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男人们依旧拖着长长的辫子。而他的家，却是传统礼教、新式思想与西方文化交织的小天地。

有人说，读了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就读懂了人生！这话，当真一点不假。

1895年，林语堂生于福建漳州一个牧师家庭。

林语堂的父亲叫林至诚，是福建龙溪当地的基督教浸信会牧师，生性乐观，同时经营着一家小型布店以补贴家用。

父母生了8个孩子，林语堂排第七。他的家规是：不允许吵架，和气生财。

父亲是林语堂的启蒙者，不仅教儿子识字读书，还鼓励其接触西方文化与英文。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男人们依旧拖着长长的辫子。而他的家，却是传统礼教、新式思想与西方文化交织的小天地。

幼年时，他一边跟着家人读蒙学典籍、学传统礼仪，打下中式学问的底子；一边围在父亲身旁，听英文《圣经》故事、读简易外文小册子，成了当地少见的“早接触英文的孩子”。

稍大些，他进入教会小学，课堂被一分为二：一半时间研读四书五经、修习中文，一半时间学习英文、与西方常识，小小年纪就敢试着写英文短句。

升入中学后，他把英文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常借同学的外文报纸、小说来读，遇到生僻词句就记在小本子上追着老师问。

靠着这份“中西兼修”的积累，1912年，他顺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在当时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教会高等学府。

1916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林语堂直接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老师。授课时，他不只会清晰讲解语法与文学知识，还常穿插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趣闻，课堂幽默生动又有料，很受学生喜爱。

191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在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后，婚礼当天，林语堂当着众多宾客的面，拿出婚书并将其烧毁，在场的人都惊讶了，他却说：“结婚证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用得着，我们一定用不到。”

婚后不久，廖翠凤陪林语堂飘洋过海远赴欧美留学。在轮船上妻子突发盲肠炎，疼痛难忍，林语堂想中途下船，带妻子去夏威夷做手术，因为她带的价值一千多元的嫁妆要补贴给林语堂哈佛留学用，廖翠凤硬是忍住疼痛没有去做手术。

在哈佛的日子，生活艰难，不得不变卖首饰，聊以度日。生在乱世，夫妻漂泊，颠沛流离，可谈起往日的颠沛，妻子廖翠凤却笑着说：“跟着语堂，哪里都是家。”

1923年，留学归来的他转去北大教书，可这份在外人看来“稳定体面”的工作，却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教鞭执得久了，他转身投入国民政府做官。1927年3月，他应陈友仁之邀，前往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可没过多久，看清官场的尔虞我诈、觉得革命如戏后，又果断抽身——最终，他选择辞职呆家里，成为一名作家。用他的话说，这“半由个人嗜好，半由个人需要”。

嗜好，是打心底里的喜欢；需要，是写作能隔绝复杂人际，不用讨好谁、敷衍应酬，只需专心写好作品。即便他曾幽默调侃“人世间再没有比这事业更乏味的了”，可他依旧乐此不疲。

对阅读，林语堂也有自己的坚持：“绝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所有阅读都该因喜欢而去读。”

他说“人人必须自寻其相近的灵魂，然后其作品乃能成为生活的”。

生活里的林语堂，更是把“喜欢”二字贯彻到底。

他不追求书房的整齐规矩，收到新书就随手放在书桌、客厅。

最后家里的床榻、沙发、餐桌甚至厕所架上，都散落着各类书籍——精装本与平装本混放，哲学书和科学书为邻，中文典籍与英文著作比肩，在他眼里，这是“不规则的美丽”，既显兴趣广泛，用起来也特别方便。

他是出了名的“老烟枪”，更直言“自己的散文由尼古丁构成”。

晚年时，女作家赛珍珠问林语堂：“你的婚姻怎么样？”林语堂幽默地说：“我太太允许我在床上抽烟，这便是自由。”

这份自由，可是自古以来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呀！

他的人生理想简单又实在：“有屋一间，不必清洁整齐，只要舒适亲切；有自由能流露本色，无须作伪。”

廖翠凤忌讳别人说她胖，却爱听人夸自己挺直的鼻子，所以每次妻子动怒发小脾气，他就轻轻捏着她的鼻子说些俏皮话，总能让她转怒为笑。

他经常对廖翠凤说：“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妻子问他对自己婚姻的看法，林语堂幽默地回复：“婚姻就像穿鞋，穿的日子久了，自然就合脚了。”

有人问他夫妻感情好的秘诀，如何做一个好丈夫？他笑着说：太太喜欢的时候，你也跟着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和他生气。

试问一下，哪个女人不喜欢被自己的男人宠溺，这可是多少女人梦中的情郎！

正如他在《生活的艺术》里写的：“理想的人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

林语堂还懂“放下”的智慧。

1929年，在一次饭局上，他与鲁迅曾因文学理念和一场版权误会争吵了起来，从此交恶。

当天，他们就把双方写进日记里。鲁迅出言讥讽，他也在日记里愤然写下“此人神经已成病”。

鲁迅一生都不认同林语堂的幽默作风，可他从没有深陷纠纷，鲁迅批判他，他完全不生气，不抱怨，反而把这些激烈的批判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上，结果，三本杂志刊物都爆火了。他也成了“最会借批评造势的作家”。

而别人问他面对鲁迅的尖锐批评，他淡淡回应“骂人的艺术，我不如鲁迅”，还调侃着给鲁迅起绰号“白象”，自己则是“黑象”。

待鲁迅去世后，他又写下真诚恳切的纪念文章，全无半分怨怼。就像他说的：“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更难得的是，林语堂始终主张“做个无用之人”。

他反感用分数衡量学习、用物质定义“有用”，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有教养的人不是博学的人，而是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这更是当下多少莘莘学子打从心底里所向往的！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总用“能不能赚钱”评判价值，可真正的幸福，藏在那些“无用”的喜欢里。做喜欢的事、读喜欢的书、过喜欢的生活，看似对世俗标准“无用”，却是对自己人生最有用的选择。

晚年时，女儿问他“人生有什么意思”，他沉默良久后缓缓道：“活着要快乐，要快乐地活下去。”

他甚至提前想好了墓志铭：“此人已返归真境，尘世劳苦皆已卸下。”

连葬礼都要调侃：“我死时，只需说‘他在棺材里抽烟呢’。”

民国时期从不缺文学大师，但活得最通透最快乐的肯定是林语堂。他一共获得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写的《吾国吾民》曾在美国占据畅销书榜52周。

林语堂在《人生不过如此》里写：“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

如今的我们，困在业绩指标的考核、同事间的比较、“升职加薪才算成功”的框框里，总在追着别人定义的“优秀”跑，却忘了问自己：“这份工作，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我们捧着手机刷着碎片化信息，却腾不出半小时读一本真心喜欢的书；我们为了“体面”硬扛着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却不敢停下脚步尝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其实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必把“买房买车”“功成名就”当作必答题，也无需因别人的节奏打乱自己的生活。

人生只有一次，与其困在世俗的标准里磨蹭，不如痛痛快快地像林语堂那样，用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读一本想读的书，做一件喜欢的事，见想见的人，和值得的人过舒服的日子……

毕竟，活着的意义不是拼尽全力工作，等到年老时才在遗憾里细数“这也没干、那也没做”。更不要活成别人眼中的范本，而是要让自己在每一个当下，都能真切感受到“快乐地活着”！

来源：小橄榄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