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灭亡后，决心南下越缅的官兵眷属后来都去哪了？

摘要：公元1644年，清兵攻入山海关，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在内忧外患之下的南明政权节节败退、危如累卵。永历十六年（1662），永历皇帝朱由榔遇害于云南昆明，南明政权几乎瓦解。南明臣子有的归顺清廷，有的则仍抱持反清复明决心，坚守宋明衣冠礼俗。部分追随永历帝的南明臣民、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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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清兵攻入山海关，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在内忧外患之下的南明政权节节败退、危如累卵。永历十六年（1662），永历皇帝朱由榔遇害于云南昆明，南明政权几乎瓦解。南明臣子有的归顺清廷，有的则仍抱持反清复明决心，坚守宋明衣冠礼俗。部分追随永历帝的南明臣民、溃军以及受战乱影响的百姓则离开故土，去往他乡。

今天的我们往往将好奇的目光投向清初王公大臣入主中原，站稳脚跟的雄业，却往往忽略那些不忘旧朝的遗臣、流离失所的底层难民如何在时代的巨变中艰难求生。当清廷统治下故乡已成陌土，他们又将在哪里谋生？

对那些明朝遗臣、明军残部、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农民军而言，此时的选择还有一个——那就是流亡海外，在当时远离清廷统治中心的缅甸、越南等地，寻得安身立命之所。

落叶缅甸：从战乱到融合

华人在缅甸的寓居历史十分悠久。明朝初期，朝廷便在中缅边境册封土司，其长官都由当地部族或政权的首领世袭，推动边境各族人民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达到“檐相邻而同井饮，籍虽两国之民，居处难分”的效果。此外，缅明之间，陆上、海上贸易的繁荣发展也令更多华人商人、工匠赴缅甸定居。

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入云南，南明永历帝败走缅甸。永历随臣邓凯在日记《也是录》记载：

二月初一日，帝至大金沙江，仅得四舟，止可供上用；馀各自买舟，走小河。又访问得陆行亦可达彼岸，即有从陆者。计诸臣随行之众，于腾越起行，尚不下四千；此时简阅，止一千四百七十八人。从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馀者从陆……初八日，至者梗，即后陆诸臣所驻旧地也。

出逃缅甸的途中，永历皇帝与诸臣在金沙江畔兵分两路，永历帝与部分官兵走水路，剩余的部队行陆路。从腾越（今云南腾冲）出发至者梗（今缅甸中部城市实皆），队伍人数从四千人锐减至千余人，后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在缅甸首都东面马达耶暂居。而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等部为夺回永历帝，连年和缅军鏖战。康熙年间，李定国之子李嗣兴率官兵家口归降清廷。然而，随明永历帝入缅的人却并未全部归国。据《求野录》的记载：

“王至蛮莫舟行，从官云散，有入古剌者：马九功、江国泰等，有入暹罗者……九功等亦为古剌招到溃兵，得三千人。”

古剌即如今的缅甸白古地区。上文提到的流落未回的溃兵，就成了后

来旅居缅甸的华人。

随着明清易代的落幕，流落缅甸的华人也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发展。他们在缅甸各地“抱团取暖”，建立栖身之地。道光时期，缅甸多地设有汉人街，以汉人为街长，依律对当地缅人、汉人的贸易与冲突情况进行管理裁决。云游缅甸的清人彭崧毓记到：

“蛮暮、漾贡为南、北两大都会，蛮暮滨江多滇商，漾贡滨海多粤商。”

“汉人与夷人讼，必与客长共听之，汉人直则治夷人以罪，夷人直则罚汉人以银。”

可见道光期间，在缅华人不仅在中缅贸易沟通中发挥了桥梁的作用，还在当地站稳脚跟，既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也维护了自身的政治权利。

1783—1808年在缅传教的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圣基诺曼所著《缅甸帝国》中提到：

“从云南广东和中国其他地方来的华侨……很早以前就留居缅甸，并且渐渐繁衍，遍布全国。”

在缅华人若仅内部抱团而与当地社会联系有限，生活与营生皆多不便。实际情形中，诸多华人与缅甸在地群体通婚，随家计与社群网络延展而逐步嵌入地方社会。就缅北而言，18世纪杨氏率众入掸邦北部建立邦社，逐渐形成以汉人迁徙与土司建置为主因、并伴随与掸缅诸族通婚互嵌的“果敢”社群；其后在缅方族群登记体系中作为一支被识别与承认的群体，文化上保留汉语—汉俗特征而与周邻互动相生。

“果敢族”在缅方的族群登记中属“八大民族—135族群”框架内的一支，学界亦指出该框架存在分类与命名上的争议。“果敢”之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果敢”一词来自科干山的英语“Kokang”的音译，是英国殖民者在20世纪新造的地名。也有人认为，“果敢”二字由掸语变音而来——“果”是掸语的九，“敢”是户口，“果敢”就是表示这个地区一共有九户人家。云南作家李必雨曾对果敢族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作出记录：

“踏上果敢的地面时，简直就像回到了明朝末年……老妇人裹小脚，衣服及膝，镶有宽边，颇具明代遗风。”

果敢社群以当地为定居空间，日用语言与若干岁时礼俗存有汉地传统痕迹，如讲汉语、清明致祭、端午食粽；与周邻群体长期通婚往来，社会生活多呈互嵌之状。十九世纪以来，随殖民秩序与地方编制更替，其地方治理与武装—停火经历数次起伏，在区域政治的演进中保持自身位置。

扎根越南：从“明香”到“明乡”

越南胡志明市明乡嘉盛会馆有这样两副对联：

“耻作北朝臣，纲常郑重；宁为南国客，竹帛昭垂。”

“明王永治南天，天光化日；乡里安居越地，地利人和。”

简洁的话语表明了他们耻为清臣的坚定。对他们而言，明朝没有彻底泯灭，他们将延续明朝的余脉，让“明王永治南天”。这也是“明乡”最初出现的原因。

由反清无望而南走、投于阮朝的南明遗民组成的“明香”，其最初聚居点大致可见其分布：陈上川等至嘉定、盘辚，杨彦迪等居美荻一带，鄚玖父子则于河仙建立统治。其人群多集中在今越南的南部与中南部，属当时越南南方阮朝政权的统治范围。

因为地理位置更接近、更直接地感受到清廷的政治压力，越南北方政府对居民与清廷的接触态度更为严厉。《钦定越南史通鉴纲目》记载：

“严饬北人侨越者，言语衣服，一遵越俗，非有熟人引导，不准入都城；边境居民，不得效其声音衣服，违者罪之。”

相反，出于扩大统治范围等诸多考虑，南方阮朝一直仰慕中华文化，对明朝遗民宽容接纳，吸引越来越多的明香人在南方驻留扎根。

《大南实录》中对1746年“明香社”的建制有如下论述：

“又以清人来商，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于是清商、居人悉为编户矣。”

阮朝为加强对南圻的控制，在乡村基层组织方面广泛设立村社坊。长期移居越南的华人被划归为“明香社”，来越南经商的清人则被划为“清河社”。明香人在远离清廷的南方耕垦贸易，而阮朝则借明香人之力发展技术、扩展国土。祖籍福建的明香人郑怀德，曾任阮朝协办大学士、领吏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阮朝明命初年领嘉定总镇印务，回京仍领吏部事务，被称为“中兴功臣”。

明命八年七月（1827），阮明帝下令“改正北可客为明乡”，明香社改

名为明乡社，“明香”改称“明乡”。

从如今的视角看，我们可能很难感受到“明乡”与“明香”含义的区别。然而，对于当时的阮明帝和明香人而言，这一字之差意味着明香人的身份认同，从客居越南的遗民转变融入越南华族。

从明香到明乡，这一群体主动或被动地融入着越南的文化，在子嗣延续的过程中深化着其与越南原有民族的血脉联系，在代代相传的历程中，为越南的社会发展留下自己的足迹。

越南的很多城市最早由他们的到来开始建设发展——被称为“小广州”的河仙就离不开鄚玖等人的开拓，西贡的主要商业区“堤岸”最初也由汉人建立。

当被安置在湄公河三角洲生产生活时，陈上川、杨彦迪为代表的华人没有因为盐碱沼泽的荒凉偏僻退缩，他们带领部将、家属在湄公河三角洲筑堤排水、开渠造田，把盐碱沼泽改造成越南最大稻米仓。

随着明乡人深深嵌入越南社会，他们也意识到参与当地政权，也就是通过科举入仕的重要性。在1819年到1919年，明乡至少涌现出37位举人，其中5人位列三甲、副榜之内。明乡人李文馥在中举后入仕为官，先后任职于翰林院、礼部、户部、工部等多部，奉命出使列国达11次之多，交游广泛见识丰富，后世有“周游列国的越南名儒”的称号。

在近代，明乡人也在时代巨变中为越南的发展作出贡献。明乡人潘清简在科举入仕后历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1863年作为越南全权正使赴法国谈判。为了谋求赎回刚被《西贡条约》割让的南圻东部三省，11月5日在巴黎受到拿破仑三世接见，这是越南外交近代化的积极尝试。1867年6月法军攻占南圻永隆等三省，潘清简“知势不能敌”，未组织抵抗，只劝法军勿扰民仓；随后留交印绶、遗疏，在永隆绝食十七日，8月4日服毒自尽，终年七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