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前的方案，要求旗杆30米，与城楼成比例。那会儿新中国刚立，钢铁厂难以一次成管。北京建设局的林治远跑了许多厂，末了才在自来水厂车间寻到可用钢管，勘查、套接、焊好，才把旗杆竖起。

天安门前的那根旗杆，起初并非整根钢柱。它由不同直径的钢管套接焊成，通高22。5米。焊缝在阳光下不显眼，却扛了42年风雨。

此前的方案，要求旗杆30米，与城楼成比例。那会儿新中国刚立，钢铁厂难以一次成管。北京建设局的林治远跑了许多厂，末了才在自来水厂车间寻到可用钢管，勘查、套接、焊好，才把旗杆竖起。

转年到1991年5月1日，首钢提供四节无缝碳素钢管，总长32。6米，新旗杆替换了老伙计。设计高度这才完整实现。

旗要先于杆。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旗方案，名称定为“五星红旗”。这距离开国大典，只剩3天。

再往前7天，评审曾倾向“星河旗”。五角星象征领导，黄色线条寓意黄河。张治中提醒，南北尚分治，黄线横贯，易被解读为“一分为二”。多位代表点头，这一案作罢。

随后，周恩来转而选定第二备选“红地五星旗”。设计者是32岁的曾联松。其原稿大星内置“镰刀斧头”。据当时文艺界人士回忆，田汉提议去掉这一标志，避免与他国旗帜相近。最终方案按此微调。

等到10月1日，检阅定在下午3时。按照国际惯例，庆典多在上午；而那年选择午后，多半出于安全计算。有研究认为，国民党可用的美制B-24轰炸机若自舟山群岛起飞，若上午典礼，来回都适日航；若下午3时起礼，敌机回航已近夜，夜航风险陡增。我军其时尚未掌握制空权，权衡之下，只能如此设时。

彼时城楼之上，究竟多少人见证这一刻，难有精确名单。综合档案与回忆，约六百余人登楼。全国政协一届全会代表共662人，按当时公布的分类，含党派代表142人、区域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206人、特邀75人，多数参与了当日活动。

还有警卫、播音与摄影人员。毛泽东的警卫贺清华，朱德的警卫管开智，在侧守护。三位获准拍摄的摄影师是杨振亚、陈正青与侯波。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丁一岚、齐越主持现场，声波穿过广场。

空中的一幕也让人记住。17架飞机掠过天安门上空，队形整齐。严格说来，解放军“空军”建制在同年11月确立；而在大典当天，出场的是我方接收与起义而来的飞机与飞行员队伍，零件短缺，可靠性一般。

据飞行员口述，为确保城区安全，他们留下书面承诺，若极端故障，宁可把飞机带离广场空域处理。反过来地面安全是第一位的。

为防空袭，有4架飞机带实弹在空中戒备。按照惯例，受阅机不带弹，这一次属于权宜之计。几位外国记者在电稿里估算“有26架飞机参加编队”，惊叹“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真实情况更朴素，为让编队看上去“更满”，飞行员又飞了一遍。

城楼之北，旗面展开，色泽沉稳。此前三天的会场里，关于那道“黄河线”的讨论仍余温。如今五颗星在红地上排布有致，寓意更明确，也更克制。

彼时南方的广州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当天，梅花村行馆门口清冷。据回忆材料记载，蒋介石取消了轰炸北京的命令。下午，他从广播里听到宣告新政权成立的声音，对蒋经国说“已是必然之事。”

这与北平城内的欢腾，形成鲜明对照。人群望向城楼，礼炮与合唱交替。制度与秩序自此重整，许多旧案也要收束。

外交上，次日，也就是10月2日，苏联宣布同新中国建交，并与原国民党政府断交。到10月7日前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等相继承认并建交，东北亚与东欧的电文往返频密。

由此看见几条清晰的因果链南北对峙影响国旗审美与符号选择；防空现实决定典礼在午后；工业能力的短板催生“22。5米”的权宜之杆；而国际承认则在次周迅速铺开，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

据此再回望那根旗杆。它最初被设想为30米，实际却以22。5米“先行”登场。工程人员用焊道与套接补上了当时工业的空白，也把一个仪式推到了准点。

末了再记一笔小事。1991年更换新杆时，许多路过的人并未留意。而在1949年的午后三点，几乎所有人都抬头看它。旗向北风甩开，影子铺在砖地上，时间也从那一刻被悄悄刻度。

来源：原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