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陇南的黄渚镇，可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你要是九十年代路过，估计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误入了某个南方经济特区——麻雀虽小，摊子却摆得挺大，门口那排摩托、裤兜里揣着大哥大的矿老板，一个个可神气着呢。但事情总得有起有落，风头再劲，也挡不住命运偶尔来个回马枪。

陇南的黄渚镇，可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你要是九十年代路过，估计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误入了某个南方经济特区——麻雀虽小，摊子却摆得挺大，门口那排摩托、裤兜里揣着大哥大的矿老板，一个个可神气着呢。但事情总得有起有落，风头再劲，也挡不住命运偶尔来个回马枪。

老一辈讲起黄渚镇，常爱叹上一句：这地方啊，风水真不赖。当初几个县的交界，东边来个人，西边去一趟，碰头都搁这儿。小镇四周被黄土高坡一圈圈围着，日头还没爬上来，老矿工们已经蹲在巷口抽旱烟袋。谁能想到，八十年代一纸批文下来，白银有色的车队就隆隆驶进了镇子，在这旮旯里掘出了第二大铅锌矿，排着队等着上岗的壮劳力，连县里都羡慕。

其实，最先风闻消息的，还不是镇上的人。倒是在成县读书的娃娃们，放学就叽叽喳喳嚷嚷——说听老汉子讲，厂坝那边要开矿了，明年铁饭碗砸下来，好日子得来了。说来也怪，消息总是传得比政策快。黄渚的巷口，三两天就多出了外乡人口音。徽县那边的，也不忸怩，家里小子年纪轻轻，兜里揣包干粮就来了。镇上的红砖瓦房，许多是那几年新砌的。

鼎盛那阵，黄渚的小饭馆挤满了赶场的汉子，甚至连外地的小姑娘也爱往这边跑，说不定就能找个矿里的对象，好安家。那年头，人讲究的是“铁饭碗”。在厂坝铅锌矿上班的工人，月头一领工资，媳妇在家数着钱，心里有底。

不过，有底也有累。别看矿工下班回家，手里拎着一包油条，背后能听见小孩喊爹，可大伙心知肚明，掏矿石不是轻省活。黑洞里一待十几个小时，脸上沾的都是灰，手脚酸得散了架。谁家男人不下矿，邻里就有点瞧不起：“那你这家，以后还指啥？”可真有点风光的另一方面，就是命天天悬在矿井里。那点小富足，多少挤兑出来了血汗和运气。

其实老街上那些老头子比谁都明白这事。平日里唠嗑谈笑，但有时候晚上散步，走过灯影斑斑的厂坝工业区，叹气的声音里，都是懂行人的心事。说白了，谁都盼着孩子别再下矿，去外地读书，去城里谋生。但轮到自己，还是认命地拎铲干活。

黄渚最不缺的，就是故事。镇里人分得很清楚：哪家去年发了票子（分红），哪家矿工伤了腿，连集市卖馍馍的小贩都晓得门道。年轻人觉得日子有奔头，老一辈却总在算账：“这矿能挖几年？”没人敢问出口，心里却都打鼓。

九十年代末的黄渚，一下子像装上了翅膀。县里修了新公路，电线一根根拉到家门口，那些“外头来打工的”慢慢变成了镇上的新住户。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年结婚的热闹劲，外人都开玩笑：黄渚的小香港，可不止生意红火，连婚礼都铺张。桌上能摆上的糖果，花样品种光顾照顾到外地亲戚的口味。

可盛世往往也是转折的前夜。等新世纪的风刮过来，矿坑越来越深，石头越来越难采，黄渚人的笑容渐渐少了起来。镇上的大喇叭也不怎么播奖状了。工人一天要分三班倒，工资隔上三五个月才到手。老厂子前的广场依旧准时下棋的那些人，也开始聊起打工去南方的路数。

有天清晨，厂坝矿区的锅炉房冷冷清清，没人再喊“按时开饭！”女人们拎着篮子，路过废弃的老公房，也不再多看一眼。矿业公司的宿舍，墙皮剥落，门口的桑树也蔫巴了，人们搬走的搬走，留下的就像守着一块陈年老糖，嘴里含着，回味着甘苦。

说到底，小镇和人一样，总有它起高楼的日子，也有拆了楼的夜晚。曾经一天到晚闹腾的黄渚老街变得有些萧条——晾衣杆上挂着褪色的工服，偶尔还能听见搬家卡车开过，扬起一地积尘。小饭馆的招牌掉漆了，老板娘还守着锅台打盹，仿佛还在等那些一脸倦容的矿工下班回来。

许多年后，外地人再走进黄渚镇，也许只剩下一些空旷的宿舍楼，和公园一角残存的秋千。老一辈坐在巷口纳凉，有时会给孙儿讲过去的热闹：你奶奶当年挑水去厂里食堂，人得排到外面马路上；你爷爷夜里下班，一身煤灰，后面跟着半宿星光。

故事说到这，其实还远。矿脉枯了，生活还得继续。小镇不声不响地归于平淡。外出的人会不会偶尔想起家门口的那口老井，和早晨煮面的烟火气？黄渚镇的日子，也像手上的茧子，慢慢磨平了。

我们常说，时代的洪流太猛。可无论多少风吹雨打，人的日子得过下去。只是，哪个小镇不在变呢？转头一看，那些曾经呼啸而过的热闹和寂寞，终归都成了回不去的昨天。

来源：溪边欢畅打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