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咱就先从平鲁区的凤凰城镇说起。这地儿最早不叫凤凰城，而是叫“平虏卫”。这是明朝成化十七年，也就是1481年定下的名儿，取的是“荡平胡虏”的意思，听着就有一股子金戈铁马的劲儿。到了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才改叫了平鲁县。
✍️咱就先从平鲁区的凤凰城镇说起。这地儿最早不叫凤凰城，而是叫“平虏卫”。这是明朝成化十七年，也就是1481年定下的名儿，取的是“荡平胡虏”的意思，听着就有一股子金戈铁马的劲儿。到了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才改叫了平鲁县。
为啥后来又变成了“凤凰城”呢？这里面有个挺美好的念想。老辈人传说，当年筑城的时候，有凤凰在这儿落过脚。凤凰是祥瑞啊，所以到了2001年，这地方就改名叫凤凰城镇了。你看，从“平虏”到“凤凰”，这名字的变迁，是不是也透着点儿从征战到期盼安宁祥和的意思？
凤凰城镇下头，好些村子的名儿也都有讲究。比如那三百户村和六百户村，这名儿听着就直白，是从元朝那会儿传下来的。元朝实行百户长制，三百户村就是因曾设百户长管辖而得名；六百户村则是因为有两名百户长在此驻防，每名管辖三百户，所以先叫“双百户”，后来就成了“六百户”。
这就像是活化石，记录着古代的军事组织咋样慢慢变成了老百姓居住的村落。
郑家营这个村名，猛一看像是姓郑的人家住的村子。说起来，这村子在唐代就有驻军防守，明代叫“镇军营”，清朝才废了军营，成了民村，后来因为郑姓人多，就叫了郑家营。在咱们朔州这一带，带“营”字的村子不少。
这里头有些确实和明朝的营兵制有关，是军队屯驻的地方；但也有些，像有学者说的，是源于蒙古族的一种叫“阿寅勒”的游牧方式，意思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游牧营地，后来才慢慢冠上了“×家营”的叫法。所以，一个“营”字，可能藏着不同的过往。
还有些村名，直接照着地形地物来。像安架山村，听老辈讲，是早先居民姓安，村子又建在一个形似鞍架的小山上，“鞍”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安”。店坪村呢，明清时候是朔州到平鲁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客商多，村民们开客店的也多，村子又在一片平地上，就叫了这个名。麻黄头村，是村子坐落的地方水坑多，低洼，俗称“麻潢”，加上曹姓人家多，以前还叫过“曹家麻黄头”，后来简化了。
大野庄村更形象，据说以前村子后山坡林子密，野猪多，所以早先叫“野猪窝”，后来村子大了叫“大野猪窝”，建国后觉得不好听，才用同音字改叫“大野庄”。这些名字，就像一幅幅简笔画，把村子周边的环境一下子勾勒出来了。
也有名字透着股创业的艰辛。辛窑村，明朝建村，那时候村子周围还是一片荒坡，是住在这儿的人辛勤劳作，才改变了面貌，所以取名“辛窑”。屯军沟村，顾名思义，唐朝和明朝都曾在这儿驻扎军队。黄狼村的由来也挺有意思，它原来叫“鼠儿坡”，明朝某年秋天闹鼠害，村民为了除害，就把村子改名“黄狼村”，盼着黄狼来吃老鼠，后来慢慢演变成现在这样。这名字里，藏着的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
咱再看看平鲁区其他乡镇的村子。井坪镇的井坪村，名儿听着就有地理感。它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筑的城，叫“井坪守御千户所”。因为村址在一个土丘上，四周地势却平坦，所以得了“井坪”这个名字。1951年后，平鲁县党政机关迁到了这里，它就成了平鲁区（县）政府驻地。
阻虎乡的兔儿水村，这名儿听起来就带着故事。相传古时候有支军队急行军到这里，渴得受不了，忽然看见一只兔子在喝水，军士们跑过去一看，石板上有个小水坑，有点水。军士们感叹说，总算见到了兔子喝的一潢水，村子就叫“兔儿水”了。一口救命水，就成了村名，这故事听着就有人情味。
平鲁区还有不少村名，带着明显的民族交融色彩，很多是蒙汉合璧词。像西水界乡的孙家狮村、“狮”字，据研究不是指狮子，而是蒙古语“sibege”的音译简写，意思是“栅栏、篱笆”，是牧民给牛羊建的栅栏。
这说明当初命名的时候，这些村子周边，可能还是成片的牧场。同一个乡的上徐伏村、中徐伏村、下徐伏村，“徐伏”二字，还原到宋元时期的读音，可以对译蒙古语“subag”，意思是“沟渠、洼沟、水沟”。看来当时村子周围有大的冲沟。
陶村乡有计高登村、刘高登村、王高登村，“高登”是蒙古语“gool-d-deng”的音译，意思是“河滩地”。这名字直接点明了村子所在地方的特点。还有一半岭村，在陶村乡。“一半”不是咱们平常说的一半，据研究是蒙古语“ibag”（略高的，略大的）的汉语音译，意思是“略高或略大的山岭”。这也是个蒙汉合璧词。
下面高乡的上面高村、下面高村，两村紧挨着源子河。这里的“高”（也写作“皋”），是蒙古语“gool”（河流）的音译。所以“上面高”就是河的北部，“下面高”就是河的南部。下水头乡的上乃河村、下乃河村，“乃河”也是个蒙汉合璧词。“乃”是蒙古语“narin”（细的，窄的）首音简译。“乃河”就是“细流、窄河”的意思。
白堂乡的陶卜洼村，“陶卜”或者“桃卜”，都是蒙古语“dobo”的音译，意思是“小土丘、小土岗”。双碾乡的和尚碧村，“碧”字，据研究可能是个女真语译词。现代满语“bi”可以表示“我”，也有“存在、在、有”的含义。
“和尚碧”是个汉语和满-通古斯双语合璧词，意思是说当时这个村子有和尚居住或者有和尚住持。井坪镇还有上称沟村、下称沟村，“称沟”也是蒙汉合璧。“称”是蒙古语“chingxer”（蔚蓝色的，海蓝色的，青色的）的简译，应该理解为“青沟”。
✍️说完了平鲁区，咱再瞧瞧朔城区。神头镇的吉庄村，可是个古村落了。唐朝末年就建了村，叫吉家村，清朝改叫吉庄村，算起来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村里的老人说，很早的时候，它也叫过李家小村。村子现在还有明朝顺二年（1459年）建的三大王庙的石柱石础，还有清同治八年（1869年）重修文昌庙的碑，《马邑志》和民国十一年的钟楼铭文都记载这村叫过吉家庄。历史层层叠叠，都沉淀在名字里了。
利民镇的利民堡，建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利民堡城上玉皇庙的碑记可以证明。相传原来建城的地方在山王庄和六家河两村接壤处，现在还能看到残迹。因为筑城期间，旗帜一夜之间不见了，后来就建在了现在的地方。当时驻军叫“利民营”，清朝后期撤了驻军，居民越来越多，民国初年就改叫利民堡了。从“营”到“堡”，记录了它从军营到百姓聚居地的转变。
利民镇其他一些村子的名字，也多和地理、姓氏或传说有关。比如东驼梁村，因村子在洞儿山的土梁上，山梁像驼峰，又在山沟东边，所以叫东驼梁。海堰村，村子附近是洼地，古时候苇草丛生，海鸟飞翔，叫“海滩坪”，村子坐落在海滩坪的边堰上，所以叫海堰。蒋家峪村，坐落在寨子山脚下，据说姓蒋的居住过。勒马沟村，传说唐代尉迟恭路过这条沟，在这里勒马望阵，所以叫勒马沟。
东庄村，在安子岭下，地势比较平。井儿上村，地处山沟，周围村子都缺水，就这个村有水井。暖崖村，村子背靠山，面对崖湾，向阳暖和。大碓臼沟村，在洞儿山的土梁上，最早居民多用石头做碓臼，而且比小碓臼沟人口多。黄米州村，相传这地方最早是赤谷县，村子土质肥沃，山区气温相对暖和，古时候产黄色的谷子。梁家窑村，相传明洪武二年，有梁姓从洪洞迁来定居，用姓氏取名。
沙塄河乡的沙塄河村，名字和地理水文有关。据县志里的复兴水利碑记记载，州城东南有泉水涌出，积流成河，取名沙塄（取义于楞严恒河沙），村子在沙塄河上游，所以叫沙塄河村。同一个乡的大涂皋村和小涂皋村，“涂皋”也是个蒙汉合璧词。“皋”是蒙古语“gool”，意思是河流。“涂”是蒙古语“tulhu”的简译，意思是“抵、临近、贴近”。所以“涂皋”就是“紧挨着河流”的意思。从卫星地图上看，这两个村子边上确实有古河道存在。
朔城区还有几个村子，名字也各有来历。张蔡庄乡的张蔡庄村，相传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从洪洞县迁来的张、蔡两姓人家在这里落户，所以叫张蔡庄。这是明初大规模移民的一个见证。窑子头乡的窑子头村，相传古时候这村子有姓姚的，住的房子多是崖头挖的窑洞，就用姓氏的谐音和居住特点取名窑子头。滋润乡的河林禽村，村名来源官方记载暂缺。
南榆林乡的青钟村，值得一提。它原名“青冢”，据说明代万历年间的《马邑县志》、民国版的《马邑县志》以及清雍正版的《朔州县志》都记载它是“青冢村”。
村里清道光年间的“重修藏山大王庙碑记”也记录了从“青冢”到“青钟”的变化。村里老辈相传，后来选了村里藏山大王庙大古钟的“钟”字，和“冢”字谐音，又表示吉祥，就把“青冢”改成了“青钟”村。这个变化大概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以后。
“青冢”通常特指王昭君墓。唐代杜甫的诗里就有“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句子。虽然关于昭君墓的具体地点有不同说法，但青钟村的“青冢”被当地人认为是昭君墓，并世代守护。2013年，晋、蒙首届昭君文化研讨会还在朔州青钟村举行。所以，青钟村这个名字，承载着一段关于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播的传说和历史记忆。
南榆林乡的南榆林村，因位于古马邑城以南且榆树茂盛成林得名。贾庄乡的贾庄村，则是因为相传明万历年前是贾姓的地庄而得名。
咱们再看看朔城区一些村名的特色。像新安庄村，它的名字变化也挺有时代特色。它原名“米昔马庄”，后来在集体化时期的1954年，为了效仿当时农业生产搞得好的小平易公社安庄大队，就改名叫“新安庄”，意思是学习安庄。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这些地名，就像一块块活化石，告诉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比如那些带着“卫”、“营”、“屯军”字眼的村子，提醒我们这里曾是边关重镇，有过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们能看见民族的交融，像那些蒙汉合璧或者其他民族语言音译过来的村名，就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共同生活的见证。我们能摸到地理的脉动，很多村子就是靠着山、临着水、凭着地形地物取名，实在，也好记。我们还能感受到老百姓的期盼，不管是祈求吉祥如意，还是纪念创业艰辛，或者像“利民”这样朴素的愿望，都透着积极向上的劲儿。
来源：水滴石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