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病床边摆着三枚勋章,窗外是刚收了一半的稻田,田埂上有孩子追着蜻蜓跑。那天来吊唁的都是老部下,一个个站着,没谁大声说话,像是怕惊了他走的路。屋里热得有点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稻草和泥土的味道,这是能把一个人往后拉回过去的味道。
1975年8月11日,罗厚福在武汉病房里停止了呼吸,终年六十六岁。
病床边摆着三枚勋章,窗外是刚收了一半的稻田,田埂上有孩子追着蜻蜓跑。那天来吊唁的都是老部下,一个个站着,没谁大声说话,像是怕惊了他走的路。屋里热得有点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稻草和泥土的味道,这是能把一个人往后拉回过去的味道。
说他的一生,能分出好几段。1961年那回晋衔,对他来说只是个插曲。那天他还躺着,护士把晋少将的公文送到床头,又给他换上了新的军装。他穿好外套,目光瞟向窗外正在干活的工地,便用那把疲惫却很干脆的声音催人把排水沟修好。有人劝他别操这心,说这不是他的事,他就回一句话也没多说,心里清楚:雨季一淹,居民惨了,责任甩不了人。于是让副官准备车去现场察看,随后又低头翻文件,动作不慌不忙,没半点得意神气。
早些年,1955年的授衔典礼给了他教训。那会儿在怀仁堂,名单一出来,他只排到大校。台下老战友们推着他上台,林维先还凑过来小声说“咱们轮到你了”,场面一阵乱。有人替他争,有人跑电话去交涉,最后结果没变。他上了台,压着声音说了句“军衔不过是袖口,勋章贴心口”,话短但意思很明白。几年后又补授了少将,但那段落差没让他改变作风,生活照旧,日子照旧。
建国后,他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算盘的人。解放孝感那回,他骑着一匹瘦马走进城里,队伍长得一眼看不到头。有人在人群里喊“当年分过谷子的老罗回来了!”人一涌上来,他只好下来和大家一个个握手。看到赤脚孩子,他没等多说,直接把缴获的烟叶换成布鞋送给孩子。有人提醒要按程序、要走手续,他挥挥手说:“孩子冻脚,别去请示。”这话像是他的作风:能马上解决的事,就别绕弯子。
解放后恢复生产,他琢磨着在城郊办个小卷烟厂,想安置军属、补贴军需。厂子真能挣钱,分红时他先去军属家里把米油买回去直接分发。这种做法被人说成“违规经营”,三反五反运动里那事被拿出来折腾,他因此被行政降级,职务往下排。文件摆在桌上,他看了两遍,照章办事盖了章,然后又回去安排春耕。对他来说,事儿还得接着干,家里人饿不着、地里别耽误。
回到战争那段,他是带着大别山的泥巴出名的。1937年秋,游击队编入新四军,队伍改名成第六大队。他把人集合到汉江滩,指着对岸的山说“换个编号,膝盖别软”,一句话定了气。之后他们在孝感、黄陂、汉川那些地方转来转去,留下不少脚印,也留了很多故事。
更早最闹腾的,是1943年的余家河战斗。敌人据点上千人,是个硬壳子,但夜里和露水成了游击队的帮手。那天夜里突击,战士们脱了鞋袜,抱着炸药摸上炮楼,连门都踹开了,敌人还在喝酒。战斗里,罗厚福亲自冲锋,局面打开后粮仓着火,他已经隐入了雾和黑里。军部嘉奖,陈毅在通报上写了“善取敌命门”的批语,但他在日记里只写了句“让百姓少挨饿,比什么都值”。这话不花哨,却把他心里放的秤砣说得清清楚楚。
解放战争时,他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和贺炳炎搭档。打摩天岭那回,他把主力藏在侧峰,等敌人进谷就把两头封死,变成口袋战。五个小时过后,敌军被消灭,缴获弹药一堆。士兵们围着篝火忙活,给武器抹油,像过节一样松了口气。行军途中,他还带人去村里修水渠、补房顶。那些看起来土办法的事儿,往往管用:地主被迫把粮袋退回穷户手里,百姓记住了这么个人。
说来他的根儿很清楚。1909年1月生在湖北黄安一间茅屋,家里是地里人,父亲佃农,母亲用旧布补衣裳。小时候跟大人上山砍柴,一把弯刀陪着他跑遍大别山。那把刀在1929年被刷了红漆,成了他入赤卫队时的“武器”和标志。1934年红二十五军西进长征,他留了下来,几个月把零散的游击队整成一千多人的战斗编制,被推举为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老乡们记得他走前来借草鞋、把谷种塞给人,嘴里就一句“春天总要来”,话少却让人记住了。
他这一生,说词儿少,但做得到处都是。那天病床旁,他指着床头的勋章和窗外半熟的稻田,老部下们都懂了他在乎的是什么。8月11日他走了,安葬在黄冈烈士陵园,墓碑旁常有野菊花,像是山里人自发戴上的花圈。过路的人会低声说句“分过谷子的大罗师长”,这话朴实得像一把秤砣,往心里压,像是一直有人记着,不用多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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