之前,用尽最后的光和热,去照亮了另一个人。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父亲常常提起的,“读书人的风骨”吧。
那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
是一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做人的底线和良知。
从陈贵姐姐家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
病中,我反反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
梦里,是1967年的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我不再是那个五岁的孩子,而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那个衣衫褴褛的哑-巴乞丐,在刺骨的寒风中,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我家。
他的手里,紧紧地捧着那碗热粥。
热气在他那张冻得发紫的脸上,氤氲开来。
我看见他的眼睛,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穿越了风雪,坚定地,望着前方那扇透出微弱灯光的窗户。
我忽然觉得,他不是一个乞丐。
他是一个,捧着火种的,独行的信使。
他要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梦醒后,我出了一身的大汗,但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平静。
那个困扰了我半生的谜团,终于,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我把那方小砚台,和我家的那只粗陶碗,并排放在了一起。
它们,就像两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岁月里,静静地对望。
偶尔,我会把它们拿下来,细细擦拭。
我会跟我的儿子,讲那个关于一碗粥的故事。
我会告诉他,我们家这个“朴实”的传家宝,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
我跟他说,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金钱和地位,更重要。
比如,知识。
比如,良知。
比如,在别人陷入绝境时,你伸出的那只手,你递过去的那碗粥。
儿子似懂非懂地听着。
我知道,他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
但是,没关系。
就像我父亲当年把碗交给我一样,总有一天,我也会把这只碗,这方砚台,连同它们背后的故事,一起交给他。
我相信,这粒种子,会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去年,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我找到了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信封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是我父亲的。
收信人,写的是:陈贵吾弟。
信的落款日期,是1979年。
那时候,父亲已经平反,回到了工作岗位。
我的手,颤抖着,打开了那封信。
信很长。
父亲在信里,回忆了他们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为当年没能保护好他而自责。
他告诉他,自己一直在找他。
在信的最后,父亲这样写道:
“阿贵吾弟,一别十数载,杳无音信,为兄日夜悬念。
昔年雪夜,一粥之恩,没齿难忘。非为果腹,实为续命。君于困厄之中,尚存古君子之风,令为兄汗颜。
如今拨乱反正,海晏河清,正吾辈重整山河,再续文脉之时。
望弟闻信,速速归来。书房那盘未下完的棋,为兄还等着你。案头那卷未校完的稿,也等着它的主人。
天涯海角,见字速回。
兄,济民,顿首。”
信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添上去的。
“另,家中粗陶碗,弟若需,随时取回。此物本该归弟。”
我读着这封迟到了四十年的信,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原来,我父亲从来没有把那只碗,当成是自己的东西。
在他心里,那只碗,永远属于那个叫陈贵的,风雪夜归人。
我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信封。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带着这封信,再次来到了后山,陈贵的墓前。
我把信,装在一个防水的密封袋里,和那只粗陶碗,一起,埋在了墓碑前的土里。
我想,这样,他们师生,就算是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吧。
那盘未下完的棋,可以继续下了。
那卷未校完的稿,也可以重新开始了。
而那只碗,也终于,回到了它真正的主人身边。
做完这一切,我站在墓前,久久不愿离去。
夕阳西下,余晖把整个山林都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
我仿佛看见,两个身影,就坐在那墓碑旁。
一个,是我的父亲,温文尔雅,笑意温和。
一个,是那个叫阿贵的青年,眉眼清俊,神采飞扬。
他们面前,摆着一盘棋。
旁边,温着一壶酒。
他们在夕阳下,谈笑风生,纵论古今。
就像,很多很多年以前,在我家那个小小的书房里一样。
一阵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像是在唱着一首古老的,悠远的歌。
我对着那片金色的余晖,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我转过身,迈开步子,向山下走去。
我的脚步,从未有过的,坚定而从容。
我知道,我的寻根之旅,结束了。
但是,一个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这个故事,将由我,由我的儿子,由我们的后代,继续讲下去。
故事的名字,就叫作,传承。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