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药生效前，我听见主治医生说：别全部切除，半年后她还得再送钱

摘要：当高卫国医生穿着白大褂，被两名警察从诊室带走时，我手里正捏着那张复查的B超单。上面的数据清晰地显示，那个折磨了我一年多的阴影，终于彻底消失了。

当高卫国医生穿着白大褂，被两名警察从诊室带走时，我手里正捏着那张复查的B超单。上面的数据清晰地显示，那个折磨了我一年多的阴影，终于彻底消失了。

从手术台上那句冰冷的“别全部切除，半年后她还得再送钱”，到今天，整整一年零三个月。

四百多个日夜里，那个若有若无的阴影，不只长在我的身体里，更像一根毒刺，扎在我心里，扎在我原本平静的家庭里。丈夫的不解，婆婆的埋怨，还有我自己深夜里无声的眼泪，都源于那句麻药生效前，我拼尽全力才听清的话。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而故事，要从那场我以为能救我一命的手术说起。

第1章致命的信任

一年前的初夏，我，林岚，一个三十五岁的普通女人，被一张B超诊断书打乱了全部的生活节奏。

“多发性子宫肌瘤，最大的一个快6厘米了，压迫症状很明显，建议手术。”本地三甲医院的妇科门诊里，一位年轻医生指着屏幕上的黑白影像，语气平淡地对我宣判。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攥着报告单的手指瞬间冰凉。手术，这个词对我来说，太过遥远和沉重。我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女儿萌萌，一个在IT公司做项目的丈夫陈斌，还有一个不大不小、需要按月偿还的房贷。我病倒了，这个家怎么办？

陈斌闻讯从公司赶来，他宽厚的手掌握住我冰冷的手，给了我一丝暖意。他比我冷静，立刻开始用手机搜索相关信息，咨询医疗行业的朋友。

“老婆，别怕。这只是个良性肿瘤，很常见的手术，跟阑尾炎差不多。”他一边安慰我，一边滑动着手机屏幕，“我问了，市中心医院的妇科主任高卫国，是这方面的权威。咱们找最好的医生，做最稳妥的手术，保证万无一失。”

“最好的医生”，这五个字像一剂强心针，暂时稳住了我慌乱的心神。在普通人的认知里，权威、专家，就等于安全和保障。

通过朋友辗转介绍，我们终于挂上了高卫国的专家号。那是一个周三的上午，高主任的诊室外挤满了人。轮到我时，已经是午饭时间。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微白，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神情略带疲惫，但眼神依旧锐利。

他言简意赅地看了我的检查报告，又问了几个关键问题，语气沉稳，不带一丝多余的情绪。“情况我了解了，不算复杂。你还年轻，有生育要求的话，我们可以做剔除术，保留子宫。微创就行，恢复快，创伤小。”

“高主任，那……能切干净吗？会不会复发？”我紧张地问，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高卫国抬眼看了我一下，嘴角浮现出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像是安抚的微笑。“任何手术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复发，肌瘤的成因很复杂。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能看到的瘤子都给你拿干净。你放心，我做这个手术二十多年了，技术上你不用担心。”

他的话专业、自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我和陈斌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信赖”两个字。走出诊室时，我们甚至有些庆幸，能遇到这么一位医术高超又让人安心的好医生。

陈斌当即拍板：“就他了。咱们不差钱，多花点钱买个安心，值！”

为了能让高卫国亲自操刀，我们听从了“过来人”的指点，给他的个人账户里转了一个不小的“红包”。虽然心里觉得别扭，但在“救命”这件事面前，所有的规矩和原则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高卫国没有推辞，只是在电话里淡淡地说了一句：“安心准备手术吧。”

这五个字，彻底打消了我们最后一丝疑虑。我们天真地以为，金钱和权威，能为我的健康构建起一道最坚固的防线。

手术那天，陈斌和婆婆都在手术室外陪着我。我被护士推进冰冷的手术准备间，换上宽大的病号服，躺在狭窄的移动病床上。头顶的无影灯白得刺眼，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冰冷的器械碰撞声不时传来。

我心里怕得要命，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女儿萌萌的名字。

麻醉医生过来核对信息，温柔地告诉我放轻松，睡一觉就好了。当冰凉的液体顺着手背的输液管缓缓注入身体时，我看到高卫国穿着深绿色的手术服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名年轻的医生。

他习惯性地扫了一眼我的信息牌，然后走到手术台边，低声和旁边的助手说着什么。

我的眼皮越来越沉，意识开始模糊，像要沉入一片深不见底的水域。就在我即将彻底失去知觉的最后一刻，一阵强烈的耳鸣袭来，却又奇迹般地让我的听觉变得异常清晰。

我听见那个年轻的助手医生问了一句：“高主任，这个患者的瘤体比较多，位置也不太好，要不要……”

然后，我听到了高卫E国的声音，那个我曾无比信赖的、沉稳的声音，此刻却像一把冰锥，瞬间刺穿了我混沌的意识。

“不用，”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别全部切除，给她留几个小的。半年后，她还得再来送钱。”

第2章麻醉后的噩梦

那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即将沉睡的意识深海里炸开。

我想睁开眼睛，想大声尖叫，想从手术台上爬起来质问他为什么。可是我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眼皮重得像压了两座山，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四肢百骸都像被灌满了铅，动弹不得。

无尽的黑暗和冰冷的恐惧，将我彻底吞噬。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等我再次恢复意识时，人已经在病房里了。窗外天色已经擦黑，陈斌和婆婆守在我的床边，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关切。

“岚岚，你醒了！”陈斌第一个发现，立刻凑了过来，握住我的手，“感觉怎么样？疼不疼？”

麻药的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我的小腹处传来一阵阵闷痛，喉咙又干又涩。我张了张嘴，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台上的那件事，可发出的声音却嘶哑得不成样子。

“水……”我艰难地吐出一个字。

婆婆赶忙用棉签蘸了温水，小心翼翼地湿润我的嘴唇。

“医生说了，手术很成功。”婆婆的语气里透着如释重负，“高主任亲口说的，瘤子都拿掉了，让我们放心。唉，这钱花得值，受这罪也值了。”

手术很成功？

这五个字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我脸上。我猛地想起了高卫国那张冷漠的脸，和他那句冰冷的话。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愤怒冲上头顶，我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别动！”陈斌赶紧按住我，“刚做完手术，医生说要平躺。”

“不……不是的……”我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挤出几个字，“他……他说……”

“说什么？”陈斌俯下身，把耳朵凑到我嘴边。

“他说……别……别全切干净……”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混合着委屈、恐惧和愤怒，“他还说……半年后……再送钱……”

我说得断断续续，声音微弱。

陈斌听完，愣住了。他直起身，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怀疑。

婆婆在一旁没听清，问：“岚岚说什么胡话呢？”

陈斌沉默了几秒，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语气像是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岚岚，你肯定是听错了。刚打完麻药，人会产生幻觉，说胡话，这很正常。我一个同事做胃镜，全麻，醒了以后非说医生在他肚子里留了把剪刀，闹了半天笑话。”

“我没有！”我激动起来，腹部的伤口被牵扯得生疼，“我听得很清楚！就是高卫国说的！”

“好了好了，你刚醒，别激动。”陈斌的声音里多了一丝不耐烦，“高主任是什么人？全国都有名的专家，他犯得着为这点钱干这种事吗？再说了，手术室里那么多人，他怎么可能当着别人的面说这种话？你肯定是做噩梦了。”

做噩梦？

我看着陈斌那张写满“我不相信”的脸，一颗心沉到了谷底。是啊，谁会相信呢？一个德高望重的专家，一个刚刚收了你“红包”并承诺会尽心尽力的医生，怎么会做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而我，只是一个刚刚从全麻中苏醒的病人，我的话，听起来确实更像是天方夜谭的胡话。

连我最亲近的丈夫，都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

“是真的……”我无力地辩解着，眼泪止不住地流。身体的疼痛，远远比不上心里的绝望。我就像一个掉进深井里的人，拼命呼救，井口的人却笑着说，你只是做了个噩梦。

“行了，别想了。”婆婆也过来劝我，“医生护士都说手术顺利，这就是天大的好事。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养好身体，别胡思乱想，影响恢复。”

他们一唱一和，轻而易举地给我“听到的真相”定性为“麻醉后的幻觉”。

我闭上眼睛，不再争辩。我知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说得再多，也只是徒劳。那根毒刺，从那一刻起，就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住院的那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陈斌请了护工，他和婆婆轮流照顾我。他们对我关怀备至，炖各种补汤，削好的水果送到我嘴边。他们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憋闷。他们关心的是我“手术成功”后的身体，却没有人相信我精神上遭受的巨大创伤。

高卫国每天查房，都会来我的病房。他依旧是那副儒雅沉稳的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身后跟着一群年轻医生。他会象征性地翻翻我的病历，问几句“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吗”，然后用那套专业的说辞鼓励我好好休养。

每次他开口说话，我的耳边就会自动回响起手术台上那句冰冷的话。我看着他那张伪善的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我怕我的眼神会泄露我的恐惧和恨意。我只能低下头，用沉默和最简短的“嗯”“还好”来回应他。

陈斌和婆婆对高主任却是感恩戴德，每次都迎上去，一口一个“高主任辛苦了”“多亏了您”。

有一次，高卫国查完房准备离开，陈斌特意追了出去，又塞给他一个信封。我躺在病床上，从门缝里看到高卫国半推半就地收下了，脸上还是那副淡然的表情。

那一刻，我只觉得无比讽刺。我们一家人，像傻子一样，把一个处心积虑要掏空我们口袋的恶魔，当成了救命的菩萨。

而出院那天，高卫国最后一次来病房，他把出院小结递给我，并特意嘱咐了一句：“林女士，你的情况比较特殊，肌瘤多，体质也容易复发。半年后，一定要回来复查。记住，是必须回来。”

他说话的时候，眼神平静地看着我，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

但在我看来，那不是医嘱，那是一个魔鬼的预告。

他笃定地看着我，仿佛在说：半年后，你还得再来给我送钱。

第3章家庭的裂痕

出院后的日子，表面上风平浪静。

我的身体在陈斌和婆婆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恢复。小腹上的那道疤痕，也从最初的狰狞红色，慢慢变成了淡粉色。我开始能下床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能去学校接女儿萌萌放学。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

那句“别全部切除”，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盘踞在我脑海里。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手术室里那盏惨白的无影灯，和高卫国那张模糊又冷酷的脸。我常常在深夜惊醒，一身冷汗，然后呆呆地坐到天亮。

我的性情也变了。从前我虽然算不上开朗活泼，但至少温和爱笑。可现在，我变得沉默寡言，敏感易怒。一点小事就能点燃我的火气。

萌萌不小心打翻了牛奶，我会控制不住地大声呵斥她。陈斌加班晚归，我会阴阳怪气地质问他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家了。婆婆在饭桌上多念叨了两句，我会立刻摔下筷子回房间。

家里开始频繁地爆发争吵。

“林岚，你到底怎么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后，陈斌疲惫地坐在沙发上，捏着眉心，“自从你出院以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是不是手术后遗症？要不我们再去医院看看？”

又是医院，又是医生。我听到这两个词就生理性地反胃。

“我没病！”我冲他吼道，“我变成这样，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吗？”

陈斌一脸茫然：“我怎么会知道？我天天上班累得跟狗一样，回来还要看你脸色。妈为了照顾你，自己腰疼的老毛病都犯了。我们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对，你们都对，就我一个人错了！”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说了，我在手术台上听到了那句话！高卫国他根本没安好心！可你们谁信我？你们都觉得我是疯子，是！”

提到这件事，陈斌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原本的一丝愧疚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完没完？”他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这件事我们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吗？是你的幻觉！幻觉！林岚，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你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就是事实！你为什么非要钻牛角尖，去相信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真相’？”

“那不是幻觉！”我歇斯底里地尖叫。

“好，就算不是幻觉。”陈斌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就算你听到的是真的。那又怎么样？我们能怎么样？你有证据吗？录音还是录像？你跑去医院闹，谁会信你一个普通病人的话？最后还不是自取其辱！你能不能别再折腾了，安安稳稳过日子不行吗？”

“过日子？”我冷笑起来，“你的意思是，我们就该当个傻子，任人宰割？明知道前面是个火坑，还要笑着跳下去？”

“什么火坑！你这是在咒自己！”陈斌气得脸都红了，“我看你就是得了产后抑郁，不对，是术后抑郁！你思想出问题了！”

婆婆听到我们吵架，从房间里走出来，一开口就是指责我：“岚岚，你怎么这么不懂事？陈斌工作多辛苦，你还天天跟他闹。女人家，做个手术，怎么就变得这么矫情了？高主任可是我们家的恩人，要不是他，你的病能好得这么快？你可不能没良心。”

恩人？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我最亲近的人，一个觉得我“有病”，一个觉得我“没良心”。他们站在我的对立面，用他们自以为是的“为我好”，维护着那个真正的恶人。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原来，比身体里埋着一颗定时炸弹更可怕的，是身边所有人的不理解和孤立无援。

那次争吵后，我和陈斌陷入了冷战。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不再试图安慰我，我也懒得再向他倾诉。家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就过了五个月。

我的身体似乎真的完全康复了，不再有任何不适。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会产生一丝动摇：会不会……真的只是我的幻觉？也许陈斌说得对，我应该放下这件事，好好过日子。

可每当这个念头冒出来，高卫国那句清晰的话语就会立刻在耳边响起，像警钟一样，敲碎我所有自欺欺人的幻想。

我知道，审判日，就快到了。

距离手术后半年复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第4章阴影重现

第六个月的复查日，像一个早就设定好的闹钟，准时响起。

那段时间，我和陈斌的关系稍有缓和。他或许是觉得我不再提那件事，人也安静了不少，便以为我已经“想通了”。家里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但他对我，始终多了一份小心翼翼的客气，少了一份从前的亲密无间。

“岚岚，明天要去复查了，我请了半天假，陪你一起去。”晚饭时，陈斌主动提起了这件事。

我拿着筷子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

“好。”我低声应道，心里却翻江倒海。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我既恐惧，又隐隐地期待。恐惧的是要再次面对高卫国那张伪善的脸，期待的是，或许这次检查，能成为揭穿他谎言的铁证。

第二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市中心医院。熟悉的消毒水味，拥挤的走廊，焦急等待的人群，一切都和半年前一样。

我们轻车熟路地找到了B超室。躺在冰冷的检查床上，当冰凉的耦合剂涂抹在我小腹上时，我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死死地盯着天花板，连呼吸都忘了。

为我检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她拿着探头，在我肚子上仔细地来回移动，屏幕上黑白交错的影像不断变换。她的表情很专注，眉头却越皱越紧。

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沉下去。

“医生，怎么样？”我忍不住问，声音都在发颤。

女医生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又检查了一遍，才放下探头，语气有些迟疑：“你……半年前才做过肌瘤剔除术？”

“对。”

“是高主任做的？”

“是的。”

她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嗯……情况不太理想。你子宫里……还有几个肌瘤，而且最大的那个，已经有3厘米了。位置……也不太好。”

轰的一声，我脑子里最后一根紧绷的弦，断了。

虽然早有预感，但当这个结果被一个完全陌生的医生亲口证实的时候，那种冲击力，依然让我几乎崩溃。

是真的。

我没有幻听，我没有得臆想症，我没有疯。

手术台上那句话，是真的。

我拿着那张B超报告单，走出检查室，手抖得几乎抓不住那张薄薄的纸。陈斌正等在门口，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脸色一变，急忙迎上来。

“怎么了？结果不好？”他一把抢过报告单。

他看不懂上面那些专业的医学术语，但“多发性肌瘤，较大者约3.1cm x 2.8cm”这行字，以及最后结论里的“复发”二字，他还是看得懂的。

陈斌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怎么会这样？”他喃喃自语，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不是说都切干净了吗？这才半年啊，怎么就长这么大了？”

我看着他，忽然就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现在，你信我了吗？”我一字一句地问他。

陈斌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震惊、困惑、愧疚、懊悔……种种情绪在他脸上一一闪过。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再也控制不住积压了半年的委屈和愤怒，声音陡然拔高，引得走廊里的人纷纷侧目，“我说了我听见了！高卫国他就是个魔鬼！他故意没给我切干净！你呢？你说我幻听，说我，说我无理取闹！陈斌，这半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我的质问像一记记重锤，狠狠地砸在陈斌心上。他垂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我们去找他！”我一把夺回报告单，“我要当面问问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像一头发怒的母狮，不顾陈斌的阻拦，径直冲向高卫国的诊室。

诊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高卫国沉稳的声音，他正在给别的病人看病。我一把推开门，闯了进去。

正在看诊的病人和家属都吓了一跳。高卫国抬起头，看到是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arle的惊讶，但立刻就恢复了镇定。

“林女士？你复查完了？怎么这么激动？”他扶了扶眼镜，语气依旧是那么波澜不惊。

“高主任！”我把那张B超单狠狠地拍在他桌子上，因为愤怒，身体都在发抖，“你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你不是说都切干净了吗？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高卫国拿起报告单，慢条斯理地看了一遍。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还带着一丝预料之中的平静。

他放下报告单，抬头看着我，语气里带着一丝医者对“无知病人”的无奈和包容。

“林女士，你先别激动。”他说，“我当初就跟你说过，肌瘤这种东西，成因复杂，复发率本来就很高。尤其是你这种多发性的，体质又敏感，半年就复发，虽然快了点，但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他把一切都归结于“正常复发”，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天衣无缝。

“你胡说！”我气得浑身发抖，“你明明在手术台上说……”

“林女士！”他突然打断我，声音严厉了起来，完全没了平时的温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说话要负责任。手术台上说什么？手术室里都是医生护士，你说的话，有人证吗？你这是对一个医生最严重的污蔑！”

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像是在警告我。

陈斌这时也跟了进来，他拉住我的胳膊，低声说：“岚岚，别在这儿闹，有话咱们好好说。”他显然被高卫国强大的气场和义正言辞的态度给镇住了，又开始摇摆不定。

我看着高卫国那张道貌岸然的脸，又看看身边犹豫不决的丈夫，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将我包围。

是啊，我没有证据。我的指控，在所有人听来，都像是歇斯底里的污蔑。

高卫国看着被我俩的拉扯，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弧度。他将身体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用一种悲悯的、专业的口吻，给我下了最后的通牒。

“现在的情况，保守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了。”他说，“我建议，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要把子宫全部切掉，一劳永逸，免除后患。”

切除子宫。

一劳永逸。

我听着这些冰冷的字眼，只觉得浑身发冷。他不仅要骗我的钱，还要毁掉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完整。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半年前，他觉得我这只羊，还能再薅一次羊毛。

第5章一支录音笔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和陈斌一路无言。

车里的气氛压抑得仿佛能凝固成冰。我扭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眼泪无声地滑落。而陈斌，则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手背上青筋毕露，下颌线绷得紧紧的。

我知道，他的内心也正在经历一场天人交战。

那张白纸黑字的B超报告单，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碎了他过去半年里对我所有的质疑和不信任。

回到家，婆婆和萌萌都不在。空荡荡的客厅里，陈斌终于开了口。

“对不起。”

他声音沙哑，充满了疲惫和愧疚。他走到我面前，想要伸手抱我，我却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这个动作刺痛了他。他颓然地放下手，坐在沙发上，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呻吟：“岚岚，我对不起你……我真是个混蛋……我为什么不相信你……”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我冷冷地看着他。这半年的委屈和孤独，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轻易抹平的。

“有用！”陈斌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我们去告他！去卫生局，去法院！我就不信没地方说理了！”

他的愤怒是真实的，但我的心却已经冷静下来。

“告他？拿什么告？”我反问，“就凭我一句‘我听见了’？还是凭这张‘临床上很常见’的复发报告单？陈斌，你忘了高卫国在诊室里是怎么说的吗？我们没有证据，我们斗不过他的。”

陈斌的激动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瞬间熄灭了。他颓丧地靠在沙发上，一拳砸在自己腿上，“那……那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再让他给你做一次手术，把子宫切了？”

“当然不！”我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说半年前的我，是一只待宰的羔羊，那么经历了这半年的折磨和煎熬，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哭泣和依赖丈夫的林岚了。

我要反击。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我大学时最好的闺蜜李静的电话。李静是一名律师，虽然主攻的不是医疗纠纷，但她头脑清晰，逻辑缜密，是我现在唯一能信任和求助的人。

我在电话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电话那头的李静，从最初的震惊，到后来的愤怒，最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岚岚，这件事……很难办。”她冷静地分析道，“就像你说的，你手里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口述在法律上是最无力的。而且高卫国这种老狐狸，做事肯定滴水不漏，你想从病历或者手术记录上找到破绽，几乎不可能。”

“我知道难。”我的声音异常平静，“但我不甘心。李静，你帮帮我，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拿到证据？”

李静沉吟了许久，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说出来。你需要一个让他放松警惕，并亲口承认或者暗示他当初是‘故意’的场景。”

让她自己说出来……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海里慢慢成形。

挂了电话，我对陈斌说：“陈斌，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场戏。”

陈斌看着我眼中从未有过的坚定和冷静，重重地点了点头：“你说，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去医院闹，也没有再提告状的事。我让陈斌再次给高卫国打了电话，电话里，陈斌的语气充满了无奈和顺从。

他说，我们夫妻俩商量过了，还是相信高主任的专业判断，决定接受二次手术，切除子宫。但是，家里的积蓄上次手术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这次的手术费用能不能……通融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便宜点？

这通电话，是计划的第一步：示弱，让他以为我们已经彻底认命，并且因为经济压力而陷入绝望。

高卫国在电话里依旧是那副公事公办的口吻，说费用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可以帮我们申请一些减免，让我们找个时间去他办公室详谈。

机会，来了。

去见高卫国的前一天，李静特意来家里找我。她带来了一支小巧的录音笔，外形和一支普通的签字笔一模一样。

“记住，到时候把它放在你上衣的口袋里，笔尖朝外。”李静反复叮嘱我，“谈话的时候，不要表现出任何攻击性。你要演一个被现实彻底打垮的、可怜的、甚至有点愚蠢的家庭妇女。你的目的是让他同情你，甚至轻视你，从而放松警惕。”

她还教了我一些谈话技巧，如何引导话题，如何设置语言陷阱，如何在他可能说出关键信息的时候，用一些叹息、附和来代替插话，保证录音的清晰。

“岚岚，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一定要冷静。”临走前，李静紧紧地抱了抱我，“保护好自己。”

我点点头，手心里全是汗。

第二天下午，我和陈斌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了高卫国的办公室。

这一次，我没有愤怒，没有歇斯底里。我换上了一件朴素的旧外套，脸色蜡黄，眼神黯淡，完全是一副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模样。陈斌也配合地唉声叹气，满面愁容。

高卫国见我们这副样子，眼神里闪过一丝意料之中的轻蔑。他让我们坐下，给我们倒了两杯水。

“考虑好了？”他问。

陈斌点头哈腰地说：“考虑好了，高主任，都听您的。我们就是想问问，这费用……”

我按照李静教我的，没有直接谈钱，而是先卖惨。我红着眼睛，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高主任，我知道我们不该跟您提钱的事，可是家里真的太难了。孩子上学要钱，房贷要还，上次手术把积蓄都掏空了，还欠了亲戚不少。我这身体又不争气……”

我一边说，一边偷偷地按下了口袋里录音笔的开关。

“我就不明白了，”我哽咽着，看似无意地把话题往我想要的方向引，“为什么我的病就这么难治呢？上次您不是说……都切干净了吗？怎么才半年，就……”

高卫国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一副经验丰富的长者姿态。他看着我，叹了口气。

“小林啊，”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上次就跟你说了，你这个情况特殊。上次手术，我也是有顾虑的。”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什么顾虑？”我追问。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愁眉苦脸的陈斌，或许是觉得我们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他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

“主要是考虑到你还年轻，子宫的功能还是要尽量保留。”他慢悠悠地说，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施恩，“所以，上次特意给你留了几个深层的小肌瘤，没有动。想着能拖一阵是一阵，没想到……它长得这么快。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特意……留了几个？”我抓住这几个字，声音颤抖地重复了一遍。

“对。”他坦然地点点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了多么致命的话，“这在医学上叫‘保守治疗’，也是为了你好嘛。谁知道你的体质这么麻烦呢。不过也好，这次做个彻底的，以后就不用再为这个事烦心了。至于费用，你们也别太担心，我会尽量帮你们想办法。就当是……上次治疗方案不够理想，我个人给你们的一点补偿吧。”

他话说得冠冕堂皇，把“故意不切干净”美化成了“为了我好”的保守治疗，甚至还想用一点小恩小惠来收买我们。

但他不知道，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已经被那支小小的录音笔，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那一刻，我低着头，肩膀因为压抑的激动而微微颤抖。

我终于，抓到你了。

第6章天亮了

走出高卫国办公室的那一刻，我感觉腿都是软的。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下意识地用手挡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冷汗。陈斌搀扶着我，他的脸色同样苍白，但眼神里却燃烧着一团压抑不住的火焰。

我们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李静的律师事务所。

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我把那支录音笔交给了李静。当高卫国那段“为了你好，特意给你留了几个”的录音，清晰地从播放器里传出来时，在场的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陈斌紧紧地攥着拳头，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李静的表情也异常严肃。她反复听了几遍，然后关掉录音，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肯定。

“岚岚，够了。”她说，“这段录音，加上你前后两次的B超报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虽然他辩解说是‘保守治疗’，但在你明确要求‘切干净’并且他口头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的前提下，这种‘特意保留’的行为，已经涉嫌医疗欺诈，甚至可能构成故意伤害。”

听到“证据链”三个字，我紧绷了半年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松懈。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这一次，不是委屈，不是愤怒，而是释放。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陈斌急切地问。

“两条路同时走。”李静迅速给出了方案，“第一，向医院的医务科和纪委进行实名举报，提交所有证据，要求医院内部调查。第二，直接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公安机关报案。医院可能会为了声誉包庇他，但我们必须把事情闹大，让监管部门介入。”

“就这么办！”陈斌立刻拍板。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切都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我们先是将一份详细的举报材料和录音副本，通过正规渠道递交给了市中心医院的院领导和纪检部门。起初，医院的态度是安抚和拖延，试图将这件事压在内部解决。他们派了一位副院长约谈我们，提出可以免除我第二次手术的全部费用，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条件是我们撤回举报，签订保密协议。

我当场就拒绝了。

我看着那位副院长，平静地说：“我要的不是钱，是一个公道。如果今天我拿了钱闭嘴了，那明天，就会有下一个、下下个‘林岚’，躺在那张手术台上，任人宰割。”

见我们态度坚决，医院那边也就不再“客气”。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在我们和医院周旋的同时，李静已经帮助我们将全套证据材料，递交给了市卫健委和公安局经侦支队。

录音证据的冲击力是巨大的。监管部门和警方对此高度重视，立刻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调查组的效率很高。他们封存了我所有的病历和手术记录，约谈了当时参与手术的其他医护人员。虽然那些小医生和护士迫于压力，不敢公开指证高卫国，但在警方的强大心理攻势和录音证据面前，有人还是透露了高卫国在科室里早已是“惯犯”的事实。他常常会对手术方案进行一些“微调”，尤其是在那些看起来老实、不懂医学又急于求医的病人身上。

事情，彻底闹大了。

高卫国被暂停了所有临床工作，接受调查。

那段时间，我家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有医院领导打来的，有高卫国的家人打来的，有各种说客打来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我和陈斌顶住了所有的压力。陈斌这次表现得异常坚定，他辞掉了手头一个重要的项目，每天陪着我，接送女儿，处理各种骚扰，成了我最坚实的后盾。

婆婆也从陈斌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老人家的震惊和愤怒不亚于我们。她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一个劲儿地道歉，说自己当初是瞎了眼，错怪了我。

家庭的裂痕，在共同对抗外敌的过程中，被悄悄地修复了。

最终，调查结果出来了。

高卫国利用职务之便，在医疗过程中故意采取不当措施，导致患者需要二次治疗以牟取不正当利益，行为已构成医疗欺诈，并涉嫌刑事犯罪。医院对他做出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处理。同时，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他正式立案侦查。

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当高卫国被警察带走时，他从我身边经过。我们四目相对，他曾经那双充满权威和伪善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灰败和惊恐。而我，平静地看着他，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

第7章伤疤与勋章

高卫国被带走后，市中心医院的院长亲自登门道歉，并承诺会承担我后续所有的治疗费用和相应的赔偿。

在李静的帮助下，我转到了另一家以妇科闻名的专科医院。一位慈眉善目的女主任医师接待了我，她仔细看了我所有的病历资料，听我讲述了全部经历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