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北京，有一条铁打的规矩，是毛主席亲自立下的：亲戚故旧，不管是谁，一律不准找他要官要工作。

在北京，有一条铁打的规矩，是毛主席亲自立下的：亲戚故旧，不管是谁，一律不准找他要官要工作。

他连自己结发妻子杨开慧的亲哥哥杨开智都拒了，只给了点路费让人回家种地，别的想都别想。

这规矩，比墙还硬。

可偏偏就有个老先生，写了封信来，不仅工作给安排了，嫌不满意，挑三拣四，毛主席不但没恼，反而费了更大的劲，直接把人从湖南调到北京，给换了个更舒坦的活儿。

这事儿就透着邪乎，这位老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能让毛主席为他一再打破自己定下的天条。

这老先生叫刘策成。

他的背景，不是什么权势熏天，而是二十多年前长沙城里一场要命的豪赌。

时间得倒回1923年的湖南。

那地界，是军阀赵恒惕说了算。

赵恒惕这人，最烦的就是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办了个《湘江评论》，写文章跟放炮一样，篇篇文章都戳在赵恒惕的肺管子上，什么镇压工人、破坏农会，把赵恒惕的老底揭了个底朝天。

赵恒惕早就想办了他，只是一直没腾出手。

终于，在一个黑漆漆的晚上，赵恒惕的耐心磨没了，他把手底下最信得过的一帮人叫到密室，一盏昏暗的油灯照着他铁青的脸，他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毛泽东！”

意思很明白，抓，而且要快，抓到就地解决。

逮捕令当场就写好了，一张要命的网，悄无声息地就撒了出去。

当时在场的，有个穿着警官服的中年人，表面上他一言不发，稳如泰山，可心里头早就翻了江倒了海。

这个人，就是刘策成，当时的湖南省会警察厅长。

刘策成这人的身份，说起来挺绕。

他早年去日本留过学，是孙中山同盟会的老会员，跟黄兴、蔡锷那都是过命的交情。

按理说，这是个老革命，怎么会跑到军阀赵恒惕手下干活呢？

这里头有说不清的门道。

他和赵恒惕是亲戚，这官是抹不开面子才当的。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骨子里有那种旧式文人的想法，觉得与其让坏人当官祸害百姓，不如自己占着这个位置，还能办点实事，护着点人。

他在衡山当县长的时候，因为干得太好，老百姓都叫他“刘青天”。

他还写文章，主张要把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给搬了，这想法，跟毛泽东搞的农民运动，简直想到一块儿去了。

也正因为他脑子太“新”，被那些守旧派看不顺眼，告到赵恒惕那里，结果被调到长沙当了个警察厅长，说白了就是个有名无实的闲职。

他平时也乐得清闲，对上头压下来的抓人、镇压工农的事，能推就推，成天泡在修缮天心阁古迹的工程上，成了个甩手掌柜。

可这回不一样了。

当赵恒惕的屠刀要砍向自己的学生时，这位“甩手闲人”坐不住了。

他知道，这回要是袖手旁观，毛泽东这条命，就没了。

密会一散，刘策成整个人像被火烤一样。

直接去报信？

那自己也得掉脑袋，还会连累家人。

他脑子飞快地转，这事得办得滴水不漏。

他没自己出面，而是半夜里悄悄找来了长沙城东区警察署的署长王建屏。

这王建屏是他的心腹，为人仗义，也同情革命。

刘策成没多说废话，他递给王建屏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个字：“赵”。

他压低了嗓子，一字一顿地说：“毛泽东是我的学生，赵省长要抓他。

你赶紧想办法通知他走，但场面上得做足了，我要能跟赵省长交差。”

这句话，分量太重了，既是命令，也是托付，更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王建屏身上。

王建屏是个聪明人，一听就懂。

他二话不说，立马派出两个最机灵的警卫，万震侯和周维武，连夜摸黑往毛泽东住的清水塘赶。

谁知道扑了个空，毛泽东那天晚上不在家，跑到仓后街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办公去了。

抓捕队随时都可能出发，时间就是命。

万、周二人不敢耽搁，又急急火火地奔向工团联合会。

总算，在天亮前找到了毛泽东，把那张“赵”字纸条和要命的口信送到了。

这边毛泽东前脚刚撤，那边王建屏就带着一票人马，敲锣打鼓地“赶到”了。

他们先是“扑空”，然后又“声势浩大”地把清水塘翻了个底朝天，当然是啥也没找到。

一场杀气腾腾的抓捕，就这么被刘策成和王建屏联手唱的一出“双簧”，给演成了“人去楼空”的闹剧。

赵恒惕被蒙在鼓里，直到几十年后在台湾孤零零地死去，都不知道当初放走他心头大患的，就是他那个整天研究古籍、看起来与世无争的亲戚。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天地都换了颜色。

当年差点没跑掉的那个青年，成了新中国的领袖。

而当年在刀尖上救了他的恩师刘策成，早在赵恒惕倒台后就辞了官，回乡下当起了隐士，一门心思研究《庄子》，彻底不问世事了。

1949年后，湖南搞土地改革，靠土地吃饭的刘策成一下子没了生活来源，快七十岁的人了，日子过得相当窘迫。

实在没办法了，他想起了当年的学生毛泽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北京写了封信。

信里没提当年的救命之恩，只是说自己年纪大了，懂点文史，看能不能给安排个相关的工作，好有口饭吃。

这封信，绕过了千山万水，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上。

对于当年的事，毛主席心里跟明镜似的。

早在1939年，周恩来去南岳视察，就专门找到刘策成，说：“毛泽东同志跟我聊过您和他在长沙的往事。”

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

现在恩师有难，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毛主席很快回了第一封信，信里话说得很周全：“策成先生…

…

至于工作的事情，您不用来北京找我，我已经和湖南的同志打了招呼，您去长沙找程潜省长就行了。”

他先是公事公办地解释了土地政策，但紧接着就给恩师把路铺好了。

信寄出去，他好像还觉得不踏实，又追发了第二封信去叮嘱。

刘策成拿着信找到了湖南省省长程潜。

程潜一看是毛主席亲自交办的事，哪敢怠慢，立马给安排了个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位子，待遇相当不错。

这在别人眼里，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可刘策成却高兴不起来，他那时候正在写一本叫《齐物论集解补正》的书，参事的工作杂事多，开会多，会占掉他大量研究学问的时间。

这位老先生的“犟”脾气上来了。

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捏把汗的事：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

信里很坦白，说参事这个活儿干不了，太忙，耽误写书，希望能给换个清闲点的，比如文史馆馆员之类的，方便他做研究。

这封“挑三拣四”的信，又送到了中南海。

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不耐烦了。

但毛主席看完信，非但没生气，反而对这位恩师更加敬重了。

他太懂一个读书人对学问的那份痴迷。

他立刻写了第三封信：“策成先生：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

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这次，他干脆不让地方办了，直接把事交给了中央统战部。

很快，一纸调令从北京发出，68岁的刘策成被直接请到了北京，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研究员。

在北京，刘策成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做他的学问，后来也确实完成了那部重要的著作。

这位老先生一辈子淡泊名利，却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赌注，保下了一个对未来中国至关重要的人。

他的“通天背景”，不是权力，而是那份超越师生、在生死关头闪耀过光芒的情义，以及一个读书人至死不渝的风骨。

在北京西郊的寓所里，刘策成终于完成了他倾注半生心血的《齐物论集解补正》手稿。

1962年，这位在历史洪流中几度沉浮的学者，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参考资料：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刘策成，《我与毛泽东的交往》，载于《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程潜，《程潜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周世钊，《我所了解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载于《新观察》1957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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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吴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