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25年经济学诺奖得主。主要从事技术和人口等领域的经济史研究，曾任经济史学会主席，并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
作者｜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25年经济学诺奖得主。主要从事技术和人口等领域的经济史研究，曾任经济史学会主席，并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
在欧洲国家体制下各个政治实体间的竞争，是与早期现代欧洲关于知识精英的一个新特征紧密联系的，即“开放科学”的兴起。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欧洲学者都会通过书籍、小册子、个人信件和期刊等方式来展示他们发现或提出的新见解，将信息传递给公众。只有以这种方式，其他人才能了解和认可自己的作品，以增加声誉。威廉·埃蒙(William Eamon，1994)在他关于这个话题的权威作品中，描述了早期现代欧洲的科学是如何被一步步揭开神秘面纱的。通过减少知识的神秘感，将有用知识转化为开源知识，欧洲知识分子创造出了一个降低获取知识成本的机制。人们很容易忽视编码(书面)知识以及扩散知识网络的重要性，所以才会出现“根本没有一个前现代的创新是仅由印刷品单独传播的”这样的言论。这也有点短视。正式知识，无论是数学的还是实验的，都是通过书面或印刷方式传播的。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忽略印刷术对欧洲大陆后续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美] 乔尔·莫克尔 著
胡思捷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开放科学的发展成为早期现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核心制度原则，并不是什么经过有意识的设计而实现的结果。这是一个意外之财，是一个极为不同的现象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学者试图在同行之间建立声誉以获得各种优势，包括大家都希望的金融安全、自由和通过赞助获得足够的时间以进行不受干扰的研究等。这所带来的获取成本的下降对有用知识影响技术，以及最终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绩效来说是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关于制度如何内部化，再“反馈”到文化信仰中的很好的例子：开放科学和知识的免费获取成了系统化组织知识的社会化方法，它们本身就具有价值，是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的东西。它解决的问题与一种不太适合分类却很有价值的资源所面临的经典困境相关：如果知识被视为公共物品，因为开放科学的需求而被自由地分配，那么创造它的人应该如何被激励？知识创新者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产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新知识的产权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有用知识经济学是复杂的，与所有类型的知识创造都有关的适用性问题使得在现实中，知识不可能只被传递给某些特定群体而不传递给其他人。创新者可以选择将知识归为己有，不告诉任何人，或者也可以选择只告诉某一些人，但是这样做显然就面临着失去对知识的控制和知识被完全暴露的风险。此外，知识是无法与其他商品相比较的，因为分享知识不会减少创新者对知识的理解，尽管当他们试图推销新发明时，他会面临占有较小份额市场的风险。对于命题知识来说，无论如何，以任何形式“出售”它们的可能性都很小，因此这一激励制度结构一直都不够完善。人们可以推测出，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社会所产生的知识都比它们本应能够产生的少，而只是因为没有激励制度，同时又要承担很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西欧在公元1600年后开始设法为这种知识创造条件，让它们能更快速地累积，最终快到能够影响生产的每一个方面，但是人们所找到的解决方案很复杂。大致来说，有用知识的产权可分为三类。
第一，命题知识通常被放置于公共领域，以期所有人都能了解它以及其创造者，从而提高创造者的声誉。这里的产权意味着信用，但又不排除他人，而是容纳所有人。出版物和通信网络对于这一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它们分布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爱森斯坦（Eisenstein，1979，p.229）指出，“誊写文化与知识产权的概念是相对抗的”，但实际上这种文化也强调作者及其作品出版商要尽其所能宣传他们自己，其中重要的就是宣传文章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吹捧艺术”。
第二，相比之下，指令知识——也就是技术——的创造者，在许多情况下，试图通过排他性来赚取租金。在某些地区，发明可以获得专利。在理论上，这意味着发明人通过公开信息换取临时垄断的权力，或在某些情况下，换取一些公共机构的报酬。另一种办法是将知识保密。18世纪的意大利手工艺商会和一些发明家[最著名的是英国钢铁制造商本杰明·亨茨曼(Benjamin Huntsman)]就一直在努力不公开知识。只有当知识不能轻易被“逆向设计”时，保密才有意义。在中间地带，“文人共和国”的开源美德，也就是当自由共享和开放传播有用知识是符合道德要求的情况下，这一美德也适用于全部的技术世界。
第三，在其他情况下，创造出新的指令知识的工程师和发明家追求的是知名度，因为声誉可以让他们获得丰厚的佣金。许多那个时代成功的发明家都受到了公众的认可，获得了学术地位和赞助，也通过完成项目和咨询而得到了高额报酬。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完全是“文人共和国”文化领域的一部分。开放科学和专利技术之间的模糊界限减少了许多发明家金钱上的收益，却通过将开放科学的思想应用于技术领域的方式加速了新技术的传播。英国工业革命中许多伟大的发明家，包括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明了焦炭冶炼技术)、创新型的陶工乔西亚·韦奇伍德和约翰·斯梅顿(中射式水轮的发明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公开了自己的创新，避免它们被束缚于专利制度。
在这三种类别中，第一种激励机制可能是最不为人所了解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却起到了最为决定性的作用。为了理解这种激励是如何及为何产生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关于公共资源“社区治理”的概念恰好能帮助我们，因为知识具有许多公共物品的特征。这样的社区对制定规范和规则尤为重要，反过来也产生了持续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有用知识，奖励那些遵守规则的人，惩罚违规者。乍看之下，这种社区似乎不大可能出现：如前所述，欧洲在政治上太过分裂，一旦超过地方层面，通过一个公共制度来管理共同资源似乎超出了任何一个政治实体的力量。然而，在文艺复兴晚期，出现了一个能够为持续创造知识创造有利条件的机制。
这在当时被称为“文人共和国”，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这一机制。历史学家们对此极为关注，但它作为一个能够产生和传播有用知识的机制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学者们的充分理解。这是一个在国际上联系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看不见的大学”，基于一个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认知，即知识是一个由社区分配和共享的无与伦比的商品。社区由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这样的精英群体所组成，他们通过书信网络、出版社和当地聚会中的学者来传递和检验新知识。这一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就证明了它的成功：“文人共和国”的公民在道德上有义务回复他人信件。与往常一样，这一专业网络也包含一个社会层面：虚拟社区中的成员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或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在早期阶段，用通用语言来发表重要作品是重要的一步，但到了17世纪晚期，“文人共和国”的效率和规模足以让公民以本地语言出版作品(尽管法语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拉丁语，成为新的通用语言)，再依靠翻译者(往往是这些杰出学者自己)，使作品可以在欧洲其他地方传播。事实上，这样的翻译版本既是一个强大的信号，说明了谁是思想界的超级明星，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让他们的追随者可以找他人借钱，将他们的原著以原文出版。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人共和国”出现的历史根源包含了对被重新发现的欧洲共同古典遗产的仰慕，也包含了一系列(真实的或虚构的)回归古典世界思想统一的传统，如中世纪教会和回归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基督教共和体”。中世纪晚期的学术知识分子在教会的庇护下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跨国团体。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的是一个与前不同的机制：一开始由意大利人主导，大本营转移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北，又被高卢派和新教徒影响，越来越怀疑迄今为止许多公理式的信条。它变得越来越脱离“罗马教会中受过教育的贵族”的特质。然而，直到启蒙运动时期，甚至在这之后，运作一个神秘且统一的学术团体的想法仍一直存在，这个团体中的人们为了知识这一公共物品而共同努力。
实际上，“文人共和国”是一个既支持市场运作，又支持个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在这个市场中，一次说服就相当于一笔成功的交易，这笔交易的收益就是良好的声誉。通过制定让思想市场能够正常运作规章制度和激励措施，它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并最终被证明对欧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框架。这样做激发了有才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在科学、医学、哲学等领域探索出新的思想，并将他们的研究结果纳入公共领域。一群思想更开放的受众有助于改进激励措施：“优秀的”（按照当时的修辞标准）智力创新有更大的概率被选中，得到回报。思想市场上改良的激励措施无论在广度边际上还是在集约边际上都鼓励了市场的新进入者们。在广度边际上，通过创造这样的回报方式，它向那些有前途的年轻人发出信号，告诉他们从事自然哲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事业是值得的，从而鼓励他们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资以选择这样的职业生涯。而在集约边际上，已经选择此职业生涯的人可能会更加努力，尝试进入更多的创新领域。
作为一个主要的思想机制，“文人共和国”最早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谟的少年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发展壮大，在启蒙时代的早期，也就是1680—1720年间趋于成熟。从一开始，它就充分认识到了知识产权是人们所共有的。“文人共和国”首先是一个虚拟社区：它最初没有正式的制度，没有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没有自己的期刊，但它成功构造了大量规则并付诸实践，支持了欧洲开放科学的出现。“文人共和国”与其他自治社区不同的地方就是奥斯特罗姆对“公地悲剧”批评的基础，即“文人共和国”不是一个地区性事物，它不受空间约束。一般说来，依赖于旅行、抄写或印刷文字等方式，它在远距离的条件下仍能运作。事实上，它代表的是地区性事物的对立面——这是一个通过信件、书籍和小册子连接的跨国个人网络，其中不时会介入一些相对罕见但紧密的如私人会面和在国外大学访学的活动。这个机制是真正的国际化机制，特别是在忽略边界或宗教信仰的意义上，它忽视了诸如种族或语言等属性特征。它分布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远离巴黎的地区(巴黎被一些法兰西学者认为是“文人共和国”的核心区域)。因此，例如杰出的克罗地亚数学家马林·盖特迪克(Marin Getaldic，1568—1626)在整个欧洲都广为人知，但他一直的据点都在其出生地——杜布罗夫尼克。希腊哲学家德奥菲罗斯(Theophilos，1563—1646)与欧洲边缘地带许多雄心勃勃的学者一样，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他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团体中教授新亚里士多德的世俗思想，并按照帕多瓦的方式重建了当地的教育机构。也许最著名的波兰籍“文人共和国”公民是数学家和医生布罗泽克(Brozek，1585—1652)。他是哥白尼的忠实追随者，也在帕多瓦大学学习，并在克拉科夫大学任教。像琼斯顿和夸美纽斯这样的学者在波兰、匈牙利和中欧其他地区工作，这主要是出自当地的宗教氛围，或是赞助者和佣金的考虑。
“文人共和国”所支持的思想市场有些特别的市场标准。成功努力的回报是声誉的提高；回报的大小通常与智力创新对社会的实际经济或社会价值无关，除非它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赞誉。有时国家也热衷于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军事装备上，例如第一台望远镜就是如此被发明的。每个学者都知道，被同行认可为大师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这是早期现代欧洲大多数学术研究背后的驱动力。因此积极的激励作用愈加强烈，负面的激励作用也随之变弱。在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既得利益者压制创新的力度也有所下降，所以即使对激进的创新者来说，从事自然研究也显得不那么危险了。虽然智力创新者仍然受到当时道德和宗教规范的限制，但学者们也学会了如何规避这些制约。随着知识创新的产生变得更具吸引力，更多想寻求名望和赞助的人都试图提出各种新想法。大多数的新想法都不被认可，也并不是所有已被接受的想法都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但随着越来越到位的拣选制度，新想法对技术发展的长期影响是有保证的。要让这些新想法能驱动可持续和技术驱动型经济的增长，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必要条件，首先就是学者们能保有足够的确定性，即在生产领域成功应用新观念的人能够获得收益以及同胞们的尊重。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