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李倪张意并传——“双胞胎”画作弘历游戏黄庭图考

B站影视 日本电影 2025-10-30 22:23 1

摘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同名的乾隆皇帝肖像画——“游戏黄庭”,它们不仅装裱形式相仿,画面内容也十分相似。乾隆皇帝缘何创作这两件肖像画?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它们的艺术特色何在?在时光流转中,这两件画作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流传经历?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同名的乾隆皇帝肖像画——“游戏黄庭”,它们不仅装裱形式相仿,画面内容也十分相似。乾隆皇帝缘何创作这两件肖像画?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它们的艺术特色何在?在时光流转中,这两件画作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流传经历?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题为“游戏黄庭”的两件“双胞胎”画作,目前的定名分别为《弘历游戏黄庭图》卷(故00248020)与《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故00237041),以下统称为“弘历游戏黄庭图”。所谓“双胞胎”画作,即两件作品在主题和构图上基本一致,聂崇正先生认为这类画作“应当是同一作者或同一批作者在基本上同一个时期绘制的作品”。[①]两卷弘历游戏黄庭图内容、构图基本相同,其创作蕴藏着乾隆帝的文人情节与精神追求。本文结合文献、档案等材料,试对两图的内容、著录、流传等问题进行梳理。

清人绘 弘历游戏黄庭图卷(故00248020)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故00237041)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一、艺术特色与主题表达

两卷弘历游戏黄庭图引首有乾隆御笔楷书《黄庭经》。本幅皆绘乾隆帝中年形象。画中乾隆帝身着道服,背靠凭几,坐于榻上,左脚支起,右脚屈放,左手持卷,右手执笔。榻上放书一卷、砚一方。乾隆帝背后有水墨屏风一座,画平远秋景,隔江河岸,数峰突兀,小桥横架,小屋数椽坐落于树木槎丫下,四周河面空阔,水上有渔翁垂钓,整幅屏画有超脱尘世之感,予人以意境荒寒的审美感受。屏风两侧有男女侍从各一,男仆手持拂尘,仕女手持如意。屏风左侧方桌上陈设瓷器、珐琅器、青铜器和玉器等。两卷卷尾有乾隆帝题御制诗一首。

弘历游戏黄庭图的创作,内务府档案只有一条相关的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如意馆:二十八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八月十七日,西洋人艾启蒙热河带来御容横披一张。八月初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姚文瀚布景,得时照《游戏黄庭图》手卷一样裱手卷一卷,其锦包首锦囊,向里边要。锦紫檀木雕龙匣造办处成做。钦此。’”[②]可知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八月,此二图中其中一件已绘制完成,且裱为“游戏黄庭图手卷”,另外清宫档案对其中一件明确记载“游戏黄庭手卷一卷,壬辰年”,[③]“壬辰年”即乾隆三十七年,再结合画幅中乾隆帝在引首书经、屏画创作和卷尾题诗的信息分析,弘历游戏黄庭图的创作时间约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前,此时乾隆帝六十一岁。

“弘历游戏黄庭图”创作信息

(一)艺术特色

《御制诗三集》卷首绘

乾隆帝五十至六十一岁御容

《御制诗二集》卷首绘

乾隆帝四十至四十九岁御容

“年轻化”的容貌

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六十一岁,但两卷绘画所绘却是中年形象,该如何解释?笔者在《故宫博物院藏的再探讨》[④]中提到乾隆朝不仅对列圣圣容有过追绘,乾隆帝对自己的画像容貌也有“年轻化”的处理,弘历游戏黄庭图即属于“年轻化”处理的情况。观察可见《弘历游戏黄庭图》卷中乾隆帝容貌较《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年轻。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内务府乌丝栏写本的《清高宗御制诗集》所附御容为标准,《御制诗二集》卷首绘四十至四十九岁御容。《御制诗三集》卷首绘五十至六十一岁御容。通过对比,《弘历游戏黄庭图》卷所绘约为四十三至四十九岁形象,《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约绘五十至五十五岁形象。

元人绘 倪瓒像卷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仇英 倪瓒像卷 纸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仿古行乐

仿古行乐图的创作是乾隆宫廷绘画的一大特点,弘历游戏黄庭图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人绘《倪瓒像》。《云林遗事·高逸》载:“云林古衣冠,坐一连床,据梧几,握笔伸纸,搜吟于景象之外。”[⑤]所形容者与元人绘《倪瓒像》类似。明代仇英亦有此图摹本传世。弘历游戏黄庭图所题御制诗,其中“似效墨者说白坚,神传三鬣全其天”一句下注“倪画布景如是,此图即仿之”,即以倪像为蓝本,作仿古行乐,其人物面部写实,参入西法,榻上主人由倪瓒变成弘历,仕女由手持水瓶换成手持如意,方桌陈设由文房用具换成清赏器物。从人物构图到题字位置,与倪画近乎一致,可谓摹写精工,呈现出一种精心设计的审美趣味。

君臣合笔

君臣合笔指画作由皇帝和画家合作完成。弘历游戏黄庭图的创作布景或为姚文瀚一类既擅长中西画法,又能表现文人意趣的宫廷画家。其面部有可能是艾启蒙一类能在郎世宁去世后,画御容称旨的西洋画家所绘。画中人物背后的屏画为乾隆御笔,仿倪瓒山水画“一河两岸”式构图,创作时将原倪像屏画中人物略去,颇有“四柱虚亭向远开,秋山如洗净无埃”(《仿倪云林秋亭嘉树并题以诗》)的意境,屏画上有“仿云林法”题识,钤“古香”“太璞”两枚乾隆闲章。

“画中画”的趣味

弘历游戏黄庭图的布景、屏风、凭几和文人清供,体现乾隆帝对古代先贤的追慕之情,意图营造出“云林式的生活意趣”,特别是人像背后的屏风,将观者的目光引向远处,拉伸画面纵深,从而创造另一个幻觉空间,充满着视觉隐喻。其妙处正如学者评价《倪瓒像》通过屏画、物品衬托人物品格:“观者很容易意识到倪瓒的头部正好在空旷水域之前,视之正如融入到画中山水一般,立即令人忆起东晋顾恺之为谢鲲画像以‘置之丘壑中’为之传神的典故。……意在以此幽旷山水为隐居的代表图像。”[⑥]可以说弘历游戏黄庭图对倪像的临仿,隐含着乾隆对隐士生活的向往。

(二)主题表达

此二图引首皆有乾隆帝自书《黄庭经》。《黄庭经》为道教经典,阐述养生修炼原理,为历代道士、文人所重视。乾隆六年内府得到“晋王右军《黄庭经》真迹”,此后乾隆九年、乾隆三十七年多有御临。弘历游戏黄庭图引首御书《黄庭内景经》,画中所绘又是身着道装的形象,是否说明他有道教信仰呢?答案是否定的。乾隆帝本人不仅对道教不感兴趣,在位期间对道教的法律也更为严苛。他不仅把太常寺乐官改由儒士充任,还要求僧道年逾四十方准招收弟子,甚至禁止正一道到其他省区传度道士,如有发现一概治罪。[⑦]那么,创作弘历游戏黄庭图的意义何在?换言之,乾隆帝想借此表达什么呢?

《御制诗四集》卷九之

《用苏轼韵题写像黄庭游戏卷》

“游戏三昧”的人生

弘历游戏黄庭图卷尾有乾隆帝题御制诗一首,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九收录,其诗名为《用苏轼韵题写像黄庭游戏卷》,全诗为:

眉山(苏轼)健笔黄庭篇(《黄庭经》),龙眠(李公麟)写像貌二仙。

后来倪迂(倪瓒)欲继前,据床侍立两妙妍。

似效墨者说白坚,神传三鬣全其天。

张羽题句言起缘,是卷粉本因厥然。

苏李倪张意并传,游戏偶示衣裳骞。

求仙非慕沧海渊,徐福一去那复还,不如饱食而晏眠。

偶仿云林图意,用东坡黄庭画像赞韵题之。

这首诗既有游戏的典故、游戏的诠释,又有游戏的超脱。“眉山健笔黄庭篇,龙眠写像貌二仙”句后小注“见东坡识语”,即苏轼《书〈黄庭内景经〉尾并叙》,诗序中苏轼说:“余既书《黄庭内景经》,以赠葆光道师(蹇拱辰)。而龙眠居士(李公麟)复为作经相其前,而画余二人像其后。笔势隽妙,遂为希世之宝,嗟叹不足,故复赞之。”乾隆帝由《倪瓒像》联想到苏轼“黄庭经相故事”,所以“用东坡黄庭画像赞韵题之”这是游戏的典故。苏轼诗仿《黄庭内景经》句式,以游戏口吻表达禅悟后的生命体验。乾隆帝诗中说“游戏偶示衣裳骞”,也是以游戏的口吻诠释自己的仿古行乐。“求仙非慕沧海渊,徐福一去那复还,不如饱食而晏眠”,这是一种超脱的精神境界,“苏李倪张意并传”之“意”正在此。

名流贤士的追慕

名流贤士的嘉言善行,常使乾隆帝生出追慕之意,特别是对倪瓒。据统计,《石渠宝笈》著录倪瓒画作达七十三件(不含书法),其中《石渠宝笈初编》四十二件,《石渠宝笈续编》十九件,《石渠宝笈三编》十二件。[⑧]《石渠宝笈》著录乾隆帝题倪瓒绘画三十一件,仿倪瓒绘画二十一件。[⑨]

乾隆帝追求“出以己意,任笔所之,不拘拘于规矩法律”[⑩]的作品,与倪瓒“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⑪]的思想相近。在御制诗中,乾隆帝称赞倪瓒:“淡墨天然饶气韵,由来逸品数云林。”(《题唐岱仿古十二帧》)“元称四大家,逸品推倪迂。”(《倪云林秋林山色图》)在艺术实践中,他又认为:“倪迂多作秋原古树,澹逸天然,使人意远。余偶仿其笔法为之,愧未得神似,而点缀萧旷,满目秋情,或亦画中有诗耶。”(《御临倪瓒秋原古树图》)“元四大家画,独云林格韵尤超。世称逸品。”(《御临倪瓒平林秀石图》)倪瓒绘画重视抒发和传达意绪,乾隆帝对倪瓒绘画的喜爱正在于“澹逸”“格韵”与“逸气”。

长寿长春的理想

《黄庭经》阐述养生修炼的原理。两卷引首乾隆御书《黄庭内景经》,地点都在“长春书屋”。据王子林先生统计,乾隆长春书屋共有六处,我们虽无从考证御笔写经为其中哪出,但这一地点的选择就颇具寓意。雍正曾赐号宝亲王弘历为长春居士,故乾隆间所御书屋,往往以长春命名,以寓追慕之意。[⑫]“园建长春春不老,宫新宁寿寿维祺。”(《洪范九五福之五曰考终命联句》)“长春”寄托着乾隆帝长寿长春的理想。

《弘历游戏黄庭图》卷

(故00248020)的明黄缎画套

《弘历游戏黄庭图》卷的明黄锻画套内为永瑢绘松、竹、梅的“岁寒三友”图,右上角隶书“游戏黄庭”,右下角落款“子臣,永瑢恭画”。“岁寒三友”体现了儒家君子比德的审美意识。在“三友”中,乾隆帝特别钟爱梅花,其咏梅诗不可胜数:“梅传春信谅也宜。”(《题三友轩》)“梅朵芳菲报春信。”(《李士达岁朝图》)梅花传达出春天的消息,“梅”也构成了“长春”之意,弘历游戏黄庭图再次践行并升华了“长春”的理想。

“圣王”形象的展现

两卷绘画中,《弘历游戏黄庭图》卷(故00248020),后来被送往盛京保存(详见后文)。盛京皇宫作为“我朝发祥之地”,收藏有乾隆御容十四件[⑬]。《弘历游戏黄庭图》卷即为十四件御容之一。若放大视野会发现,这些御容几乎记录了乾隆各时期的容貌变化,共同构成了象征其一生文治武功的“圣王”形象。笔者根据清宫档案和晚清内藤湖南的见闻,整理了盛京皇宫收藏的乾隆御容表,从中可窥探出乾隆御容背后隐藏的实质内涵,即展现“圣王”形象的目的。

盛京皇宫收藏的乾隆御容

二、著录与流传

(一)《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的误著录

《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在绘制完成后,于嘉庆时期曾被《石渠宝笈三编》误著录,著录名为“高宗纯皇帝御笔游戏黄庭一卷,癸巳年”,藏建福宫延春阁。据光绪二年《延春阁上等次等石渠宝笈手卷》档案的记载,其中有“御笔游戏黄庭手卷一卷”[⑭],可知此卷光绪初仍藏延春阁。

《石渠宝笈三编》对

“高宗纯皇帝御笔游戏黄庭一卷”的著录

所谓“误著录”,原因有二:首先,该卷被错误地当成乾隆帝御笔进行著录。《石渠宝笈三编》的著录中,该卷前一件为“高宗纯皇帝御笔淳化轩记一卷”,后一件为“高宗纯皇帝御临董其昌画跋一册”,都是御笔。《石渠宝笈三编》对此卷的描述为:“御笔设色画。画作作经相,一人坐榻上,左手执卷,右手握管欲书。二侍旁立,背负屏。”[⑮]无论是著录的位置,还是文字中反复提到的“御笔”“御笔设色画”,都说明该卷被视为乾隆帝的御笔而非御容。“作经相”“一人”也表明编撰者未辨识出画中人物。相反地,皇帝的御容则一定会明确标注为“御容”,如“郎世宁画天威服猛图一卷”,有“恭绘御容秋狝用虎神枪殪虎事”[⑯];“御笔咏雪象扫雪烹茶诗黎明绘图一册”,记“御制咏雪象扫雪烹茶诗意,并恭绘御容”。[⑰]著录时都明确记载为“御容”。

其次,出于尊亲与尊藏,前代皇帝的画像不会被题字、钤印。乾隆帝驾崩后,嘉庆帝不断将宫外绘有乾隆帝御容的贴落揭裱保存,如嘉庆六年(1801年),《弘历观孔雀开屏贴落》由廓然大公之双鹤斋西墙换下[⑱],《弘历古装雪景行乐图》由九州清晏之奉三无私殿后门南墙换下[⑲]。这些贴落均无嘉庆帝及其后世皇帝的题字钤印,《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上目前盖有“石渠宝笈三编”“石渠宝笈所藏”“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等诸方嘉庆印玺,正是嘉庆君臣未辨识出画像主人,才有此“误著录”。

(二)《弘历游戏黄庭图》卷的迁转

据《呈崇谟阁尊奉圣容等清单》:“恭查崇谟阁尊奉: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内东巡奉留:高宗纯皇帝圣容二轴……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内原任侍郎荣柱由京奉到:圣容二轴……行乐图六轴。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内东巡奉留:行乐图四轴。”[⑳]另一条档案《呈高宗纯皇帝圣容图等清单》对乾隆圣容与行乐图做了更详细的记录,其中有:“游戏黄庭手卷一卷,壬辰年”的记载。[21]据此可知《弘历游戏黄庭图》卷完成后,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二月至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送往盛京皇宫,入藏崇谟阁。

嘉庆十一年(1806年)五月初九日,《弘历游戏黄庭图》卷被移请至凤凰楼供奉。[22]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初二日,因凤凰楼墙体开裂,柱础下沉,暂移敬典阁尊藏。[23]此后便一直供奉在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盛京皇宫在乾隆四十七年到四十八年所藏乾隆御容为十四件,其中“圣容”(应即朝服像)四件、行乐图十件,悉藏崇谟阁。[24]乾隆驾崩后,嘉庆帝命人将崇谟阁的“御薰貂朝冠皮镶边朝服像一轴”请出,供奉于凤凰楼[25],而崇谟阁所藏各类乾隆御容为十三件。到嘉庆十一年,才将乾隆帝东巡奉留的十四件御容集中在凤凰楼供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润八月初六日攻陷辽阳,初八日攻占盛京,占领东三省。就在初七日,盛京将军增祺将盛京皇宫尊藏的圣容、御宝装箱,传车三辆,于早上五点出城。[26]由盛京副都统晋昌等护送。[27]

这批文物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七年三月,在塞外辗转近一年,最后到达热河。先由玉锡勒图库噜旗,经喇嘛扎萨克王罗卜藏喇西迎请至敕赐兴源寺供奉半载,后俄兵来犯,喇嘛扎萨克王罗卜藏喇西、宾图王敏鲁布札布委派侯补主事桂昌等护送西行至东翁牛特旗,贝勒华建迎请供奉半月余。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热河都统兵备道福谦,认为该旗地面辽旷,常有贼匪出没,遂委派左领容升带兵前往,欲迎至热河。途经赤峰县,得喀拉沁王贡桑诺尔布、知县缪桂荣、昭乌达协办盟长赞巴勒诺尔布、敖汉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和宾图王敏鲁布札布等添兵护送。[28]三月初八日,圣容、御宝等抵达热河,热河副总管恒启、护理热河都统福谦率领文武官员出郊跪迎,暂供普宁寺。初九日午刻“恭备彩亭导引至园内,谨按次序在澹泊敬诚殿敬谨供奉。奴才等复行恭诣午门外,行三跪九叩礼”。[29]

从福谦奏折可知,光绪二十六年抢运出城的其实是列圣的朝服像十轴(清太祖至穆宗),御宝十方(青玉宝三方、碧玉宝三方、金宝三方、栴檀香宝一方、宝谱一本),御刀五柄。[30]而《弘历游戏黄庭图》卷为代表的清帝行乐图,从目前的资料推断,应仍留在敬典阁内。《沈阳故宫博物院凤凰楼圣容像存贮探微》认为:“十代圣容像和御宝在光绪二十六年移送至热河,其余四箱画像仍在敬典阁。”[31]笔者赞同此观点。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盛京总管内务府为俄兵撤后饬员照册详查各库陈设情形事致总管内务府咨文》:“窃自本年三月十一日护守宫殿,俄兵撤退之后,奴才等当即督饬内务府官员,按照原存册档,逐敬谨详查。太庙尊藏玉册、玉宝,敬典阁尊藏帝系、玉牒、行乐图,崇谟阁尊藏圣训老档旧档。”[32]档案只提到“行乐图”,未提及“圣容”,说明行乐图,包括《弘历游戏黄庭图》卷应仍存敬典阁。另外,内藤湖南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并首次进入盛京皇宫,他于次年六月在《早稻田文学》杂志上发表《奉天宫殿所见图书》一文,描述:

敬典阁里应该存放着原来放在凤凰楼里的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九代皇帝的圣容,即他们的画像。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事变之际转移到热河行宫去了,因而现在敬典阁里并没有皇帝画像了。官吏们七嘴八舌聒噪地讨论着画像被藏哪里去了,四处寻找,事实上的确不在这里了。其后调查的结果是,这些圣容图画被当时盛京副都统晋昌放到了端郡王之子大阿哥手里,传说他曾经被拟定为光绪帝的继嗣之人。但是,有《高宗纯皇帝行乐图》十三幅……[33]

《满洲写真帖》对

“清高宗纯皇帝游戏黄庭手卷”的记载

当他看到《弘历游戏黄庭图》卷时说:“《黄庭手卷》是乾隆帝临摹《黄庭经》的样子。”在第四次(1906年)和第五次(1908年)来华期间他与《朝日新闻》的摄影记者大里武八郎合作,拍摄照片一百张,于1908年出版为《满洲写真贴》[34]。查《满洲写真贴》,书中第三十三项,为“清高宗纯皇帝游戏黄庭手卷”,并配有黑白照片,其影像与当年存放盛京皇宫的《弘历游戏黄庭图》卷一致。书内小注:“乾隆帝が御筆ノ黃庭經ノ末ニ此圖ヲ付セルニテ畫モ恐ラクハ御筆ナラン。”意为:“乾隆帝御笔《黄庭经》,卷尾有此图,恐怕不是御笔所绘。”

由此来看,《弘历游戏黄庭图》卷自光绪二年移藏敬典阁,至光绪三十二年或三十三年间,此行乐图一直存放在原地。

(三)两卷弘历游戏黄庭图:同回故宫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第二编第一册

对“游戏黄庭一卷”

(故00237041)的著录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第六编第一册

对“游戏黄庭手卷一轴”

(故00248020)的著录

1924年十一月五日,溥仪及其小朝廷被驱逐出宫。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并点查故宫文物。《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登记为“成二三四 木箱一个 宸瀚”第三十件“游戏黄庭一卷”,斋宫收藏。[35]《弘历游戏黄庭图》卷登记为“咸二八三 红漆长木箱”第六件“游戏黄庭手卷一轴”,寿皇殿收藏。[36]据此知,此时二卷都被收藏在北京。《弘历游戏黄庭图》何时、为何由盛京至北京,又为何收藏于寿皇殿,目前由于档案的缺失,不得而知。

1931年抗战爆发,故宫文物南迁。《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登记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南迁物品清册》第一册。《弘历游戏黄庭图》卷尾隔水处盖有“教育部点验之章”,说明1934至1937年在上海被点查过。因此弘历游戏黄庭图同在南迁之列,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得以重回故宫博物院。

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双胞胎画作弘历游戏黄庭图约绘制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前,此时乾隆帝六十一岁,但两卷画作均绘乾隆帝中年样貌,属于“年轻化”美化的结果:《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约绘五十至五十五岁的形象。《弘历游戏黄庭图》卷约绘四十三至四十九岁的形象。弘历游戏黄庭图仿元人绘《倪瓒像》,其仿古行乐、君臣合笔、“画中画”的趣味,呈现出精心设计的审美情趣。弘历游戏黄庭图的创作表现了乾隆帝“游戏三昧”的人生、对名流贤士的追慕和长寿长春的理想,并与盛京皇宫所藏乾隆御容共同构成展示一生文治武功的“圣王”形象。

两卷画作完成后,《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被“误著”《石渠宝笈三编》,后由建福宫延春阁移藏到斋宫,自著录于1816年成书的《石渠宝笈三编》至南迁前,在紫禁城内保存了一百一十五年。《弘历游戏黄庭图》卷在乾隆四十七至四十八年送往盛京皇宫,此后入藏崇谟阁、凤凰楼、敬典阁。自入藏后至光绪三十一年前,在盛京皇宫供奉一百二十五年,至1924年点查故宫文物,《弘历游戏黄庭图》卷已入藏寿皇殿。1931年抗战爆发,与《弘历游戏黄庭》书画合卷一同南迁,1949年两卷行乐图才得以重回故宫博物院。

“落落疏林远远山,无波有水带前湾。草亭漫讶虚茵席,留与千秋憩者闲。”(《题倪瓒山水》)历经战火而至今保存完好的弘历游戏黄庭图,如今静静地躺在故宫博物院库房中,静待千秋憩者的再次观赏。“苏李倪张意并传”,除了当年乾隆帝的“游戏”之意,现在又多了一层“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之“意”。[37]

本文原载于《紫禁城》2024年第08期。

作者宋俊巍,避暑山庄复原研究课题组成员,研究方向为清代院体画。

来源:思想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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