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家家户户都熟悉的止痛药,一夜之间从“安全标配”变成了舆论眼中的“危险嫌疑犯”,而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社交平台上的惊人言论——他公开宣称孕妇服用泰诺会导致孩子自闭症。
2025年10月的本周二,美国德州抛出的一则诉讼消息,让整个社会陷入沸腾。
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突然对泰诺生产商发起法律追责,指控这些医药巨头蓄意隐瞒药物可能影响儿童大脑发育的风险。
这个家家户户都熟悉的止痛药,一夜之间从“安全标配”变成了舆论眼中的“危险嫌疑犯”,而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社交平台上的惊人言论——他公开宣称孕妇服用泰诺会导致孩子自闭症。
这场诉讼的矛头精准指向两家公司:强生和Kenvue。
前者几十年来一直是泰诺的核心生产商,后者则是强生在2023年分拆消费健康业务后成立的新公司,全面接手了泰诺的生产与运营。
德州检方在诉状中明确指出,这两家企业早已知晓泰诺与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却长期向消费者隐瞒相关证据。
更尖锐的指控是,检方认为Kenvue的成立本质上是强生的“甩锅”操作,目的就是将泰诺可能引发的法律责任彻底转移,让自身摆脱后续赔偿风险。
作为美国首个由州政府直接响应特朗普言论的法律行动,这场诉讼的爆发并非偶然。
在此之前,类似的担忧已在罗伯特·F·肯尼迪等健康领域意见领袖的追随者中流传,但始终局限于小众圈子。
直到特朗普亲自下场发声,这个话题才突破圈层限制,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
面对指控,Kenvue迅速作出回应,坚称所有指控毫无根据,强调公司与全球医学界立场一致,坚信泰诺主要成分对乙酰氨基酚的安全性,直言相关诉讼缺乏法律与科学支撑。
强生方面则急于与事件切割,明确表示已完成消费健康业务的剥离,所有与泰诺相关的权利和责任均由Kenvue承担。
同时补充说明,公司一直明确警示泰诺过量服用可能导致肝损伤,但对于自闭症风险,目前并无任何可靠证据支持。
事实上,泰诺与自闭症的关联争议早已在美国司法系统中暗流涌动。
近年来,数百起相关家庭诉讼已陆续在各州及联邦法院提起,原告均主张孕期服用泰诺后,孩子被诊断出自闭症或ADHD。
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批案件在纽约联邦法院审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法官以“缺乏可靠科学证据”为由直接驳回诉讼,目前原告方已准备上诉,11月17日将迎来新的听证会。
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始终充满分歧,研究结论长期扑朔迷离。
过去数年,全球研究人员持续探索对乙酰氨基酚与神经发育障碍的关联,部分研究显示孕期服药与自闭症风险增加存在联系,但更多专业意见强调,这类数据仅能证明相关性,无法证实因果关系。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西奈山医学院联合发布的最新综述为此提供了注脚,该研究分析了46项相关课题,其中超过半数发现孕期服药与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呈正相关。
但研究人员同时指出,孕妇自身的遗传因素、生活习惯等变量都可能干扰结果,不能简单将责任归咎于泰诺。
瑞典一项覆盖250万名儿童的大型研究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在纳入母亲遗传因素进行分析后,泰诺与自闭症之间的关联彻底消失。
这一结果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评估结论一致,两大权威机构均表示现有证据“尚不确定”,不足以认定泰诺对胎儿神经发育存在明确危害。
但特朗普显然无意纠结于这些科学细节,就在上周日,他再次在社交平台TruthSocial上发出警告,呼吁孕妇“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泰诺”,这番言论再度点燃公众恐慌。
医学界随即集体反击,明确指出泰诺是目前唯一被认定为孕期安全的退烧止痛药,若因担忧风险而放任高烧不治,反而会对母婴健康造成更直接的威胁。
深入剖析便会发现,帕克斯顿发起的这场诉讼,既是法律战,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
这位州总检察长正准备在明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挑战现任参议员约翰·科宁,而“紧跟特朗普步伐”一直是他的核心政治策略。
从质疑2020年大选结果到起诉移民权益组织,帕克斯顿的一系列操作始终精准迎合德州保守派选民的偏好,也因此收获了大量支持。
此次选择在德州东部一个保守且偏远的县提起诉讼,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挑选顺风法庭”,试图借助当地司法环境争取更有利的审理结果。
诉状中关于强生“蓄意分拆避责”的指控,同样值得推敲。
强生早在2021年便宣布分拆消费健康业务,2023年正式完成,Kenvue接手的不仅是泰诺,还包括邦迪创可贴、强生婴儿洗发水等多个经典品牌。
强生当时的官方解释是为了专注于利润更高、增长更快的医药和医疗器械业务,这一说法并非没有依据——彼时公司正深陷阿片类药物危机和婴儿爽身粉致癌案的赔偿泥潭,急需优化业务结构。
华尔街分析师普遍认为,泰诺相关争议并非分拆的主要动因,毕竟大规模的相关诉讼直到2022年才集中爆发。
在这场多方角力中,一家名为KellerPostman的律师事务所扮演了关键角色,该机构不仅代理了大量相关家庭诉讼,还成为帕克斯顿团队的外部法律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两类诉讼的策略存在明显差异:家庭诉讼需证明泰诺直接导致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并据此索要赔偿。
而帕克斯顿的诉求更为激进,直接主张强生和Kenvue违反德州法律,未履行潜在风险的披露义务。
这一策略选择与德州司法环境密切相关,当地法院对个人伤害案件的审理门槛向来极高,原告需提供极强的因果关系证据,而以“未披露风险”为由起诉,无疑降低了举证难度。
帕克斯顿选择保守县法院提起诉讼,进一步凸显了这场行动的策略性。
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强生分拆是为了“甩锅”,但这一指控已对公司品牌形象造成显著冲击。
如今,这场围绕泰诺的风暴已彻底超越普通产品安全纠纷的范畴,成为交织着科学争议、法律博弈、政治算计与商业利益的复杂事件。
特朗普的言论、帕克斯顿的诉讼、强生的切割、Kenvue的抗辩,每个角色的行动背后都暗藏着清晰的利益诉求,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美国社会对药品安全的高度敏感之上。
美国公众的反应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痛斥药企漠视消费者健康,指责其刻意隐瞒风险;另一部分人质疑政客将公共健康问题工具化,借诉讼炒作个人政治资本;更多人则陷入困惑,担忧在舆论喧嚣中,真正的科学真相被淹没。
无论最终法院作出何种判决,这场风波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泰诺数十年积累的“安全”口碑遭受重创,美国社会对大型药企的信任度进一步下滑,而公众对药品安全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未来,当孕妇在药店面对退烧止痛药时,曾经的毫不犹豫或许会变成谨慎迟疑,这场官司留下的阴影,恐怕需要漫长时间才能消散。
来源:知识分子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