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中,约14%患有精神障碍,其中抑郁和焦虑是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是一个庞大却常被忽视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正经历着不被理解、未被识别的精神痛苦。
转自:瞭望东方周刊
本文刊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25年第22期,总第945期),原题为《银发下的“隐匿之痛”》。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潘玲 编辑覃柳笛
衰老本身如同一场缓慢的退场,而抑郁,则是退场中最隐蔽的折磨。
2025年7月4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德馨医康养中心,医学生青年志愿者陪老年人拉家常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中,约14%患有精神障碍,其中抑郁和焦虑是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是一个庞大却常被忽视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正经历着不被理解、未被识别的精神痛苦。
衰老本身如同一场缓慢的退场,而抑郁,则是退场中最隐蔽的折磨。老年期抑郁障碍(late life depression,简称LLD),是60岁及以上人群常见的精神障碍,并非单一病症,以持久心境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为核心表现。这类障碍常伴随焦虑情绪与躯体不适,如莫名疼痛、胃肠不适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认知障碍或妄想,显著影响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功能。
LLD的复杂性常常被躯体疾病所掩盖。临床上,不少患者往往因头痛、失眠、食欲差等躯体症状反复就医,而真正的情绪问题却被一再忽略。许多老人甚至不知道情绪不佳实际也是“病”,更不了解精神科可以对此施治,往往选择默默忍受,而子女也常常未能察觉父母情绪问题背后的危机。
截至2024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1亿,占总人口的22%,即每5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今天,理解老年期抑郁障碍、识别早期信号、建立支持系统,已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命题。
潜藏之痛
自从三年前老伴去世后,北京78岁的李奶奶就变得沉默寡言。“不去公园散步了,也不愿意接我的电话;总说自己不舒服,不是这疼就是那疼,但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李奶奶的儿子说,“一开始我以为是老人年纪大了机能衰退,直到有一次她跌倒后住院,护士发现她整夜都难以入睡,还会念叨‘活着太累了’,就建议我们转诊精神科。”他说,经过一系列检查,李奶奶最后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很多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都有多种身体不适的症状,如厌食、腹部不适、便秘、心慌、胸闷、喉部堵塞感、头痛、颈背疼痛、失眠、周身乏力等。”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副主任医师郭少楠表示,这些症状会误导医生进行大量检查,“很多老年人首诊一般都在综合医院,他们的抑郁状况在早期容易被掩盖。”
除了早期常不能及时确诊及治疗外,老年期抑郁障碍还具有核心症状不突出、不典型的特点。“家庭、朋友容易将常见的抑郁症状归结为老龄、痴呆或健康水平下降;部分老年人合并躯体疾病如瘫痪卧床,阻碍了有效寻求医疗帮助;还有患者及家属受‘病耻感’影响,未准确报告病情,导致病情被低估。”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介绍。
河北的王阿姨也是一位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她说,自己曾经历过长时间的“医学流浪”,“因为胃痛、心慌、失眠等症状,我去过神经内科、消化科、心内科,花了很多钱,但问题始终没解决。”她很沮丧,觉得自己真是“老了、不中用了”,也不想麻烦女儿频繁带自己看病,由此一直自我压抑。直到后来在老年大学遇到了一位同龄朋友,对方有过类似症状,通过精神科治疗后明显改善,王阿姨才意识到,自己的“不舒服”或许不是躯体病,而是抑郁。“现在我服药一年多,情况也比较平稳了。”
就诊率低、确诊困难、治疗率低——这是当下老年期抑郁障碍面临的突出难题。像李奶奶这样因丧亲将抑郁症状“合理化”,或是王阿姨这样不知道自己患病而延误就诊的情况,在临床中十分普遍。
为何老年期抑郁障碍确诊难?燕江陵将原因归纳为四点:躯体疾病症状与抑郁症状有重叠,相互影响,不易区分;老年患者大多不会主动诉说情绪低落等抑郁核心症状;部分老年人沟通技能受损,病史报告不清晰;老年人常因基础病服用多种药物,部分药物的副作用可能与抑郁症状相似。
而在治疗环节,困境同样存在。“比如,部分患者伴有失眠症状,便自认为只是单纯失眠、长期购买安眠药物服用,忽视了背后的抑郁问题;还有患者经治疗后病情稍有改善,就自行停药或者不复诊,均可导致病情迁延不愈。”燕江陵说。
症结复杂
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常逐渐收缩,支持系统也易趋于瓦解,这使得老年群体成为抑郁症的高发人群。“在老年抑郁症患者中,退休人群、空巢老人较为多见。长期饱受病痛折磨的慢性疾病患者也容易患抑郁症。”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副主任周莉娜说。
老年期抑郁障碍成因复杂,呈现多因素作用的特点。《老年期抑郁障碍诊疗专家共识(2025版)》中详细总结了罹患老年期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人口学上,女性、未接受基础教育、未婚、独居、退休等群体风险较高;健康层面,虚弱、肌少症、脑卒中(男性需格外注意)、常见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认知问题及口腔疾病等均可能增加患病几率;社会心理方面,缺乏家庭支持、经历亲友生死或家庭矛盾、低收入、性格内向敏感、遭受虐待、缺乏运动,以及重大灾害、疾病大流行、迁居等生活变动,也都是重要诱因。
同时,老年期抑郁障碍的病理机制与年轻人抑郁障碍有所不同。燕江陵介绍,老年期抑郁障碍的遗传影响较小,神经病理损害和退行性病变特征更为显著,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也更为突出。“老年患者的焦虑/激越、疑病躯体化症状、精神病性症状、认知功能损害、睡眠障碍、应激反应及自杀行为等表现更为突出。”
愉快感缺失、兴趣减退、情绪低落,不想活了、写遗书、自杀、自伤——这些状况都是老年期抑郁障碍的识别信号。除此以外,当老人出现自责“拖累家人”、无助感、绝望情绪,或是表现出疲乏、懒散,存在“躯体不适却与检查结果不符”“总怀疑自己得重病”等情况,甚至出现焦虑、无故发脾气、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失眠、食欲减退、体重减轻等症状时,更需要警惕。很多老人不会直接说“我难过”,而是会以“浑身疼”“我记性坏了”等躯体感受表达不适,这就需要家人、朋友乃至初诊医生具备“慧眼”,及时察觉异常。
老年期抑郁障碍患者还常与神经认知障碍、帕金森病、甲状腺疾病、脑血管病等疾病同时存在。燕江陵表示,部分患者诊断难度极大,需要做详细的病史询问、精神检查和体格检查,结合完善的化验、影像学检查、神经心理评估等辅助手段,甚至通过试验性治疗,方可明确诊断。
构筑防线
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但抑郁并非老年阶段的必然归宿。面对老年期抑郁障碍这一严峻挑战,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当下,构建一个涵盖预防、识别、规范治疗与长期康复的全流程防线,是应对“银发抑郁潮”的关键。
在个体层面,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均衡饮食、规律睡眠、适度运动被称为心理健康的“三大支柱”。抑郁障碍的发生率与健康的饮食模式呈负相关,燕江陵建议,要增加蔬菜、水果、鱼类、坚果、豆类、橄榄油的摄入量,减少糖果、高糖高脂食品等加工食品的摄入量;睡眠障碍与抑郁发作关系密切,失眠、入睡困难及睡眠质量差会显著增加抑郁障碍的风险,睡眠持续时间不应过短(≤6小时),也不应过长(≥8小时);长期久坐不动的个体患抑郁障碍的风险较高,建议定期进行任何形式的躯体活动如散步、游泳、跳舞、瑜伽等;此外,避免酗酒等物质滥用行为,提升对应激性、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心理复原力,均可降低抑郁发作的风险。
在家庭层面,子女不应仅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更需密切关注父母的情绪变化、加强沟通交流,并提升对老年期抑郁障碍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社会层面,社区应建立老年人心理关怀机制,定期组织志愿者,对独居、空巢等高风险老年人进行探访和陪伴;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交,增强社会支持。
“有一个现象叫‘离群’,老年人长期独处就会想得很多,容易越走越偏。而在团体里面建立起来的互信、互动和互助的关系,更能从本质上改善他们的情绪状态。”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护士长俞玮说道。
相较于一般成人抑郁症,老年期抑郁障碍治疗难度更大、缓解率更低,需做好长期治疗的心理准备。“就医后谨遵医嘱、坚持科学治疗尤为重要。”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党伟表示。此外,由于老年人肝肾功能下降,药物代谢和排泄速度减慢,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及相互作用,治疗需同时遵循“安全、循证、有效”与“个体化、综合治疗、全程治疗、经济性”原则。
燕江陵表示,选择抗抑郁药物时,需综合评估患者病情特点、身体状况、合并躯体疾病,避免药物相互作用;用药时应从低剂量起始,缓慢增加剂量,动态监测病情变化与药物副作用。老年患者药物应答时间较长,起效通常需4-12周,部分甚至达16周,需坚持足量足疗程治疗,并做好巩固维持。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期抑郁障碍复发率通常高于非老年群体,单一药物治疗效果有限。尽管药物治疗配合心理治疗、神经调控治疗可加速康复,但当前心理治疗资源仍相对不足——一方面源于老年人就诊习惯,对费用较高的心理咨询接受度低;另一方面受社会认知局限,相关服务推广效果不佳。
对此,燕江陵表示:“应建立以患者为中心,医护、社工及家属等共同参与的整体康复模式,促进患者全面功能康复。在这个过程中,家人的理解、支持、陪伴、监督尤为重要。”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