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后院，刑场的土坡刚下过雨，泥地里踩出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24岁的王孝和被两个法警架着胳膊押上台，藏青色囚服沾着血污，头发粘在额角。刽子手举起枪时，他突然抬头，嘴角扯出一抹笑——不是抖着的，是像手里攥着什么铁硬的东西，从牙缝里
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后院，刑场的土坡刚下过雨，泥地里踩出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24岁的王孝和被两个法警架着胳膊押上台，藏青色囚服沾着血污，头发粘在额角。刽子手举起枪时，他突然抬头，嘴角扯出一抹笑——不是抖着的，是像手里攥着什么铁硬的东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坦然。
第四声枪响时，他往前踉跄半步，脸朝下砸进泥里。倒下的瞬间，或许没人看见他眼角滚下的泪——那泪不是为自己流的，是想起三天前写遗书时，钢笔尖戳穿纸页，写下“若我回不来，你可另组家庭”。他没料到，这句“另组家庭”会让怀孕七个月的忻玉英在产房里咬碎嘴唇；更没料到，楼下那个总帮他修自行车的青年陆祖兰，会在五年后敲开她家的门，说“我来替你守着”。
王孝和本不想结婚。1946年上海的阁楼里，他对着组织派来的同志摇头：“地下工作枪林弹雨，不想拖累人。”可同志掏出封信——是老家捎来的，说7岁定下的娃娃亲，女方忻玉英已经从乡下到了上海，在纱厂门口等了三天。组织后来拍板：“这姑娘淳朴，正好做掩护。”他只好点头。
结婚那天没新衣，他跟工会同事借了件中山装，她穿纱厂发的蓝布旗袍，在南京路照相馆拍了张照。照片里他站得笔直，她手攥着衣角，背后是照相馆的假布景。婚后日子清苦，阁楼漏雨，他总在夜里帮她补袜子，她就坐在旁边纳鞋底，听他讲“工人要团结”，听不懂，只觉得他说话时眼睛亮。有次她发烧，他跑三条街买红糖，回来时裤脚全湿，却笑着说“趁热喝”。她不知道他白天在工厂组织罢工，晚上写传单，只当他是个爱说话的普通丈夫，直到那些半夜来敲门的人，带着烟味和压低的声音，走进他们的生活。
婚后没几个月，半夜总有人来敲门。
王孝和让她搬个小板凳坐在楼梯口，听见脚步声就轻敲三下门。
来的人都穿长衫或工装，进了屋就关紧门窗，桌子上摆着麻将，却很少洗牌，烟卷一根接一根地抽，压低声音说话。
她听不懂“罢工”“传单”“据点”这些词，只记得丈夫说“有人问就说打牌”。
有次她端茶进去，听见“明天老地方见”，第二天王孝和就让她把一个油纸包塞进南京路邮局门口的邮箱。
后来更频繁，有时是把小纸条缝进鞋底，有时是把药瓶交给穿长衫戴眼镜的、挑着菜担的、拉黄包车的，她从不问名字，只记衣着特征，送完就低头快步走回家，王孝和总在门口等她，接过空篮子时拍拍她的肩。
1948年4月的上海，弄堂里突然响起杂乱的脚步声，王孝和正写着传单，门外传来暗号——是特务包围了阁楼。同志催他从后窗撤，他摇头：“文件还在。”转身把一沓沓传单塞进煤炉，火舌舔着纸页，他盯着火苗，直到灰烬成灰才转身。21日清晨，特务踹开门时，他手里还攥着半截烧黑的纸。
牢房里的日子是熬刑。老虎凳加到三块砖，腿骨咯吱响；辣椒水灌进鼻子，呛得他咳血；烙铁烫在胳膊上，皮肉滋滋冒烟。他咬着牙，血顺着指甲缝滴在地上，审讯记录上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6月28日法庭开庭，法官念死刑判决，他突然笑了，不是苦笑，是嘴角上扬的坦然，旁听席有人倒吸冷气，他梗着脖子喊：“我为工人说话，没错！”
9月27日，他要了纸笔，趴在牢房木板上写遗书。钢笔尖划破纸页，写“玉英吾妻，若我回不来，你莫苦等，可另组家庭”，停了停，又写“肚里孩子生下来，叫佩民，盼她平安长大”，字迹抖了抖，最后补了两个字“勿念”。9月30日刑场，刽子手举枪，他站得笔直，第一枪打在腿上，他没跪；第二枪打在腰上，他还笑；第三枪、第四枪，身子晃了晃，倒在泥地里，眼睛望着天，好像在看上海初秋的云。
王孝和牺牲21天后，忻玉英在阁楼里生下女儿佩民。
护士把孩子抱给她看，她突然笑了，说“孝和回来看我了”，随即又哭，抱着孩子满屋子找丈夫。
后来就不大对劲，常坐在门口石阶上，一坐就是半天，嘴里反复念叨“孝和说给我买红糖的”。
组织安排她进印钞票的车间做工，机器轰鸣里，她会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抓起一把刚印好的钞票，对着上面的人像大笑：“孝和你看，钱来了！”
笑着笑着就哭，眼泪砸在崭新的票面上，洇开一小片湿痕。
同事们不敢劝，只悄悄把她扶到一边。
上海解放那天，锣鼓声震得窗户响，她突然清醒似的，抱着佩民跑到街上去，看见穿军装的就问“见我家孝和没”。
后来经组织安排去医院，病情稍稳了些，却还是常对着墙上王孝和的照片发呆，一坐数小时。
日子过得紧巴，佩民饿得直哭，她就翻出王孝和留下的那件中山装，摸了又摸，眼泪掉在衣襟上。
组织每月派人送米送油，邻居们也常端碗热粥过来，看着她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的样子，都叹着气走开。
陆祖兰是楼下修自行车的青年，比忻玉英小五岁，王孝和牺牲那年，他总在阁楼外转，看她抱着佩民坐在石阶上发呆，就默默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
后来索性天天帮着买菜、挑水、修门窗，佩民半夜发烧，他背着就往医院跑。
家里人骂他傻，说“疯女人带着拖油瓶，你图什么”，他干脆把铺盖卷搬到了忻玉英家隔壁的小仓库。
1953年春天，他蹲在忻玉英门口修灯泡，突然说：“玉英姐，我知道你心里装着孝和大哥，我不要求你爱我，你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佩民好，就当是……替王孝和大哥看着她长大。”
忻玉英抱着佩民，眼泪啪嗒掉在孩子脸上，没说话，轻轻点了点头。
陆祖兰没食言。从1953年到2003年，五十年里他在机床厂当工人，下班就回家做饭，给忻玉英梳辫子，送佩民上学，佩民喊他“陆叔叔”，他应着，从没提过“爸爸”两个字。
忻玉英的病时好时坏，清醒时会给陆祖兰补袜子，糊涂了就抱着王孝和的照片哭，他从不劝，只坐在旁边递纸巾。
佩民上中学知道了父亲的事，回家问陆祖兰：“你为啥对我们这么好？”
他蹲下来擦自行车链条，说：“你爸是英雄，我该做的。”
每年清明，陆祖兰推着轮椅上的忻玉英，带着佩民去提篮桥监狱旧址旁的墓碑。
忻玉英摸着碑上“王孝和烈士之墓”几个字，说：“孝和，我带祖兰来看你了，佩民长大了，在纺织厂当女工，跟你一样，为大家做事。”
陆祖兰站在旁边，递上抹布擦碑，碑上的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他擦得慢，一下一下，像在数这五十年的日子。
佩民看着两个老人，一个对着墓碑笑，一个低头擦碑，突然懂了：有些守护，不用挂在嘴边，就藏在每天的三顿饭、每月的工资单、每年的扫墓路上。
2003年冬天，陆祖兰在医院里拉着佩民的手，说：“我走后，把我葬在你爸旁边，让你妈……还能跟我们说说话。”
忻玉英坐在床边，抓着陆祖兰的手，突然清楚地说：“祖兰，这辈子，谢谢你。”
三个月后陆祖兰去世，佩民按他的遗愿，把骨灰盒放在王孝和墓碑旁，两个盒子并排，中间隔着半尺远。
清明再去，忻玉英坐在轮椅上，左手摸王孝和的碑，右手摸陆祖兰的碑，笑了，说：“你们都在，我就不找了。”
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当年王孝和给她买的红糖，暖烘烘的。
来源：哦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