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话我奶奶说得最多，一边说，一边拿那种老旧的、边缘都磨得起了毛的布鞋底，轻轻拍着自己的大腿。

我们家的人都说，三叔能考上大学，是祖坟冒了青烟。

这话我奶奶说得最多，一边说，一边拿那种老旧的、边缘都磨得起了毛的布鞋底，轻轻拍着自己的大腿。

那声音，啪，啪，沉闷，又带着点儿尘土飞扬的实在感。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总是眯着，望向窗外那棵老槐树，好像那青烟就从树梢上袅袅升起，一直飘到天上神仙的鼻子底下，神仙闻着高兴，大笔一挥，我三叔的名字就从一堆废纸里跳了出来，金光闪闪地落在了录取名单上。

那是1977年。

一个在我听来，像是从黑白电影里走出来的年份。

空气里都带着一种冰碴子初融的、既冷冽又混着泥土腥气的味道。

高考恢复了。

这三个字，在当时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不亚于平地惊雷。

我爸，我大伯，家里所有读过几天书的年轻人，眼睛里都重新燃起了火。

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突然见到一丝光亮，拼了命也要扑上去的火。

只有我三叔，像个没事人。

他整天捣鼓他那些破铜烂铁，手上永远是黑乎乎的机油，洗都洗不掉，像是长在了皮肤的纹理里。

我爷爷不止一次，把手里的旱烟袋往桌上重重一磕，烟灰震得到处都是，冲着三叔的背影吼：“你个没出息的！你哥你弟都在看书，你看你，跟个收破烂的有什么区别！”

三叔不吭声，只是把手里的一个半导体零件，用小镊子夹起来，对着光，眯着眼，看得比看自己的命还仔细。

他身上有股挥之不去的味道，是松香、机油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闻，觉得那是世界上最让人安心的味道。

可是在那个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一张考卷上的年代，这种味道，就等同于“不务正业”。

家里人都觉得，三叔完了。

这辈子，大概就是个修修补补的命。

我奶奶急得嘴角都起了燎泡，天天在我三叔耳边念叨：“老三啊，你好歹也去报个名，去考场上坐坐，也算是对得起你读过的那些书。”

三叔嘴上“嗯嗯啊啊”地应着，手里的活儿却一点没停。

他好像对那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考试，真的没有半点兴趣。

他所有的兴趣，都在那些吱吱呀呀的机器零件里。

谁家的收音机不出声了，谁家的手电筒不亮了，甚至谁家的自行车链子掉了，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三叔。

他也不要钱，也不要东西，人家给个烤红薯，他就乐呵呵地揣怀里，一边暖手一边啃。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脑子里好像缺根弦，一根叫“为自己着想”的弦。

可最后，他还是报名了。

是被我爷爷拿着鸡毛掸子，硬逼到报名点去的。

我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

三叔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缩着脖子，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看起来那么格格不入。

周围的人，脸上都写着紧张、渴望，还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悲壮。

只有他，眼神飘忽，一会儿看看天上的云，一会儿又蹲下去，研究别人自行车上的一颗螺丝。

他就是去凑数的。

我们全家，包括他自己，都这么认为。

从报名到考试，那几个月，我们家里的空气都是凝固的。

我爸和我大伯，几乎是头悬梁锥刺股。

吃饭的时候，碗旁边都放着书。

晚上，两间屋子的灯，总是亮到后半夜。

那灯光，是昏黄的，像两颗疲惫却不肯闭上的眼睛。

而三叔的房间，早就熄了灯。

但我知道，他没睡。

他经常半夜，悄悄地爬起来，摸到院子里，借着月光，继续捣鼓他那些宝贝。

有时候，是给邻居张奶奶家的那台老掉牙的“红灯”牌收音机换个电子管。

有时候，是给村头李大爷磨剪子。

那“锵锵”的磨刀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我奶奶总是在夜里叹气，说：“这孩子，心是好的，就是没长在正地方。”

可我总觉得，三叔的心，就在最正的地方。

考试前的一个月，发生了一件事。

住在我们家隔壁的，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姓张。

张老师是个文化人，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可那几年，他过得不好。

儿女不在身边，老伴也走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个小院子。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

张老师家的屋顶，是老式的瓦房，被雪一压，漏了。

雪水混着泥，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屋里跟水帘洞似的。

张老师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只能干着急。

是三叔第一个发现的。

他那天正好去给张老师送两个热乎的窝窝头。

一进门，看到那场景，二话不说，把窝窝头往桌上一放，转身就回家拿工具去了。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三... ...

三叔几乎是长在了张老师家的房顶上。

我爸和我大伯，眼睛都红了，劝他：“老三，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管别人家的闲事？你哪怕临时抱佛脚，多看两页书呢！”

三叔不说话，只是用那双沾满泥浆和沥青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憨憨地笑笑。

他说：“张老师一个人，不容易。”

那半个多月，三叔白天在房顶上敲敲打打，晚上，就坐在张老师家的小马扎上。

张老师屋里冷，他就生个小火盆。

火光跳跃着，映着他年轻的脸，也映着张老师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张老师眼睛不好，看不了书。

三叔就从自己那堆“废纸”里，翻出几本皱巴巴的课本，一字一句地念给张老师听。

他说：“张老师，您听听，我念得对不对，就当帮我复习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哪里是为了复习。

他就是想找个法子，陪陪这个孤单的老人。

张老师听着听着，浑浊的眼睛里，就会泛起泪光。

他会给三叔讲那些文字背后的故事，讲历史，讲文学，讲那些他珍藏了一辈子的知识。

三叔听得入了迷。

他不像我爸他们，是为了考试而学。

他是在听故事。

听一个老人，用尽生命最后的热情，讲述着一个他所热爱的世界。

我常常在夜里，隔着窗户，看那间小屋里透出的微弱火光。

那火光，那么小，却又那么暖。

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复习”。

是在复习，怎么去做一个人。

高考那天，是我送三叔去的考场。

天还没亮，我奶奶就煮了两个鸡蛋，硬塞到三叔手里。

“吃了它，考个双百。”奶奶的声音里带着颤抖的期盼。

三叔剥开一个，分了一半给我。

鸡蛋还烫手，暖意顺着指尖，一直传到心里。

考场设在县城的中学，一栋灰扑扑的苏式小楼。

门口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

每一张脸上，都写着相似的表情。

三叔把我送到门口，揉了揉我的头，说：“回去吧，冷。”

我看着他的背影，混入那片黑压压的人潮里。

他还是穿着那件蓝色的工装，背挺得不直，走起路来，有点儿晃。

我突然鼻子一酸。

我觉得，他就像一艘没想好要去哪儿的小船，被命运的浪潮，硬生生推向了一片未知的大海。

他会沉没吗？

还是会，侥幸地，找到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我不知道。

那两天，家里的气氛，比任何时候都要压抑。

我爸和我大伯考完一门，回来就对答案，长吁短叹。

只有三叔，考完就跟没事儿人一样。

回来第一件事，就是钻进他的小屋，继续捣鼓他那个半导体。

收音机里传出“沙沙”的电流声，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呓语。

我问他：“三叔，考得怎么样？”

他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焊着一个电路板，嘴里含糊地说：“就那样呗，会写的写了，不会写的……蒙了。”

我爷爷气得又想拿烟袋锅子敲他。

可看着他那副专注的样子，又把手放下了。

或许，连爷爷都觉得，对他，不该再抱有什么希望了。

等待发榜的日子，是漫长的煎熬。

每一天，都像在油锅里滚。

邮递员那身绿色的制服，成了全县城最让人心惊肉跳的颜色。

他自行车清脆的铃声，每一次响起，都像是在谁的心上敲了一下。

终于，有一天，那铃声停在了我们家门口。

我第一个冲了出去。

邮递员从那个大大的绿色帆布包里，掏出三封信。

是的，三封。

我爸一封，我大伯一封，我三叔……也有一封。

那三封信，薄薄的，却又重得像三块石头。

全家人都围了过来，连呼吸都停滞了。

我爷爷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他先拆了我爸的。

不是。

信封里，只有一张冷冰冰的落榜通知单。

我爸的脸，瞬间就白了，像一张被揉搓过的纸。

然后，是我大伯的。

也不是。

同样的结果。

我大伯是个要强的人，他没说话，转身就回了屋，我听到门里传来压抑的哭声。

空气里，只剩下绝望的味道。

我奶奶的眼泪，已经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最后，只剩下三叔那封信。

没有人再抱希望了。

连我爷爷，都只是机械地，用颤抖的手，撕开那个信封。

他甚至都没想过，里面会是什么。

或许，他只是想让这场残忍的仪式，快点结束。

信封被撕开。

一张红色的纸，从里面滑了出来。

那红色，在那个灰暗的午后，像一团火，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眼睛。

是录取通知书。

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我三叔的名字。

还有一所大学的名字，虽然不是什么顶尖的名校，但在当时，那四个字，就代表着天堂。

时间，在那一刻，仿佛静止了。

院子里的风停了，树叶不响了，连我奶奶的哭声，都卡在了喉咙里。

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呆呆地看着那张红纸。

是三叔。

那个所有人都放弃了的，不务正业的，脑子里缺根弦的三叔。

他考上了。

我爷爷拿着那张纸，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他“哇”的一声，哭了。

一个一辈子都没掉过几滴眼泪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他一边哭，一边用手拍着自己的脸，嘴里反复念叨着：“老天爷……老天爷开眼了……”

而我三含... ...

我三叔，那个故事的主角，他当时在哪儿呢？

他正在屋里，聚精会神地，给张老师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做最后的调试。

当那张录取通知书被传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愣住了。

他拿着那张薄薄的红纸，翻来覆去地看。

那表情，不像惊喜，更像是……困惑。

好像在说，这玩意儿，怎么会是我的？

他用那只沾着松香和机油的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上面的字，然后，抬头问我爷爷：“爹，这是不是……寄错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人各有命”。

我爸和我大伯，他们拼尽了全力，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那场考试上。

他们的人生，就像一根绷紧的弦，只为了弹出那一个音符。

可弦绷得太紧，就容易断。

而我三叔，他从来没想过要靠这个。

他的人生，是松弛的，是散漫的，是充满了各种“不务正业”的杂音的。

他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去修复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物件。

他所有的付出，都不求回报。

可命运，偏偏就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回报了他。

后来，我听人说起那年的高考作文题。

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一个多么宏大，多么激昂的题目。

我爸和我大伯，都写了自己如何刻苦学习，如何与命运抗争。

写得文采飞扬，慷慨激昂。

而我三叔呢？

他后来喝多了，跟我聊起过。

他说，他看到那个题目，脑子一片空白。

他想了半天，自己这一年，战斗过什么呢？

好像没有。

他没跟谁战斗过。

他只是在修东西，修房顶，修收音机，修人心。

最后，他写了张老师。

他写了那个漏雨的屋顶，那个冬夜里的小火盆，那个老人眼中闪烁的泪光。

他写了自己，如何一字一句地，为老人读那些他自己也看不太懂的课文。

他写了收音机里传出清晰的歌声时，老人脸上那如同孩子般的笑容。

他写，他觉得，战斗，不一定非要是惊天动地的。

把一个漏雨的屋子补好，让一个孤独的老人感到温暖，这也是一种战斗。

与生活的艰难战斗，与人心的冷漠战斗。

他的文字，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就像他的人一样。

可就是这样一篇作文，打动了阅卷老师。

据说，那份卷子，被几个老师传阅，都觉得，这才是那个时代，最真实，也最宝贵的精神。

三叔的“好命”，从这里开始了。

他去了那座离家很远的城市，读了大学。

他学的，是无线电专业。

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他就像鱼儿回到了水里，把他那些“不务正业”的爱好，变成了正儿八经的学问。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大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他依然是那个样子，不爱说话，整天穿着一身蓝布工装，埋头在车间里。

手上的机油，换成了更高级的，但那股熟悉的味道，没变。

他靠着那股子钻研劲儿，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来了。

很多人下海经商，一夜暴富。

也有人劝三叔，凭他的技术，自己开个厂子，肯定比现在挣得多。

三叔摇摇头，说：“我就喜欢捣鼓这些东西，让我管人，管钱，我头疼。”

他一辈子，都没发过大财。

住的，还是厂里分的福利房。

开的，是一辆骑了十几年的旧自行车。

但他过得很快乐。

厂里谁家电器坏了，还是第一个找他。

他依然是那个乐呵呵的三叔，提着个工具箱，随叫随到。

我爸和我大伯，后来也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我爸成了一个小干部，我大伯做生意，挣了些钱。

但他们每次提起三叔，眼神里，都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有羡慕，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

他们说，三叔是“傻人有傻福”。

可我知道，三叔不傻。

他只是比我们，更早地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成为一个被别人需要的人。

有一年过年，我们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

酒过三巡，我爸突然举起杯，对着三叔，说：“老三，这杯，我敬你。”

三叔愣了一下，有点手足无措。

我爸眼睛红红的，说：“当年，我们都觉得你没出息。现在我才明白，我们这些人，忙活了一辈子，其实，都没你活得明白。”

三叔嘿嘿地笑着，挠了挠头，那样子，还跟几十年前那个不爱说话的少年一样。

他说：“哥，你说啥呢，我就是运气好。”

是啊，运气好。

可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凭空而来的好运气呢？

所有的好运，不过是你曾经积攒下的善良和人品。

就像张老师。

三叔去上大学前，特意去跟他告别。

张老师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

他说：“孩子，你不是运气好。是你该得的。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人，老天爷，是不会亏待他的。”

后来，张老师是在三叔的怀里走的。

走得很安详。

三叔把他所有的后事，都办得妥妥当当，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张老师的儿女从外地赶回来，对着三叔，长跪不起。

这些事情，三叔从来没跟我们炫耀过。

他只是默默地做。

就像他默默地修好了我们家那台用了几十年的黑白电视机，默默地给我换掉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链条，默默地在每一个需要他的瞬间，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后来也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小县城。

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

见过聪明绝顶的，也见过手眼通天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活得很成功，但很少有人，活得像我三叔那样……踏实。

他的世界很简单。

一个电路板，一个螺丝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他把这些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

于是，他的人生，就变得不再简单。

前几年，三叔退休了。

他没有像别的老人一样，去跳广场舞，去钓鱼。

他在我们小区的门口，支了个小摊子。

免费，修家电。

一把椅子，一个工具箱，一个写着“义务维修”的牌子。

风雨无阻。

很多人不理解，说他图什么。

三叔还是那句话：“闲着也是闲着。”

他的摊子，成了小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每天都有人围着他，有拿来坏了的电饭煲的，有抱着不出声的收音机的。

三叔一边修，一边跟他们聊天。

聊家长里短，聊柴米油盐。

他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背也越来越驼了。

但那双摆弄零件的手，依然那么稳，那么巧。

那双手，曾经在1977年的冬天，为一位孤独的老人，修补过漏雨的屋顶。

那双手，也曾经在决定命运的考场上，写下过一篇关于善良的作文。

那双手，最终，为他自己，修补好了通往另一种人生的道路。

有时候，我会坐在他的小摊子旁边，看他修东西。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他身上。

他专注的样子，和几十年前，我在那个冬夜里，隔着窗户看到的那个少年，一模一样。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三叔没有去帮张老师修房子，而是像我爸他们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读。

他会考上大学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就算考上了，他的人生，会是现在的样子吗？

他会像现在这样，快乐，而又富足吗？

我说的富足，不是指物质。

而是一种，被世界温柔以待的富足。

因为他先温柔地对待了世界。

所以，三叔的好命，真的只是碰运气吗？

我想，不是的。

那不是运气。

那是一种选择。

在那个所有人都朝着独木桥蜂拥而去的年代，他选择了，先去扶起身边跌倒的人。

他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一颗种子。

后来，那颗种子，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长成了参天大树。

为他遮蔽了人生的风雨。

这就是我三叔的故事。

一个关于1977年高考的故事。

一个关于“好命”的故事。

一个，关于善良的故事。

我常常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年份，那个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冬天。

在那个宏大的历史叙事里，有太多关于拼搏和奋斗的激昂篇章。

而我三叔，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创造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

他只是，像一颗沉默的螺丝钉，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安安静静地，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和热。

可就是这样一个注脚，却让我觉得，比任何宏大的篇章，都更加动人。

因为它让我相信。

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力量，它超越了知识，超越了智商，甚至超越了努力。

那种力量，叫做善良。

它也许不会让你走得最快，但它一定，会让你走得最远，最稳。

就像我三叔。

他一辈子，都在“修”。

修的是物件，暖的是人心，最终，成就的，是他自己那看似平淡，却无比丰盈的人生。

这，或许就是他“好命”的，全部秘密。

我记得三叔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下午，整个院子都沸腾了。

邻居们都涌了进来，道贺声、赞叹声、还有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混成一片。

我奶奶把那张红色的通知书，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了三层，锁进了她陪嫁的那个樟木箱子里，好像那是什么稀世珍宝。

我爷爷破天荒地，拿出了一瓶藏了多年的高粱酒，给每个来道贺的男人都倒了满满一碗。

他的脸喝得通红，拉着每一个人的手，重复着同样的话：“我儿子，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那骄傲，那喜悦，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只有我爸和我大伯，躲在屋里，没有出来。

我悄悄地走到他们门口，听到里面死一般的沉寂。

那种沉寂，比任何哭声，都更让人心碎。

我当时年纪小，不懂得那种从云端跌落的痛苦。

我只是觉得，我们家，好像被分成了两个世界。

院子里，是热火朝天的喜剧。

屋子里，是无人问津的悲剧。

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是三叔。

他从人群中挤出来，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进了那间沉寂的屋子。

我跟在他身后，看到他把面条放在桌上。

我爸和我大伯，都背对着他，肩膀一抽一抽的。

三叔没有说那些“明年再努力”之类的安慰话。

他只是笨拙地，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哥，先吃饭吧。面……要坨了。”

然后，他就退了出来，轻轻地带上了门。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三叔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不务正业的弟弟。

他成了这个家，一个可以依靠的，沉默的支柱。

他去上大学那天，是全家一起送他去的火车站。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

一个黑色的、喘着粗气的钢铁巨兽。

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

哭声，叮嘱声，响成一片。

我奶奶把一个布包，塞到三叔怀里，里面是她连夜烙的几十张饼，还有几件新做的棉衣。

她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三叔的手上。

三叔的眼睛也红了。

他挨个拥抱了我们。

抱我爸的时候，他说：“哥，家里的事，你多担待。”

抱我大伯的时候，他说：“哥，别灰心，你的生意经，比我念得好。”

最后，他蹲下来，抱了抱我。

他身上的机油味，混着新棉花的味道，还有离别的味道，一起钻进我的鼻子里。

他说：“好好念书，以后，也考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火车的汽笛，拉出一声长长的、嘶哑的鸣叫。

三叔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我们挥手。

火车缓缓开动，越来越快，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铁轨的尽头。

我奶奶，哭得瘫倒在我爷爷怀里。

我看着那个黑点消失的方向，心里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只知道，我们家，好像有什么东西，被那列火车，永远地带走了。

三叔走了以后，家里安静了很多。

再也听不到他半夜在院子里“锵锵”的磨刀声，也闻不到他小屋里那股熟悉的机油味了。

他会定期给我们写信。

信纸，是那种很薄的、印着红色横格的纸。

他的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像一群站不稳的小兵。

但信的内容，很实在。

他会说学校的伙食，说老师讲的课，说他又帮同学修好了一个收音机。

他从来不说自己有多苦，多累。

但他每个月，都会把省下来的助学金，寄回家里一多半。

信封里，那几张崭新的、带着油墨香的钞票，被他用纸包得整整齐齐。

我爷爷每次收到信，都会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一遍，又读一遍。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信和钱，锁进那个樟木箱子。

那个箱子里，装的，是全家人的希望。

三叔的大学生活，我们都是从那些信里拼凑出来的。

我们想象着，他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课，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看书。

我们觉得，他一定过得像个真正的“天之骄子”。

直到很多年后，他当年的一个大学同学来我们家做客，我们才知道，三叔的大学，过得有多么“寒酸”。

那位同学说，三叔是他们班里，最“土”，也最“穷”的一个。

他永远只有那两件换洗的蓝布工装。

他从来不去食堂吃炒菜，每天都是两个馒头，一碗免费的汤。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实验室和图书馆里。

别人谈恋爱，看电影，他就在拆装学校报废的机器。

他把那些没人要的零件，一个个地拆下来，擦干净，分门别类地放好。

他说，这些都是宝贝，扔了可惜。

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的勤工俭学中心，帮人修理各种东西。

收音机，录音机，甚至还有老师家里坏了的电视机。

他挣来的钱，除了寄回家，剩下的，都买了专业书和电子元件。

他的床底下，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零件和书籍，像个小型的仓库。

那位同学说：“我们当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不合群。现在想想，我们那会儿，都太浮躁了，只有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是啊，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要的，不是虚名，不是享受。

他要的，就是把他喜欢的事情，做到最好。

大学四年，他拿了所有能拿的奖学金。

毕业的时候，他是全校唯一一个，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并且可以直接分配到国家重点单位的学生。

这个消息传回家里的时候，我们家又一次沸腾了。

那一天，我爷爷，又喝醉了。

他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你三叔，有出息了。我们老X家，祖坟，真的冒青烟了。”

我看着爷爷那张被岁月和酒精染红的脸，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想起了那个漏雨的屋顶。

想起了那个在微弱火光下，为老人读书的少年。

我总觉得，那缕所谓的“青烟”，不是从祖坟里冒出来的。

而是从那个冬夜的小火盆里，升起来的。

三叔工作后，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他每个月都给家里寄钱，给爷爷奶奶买营养品，给我和哥哥姐姐们买新衣服和文具。

他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最坚实的后盾。

我爸和我大伯，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也渐渐走出了落榜的阴影。

我爸在单位里，工作越来越踏实，一步一个脚印，成了受人尊敬的领导。

我大伯，则用三叔寄回来的第一笔“巨款”，做起了小生意。

他脑子活，人也勤快，生意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我们家，就像一棵慢慢舒展开枝叶的大树，越来越繁茂。

而三叔，就是那最深，最沉默的根。

他很少回家。

因为他的单位，保密级别很高，工作也很忙。

每次回来，都是来去匆匆。

他还是那个样子，穿着朴素，不爱说话。

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以前没有的沉稳和自信。

他会给我们带很多新奇的玩意儿。

最新款的收音机，可以录音的砖头录音机，甚至，在我们县城还很少见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家，扛回来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

电视机安好的那天，我们家院子里，挤满了人，比过年还热闹。

黑白的光影里，那些从未见过的人和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所有人都羡慕我们家。

羡慕我们家出了一个大学生，一个工程师。

可我，却常常会怀念起以前的日子。

怀念那个虽然贫穷，但一家人挤在一起，听着三叔修好的收音机里传出“沙沙”声的夜晚。

我觉得，那时候的快乐，更纯粹，也更温暖。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叛逆。

成绩一落千丈，整天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我爸气得要打我，我妈天天以泪洗面。

谁劝我，我都不听。

我觉得，读书有什么用？

考上大学又怎么样？

还不是像三叔一样，一辈子当个“修理工”。

就在我快要滑向深渊的时候，三叔回来了。

他没有骂我，也没有跟我讲大道理。

他只是带我去了他工作的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真正的大工厂。

高大的厂房，轰鸣的机器，还有穿着一样工装的工人们。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炽热的、金属的味道。

三叔带我去了他的实验室。

那是一个堆满了各种精密仪器和图纸的房间。

他指着一个看起来很复杂的机器，对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他说：“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发的通讯设备的核心部件。里面有上万个零件，每一个，都不能出差错。”

然后，他拿起一个比米粒还小的零件，放在我手心。

他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这些小东西打交道。确保它们，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出任何问题。”

我看着手心里那个小小的、闪着金属光泽的零件，突然觉得，它重逾千斤。

三叔说：“你觉得，我的工作，没意思，对吗？就是个修理工。”

我没说话，脸有点红。

他笑了笑，说：“其实，你说的也对。我就是一个修理工。只不过，我修的，不是收音机，不是电视机。我修的，是这个国家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我们做的每一个零件，发的每一份电波，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这份工作，很枯燥，也很辛苦。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

“但是，每当我看到，我们研发的设备，被送到边防，送到海岛，送到那些最需要它们的地方，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值了。”

“读书，考大学，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人上人，也不是为了让你赚多少钱。”

“是为了让你，有能力，去选择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件，能让你自己，觉得骄傲的事。”

那天，三叔跟我说了很多。

我第一次，真正地理解了他的世界。

那是一个我从未触及过的，宏大，而又具体的世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叛逆过。

我开始拼命地学习。

因为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个像三叔那样的人。

一个，能为这个世界，修补点什么的人。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大学，读了我喜欢的专业。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记者。

我用我的笔，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变迁，去讲述那些普通人的故事。

我写过很多人。

有成功的企业家，有著名的学者，有光鲜的明星。

但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我三叔的。

我觉得，他才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

他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

他只是，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执着，守护着自己的初心。

他相信，把一件小事做好，就是了不起。

他相信，对身边的人好，就是对世界好。

这种信念，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为他赢来了一张通往新世界的船票。

也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为他构建起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精神家园。

几年前，我回老家，整理旧物。

在那个樟木箱子的最底层，我找到了三叔当年写回来的那些信。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

我还找到了那张，改变了我们全家命运的，红色的录取通知书。

那红色，经过岁月的冲刷，依然那么鲜艳，那么滚烫。

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三叔看。

他已经退休了，每天就在小区门口，守着他的那个免费维修摊。

他戴着老花镜，一张一张地，仔细地看着。

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也照在他布满老人斑的手上。

那双手，依然那么巧。

只是，多了很多风霜的痕迹。

他看着看着，笑了。

那笑容，还和几十年前一样，憨憨的，暖暖的。

他说：“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那个贫穷的，压抑的，却又充满了希望的年代，过去了。

那些关于高考的，疯狂的，悲喜交加的记忆，也过去了。

但有些东西，是不会过去的。

比如，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一个年轻人，为一个孤独的老人，修补屋顶的温暖。

比如，那个寂静的深夜，收音机里，重新响起歌声的喜悦。

比如，一种叫做善良的东西，它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为你的人生，打开一扇最明亮的窗户。

我把这些故事，写了下来。

我想告诉我的孩子，也想告诉更多的人。

关于我三叔的故事。

关于1977年，那场特殊的高考。

关于命运，关于选择，也关于善良。

我想，这或许，就是我这个“修理工”，能为这个世界，修补的一点点东西吧。

三叔的维修摊，后来成了我们那一片的“名人”。

甚至有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采访他。

记者问他：“大爷，您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收费呢？开个店，肯定能挣不少钱。”

三叔一边用小螺丝刀，拧着一个电吹风的螺丝，一边头也不抬地说：“要那么多钱干啥？够吃够喝就行了。人啊，活的是个乐呵。”

记者又问：“那您图个什么呢？”

三叔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想了想，笑了。

他说：“图个念想。”

“我这辈子，就爱跟这些零件打交道。一天不摸，手就痒痒。”

“再说了，街坊邻居的，东西坏了，拿来我给看看，修好了，他们高兴，我也高兴。这不挺好吗？”

那期节目播出后，三叔彻底“火”了。

很多人，慕名而来。

有的是真的来修东西，有的，就是想来看看这个“怪老头”。

三叔的摊子，比以前更热闹了。

但他还是老样子。

不急不躁，不卑不亢。

该修东西修东西，该聊天聊天。

仿佛外界的喧嚣，都与他无关。

他的世界里，只有那些精密的电路，和一张张朴实的笑脸。

有一年，我带着我的儿子，回老家过年。

儿子正是调皮的年纪，把一个新买的遥控汽车，给摔坏了。

哭着喊着，让我给他修。

我哪会修那个。

最后，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拿到了三叔的摊子上。

三叔接过那个四分五裂的“残骸”，没说别的，只说：“放这儿吧，我看看。”

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辆遥控汽车，已经完好如初地，摆在了摊子上。

不仅外壳修好了，连里面的马达，三叔都给换了个动力更足的。

儿子高兴得又蹦又跳。

我拿出钱，要给三叔。

三叔把脸一板，说：“给自家孩子修个玩具，还要什么钱？拿回去，拿回去！”

我拗不过他，只好作罢。

回去的路上，儿子问我：“妈妈，为什么三爷爷，什么都会修啊？”

我摸着他的头，说：“因为，三爷爷有一双会魔法的手。”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三叔会的，又何止是修理。

他这一生，都在用他的方式，修补着这个世界。

他修补过漏雨的屋檐，也修补过邻里间的关系。

他修补过冰冷的机器，也修补过一颗颗失落的人心。

他用他的善良和执着，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他周围的一小片天地。

而我们这些，有幸被他照亮过的人，也因此，变得更加温暖。

这就是我三叔，一个1977年的高考生。

一个被我们家，乃至被很多人，都认为是“好命”的人。

现在，我终于明白。

他的好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他用一辈子的善良，一点一点，为自己“修”来的。

人各有命。

但命，其实，就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这个道理，是三叔，用他那平淡，却又闪光的一生，教给我的。

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来源：faen y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