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爷爷的丧事办得不算风光，但也尽了心。送走最后一波吊唁的亲戚，我们一家人刚在院子里喘口气，姑父钱卫东就沉着一张脸，从屋里走了出来，手里捏着一沓厚厚的纸，直挺挺地堵在了大门口。那架势，活像个上门讨债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大伯和我爸的脸色，比刚才烧的纸钱还难看。

爷爷的丧事办得不算风光，但也尽了心。送走最后一波吊唁的亲戚，我们一家人刚在院子里喘口气，姑父钱卫东就沉着一张脸，从屋里走了出来，手里捏着一沓厚厚的纸，直挺挺地堵在了大门口。那架势，活像个上门讨债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大伯和我爸的脸色，比刚才烧的纸钱还难看。

“卫东，你这是干啥？爸刚走，你别在这儿犯浑！”大伯赵建国皱着眉，语气里满是做大哥的威严。

姑父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把手里的那沓纸扬了扬，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在平静的水面上：“十年了，今天当着大家的面，这笔账，该算算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我妈孙莉萍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指着姑父的鼻子就骂：“钱卫东你有没有良心！我姐伺候了老爷子十年，你倒好，人刚走，骨头还没凉透，你就来算账？你算的是哪门子账！”

就在院子里快要吵翻天的时候，一直沉默的姑姑赵秀兰从堂屋里走了出来。她眼睛还是红肿的，脸色也憔悴，但神情却异常平静。她走到姑父身边，没看别人，只是轻轻拍了拍姑父的手臂，然后转向我们，声音沙哑地说：“都别在门口站着了，进屋说吧。这账，是该算算。”

而姑姑接下来说的话，让我们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手脚冰凉。

要说我们赵家，姑姑赵秀兰是最不起眼，也是最让人“瞧不上”的。大伯赵建国在镇上的食品站当个小主任，说起话来官腔十足，总觉得高人一等。我爸赵建军在县里的工厂当技术员，虽说不是什么大官，但工作稳定，我妈孙莉萍又是个会过日子的，家里条件也算殷实。唯独姑姑，嫁给了当工人的姑父钱卫东，两口子守着个破旧的老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十年前，爷爷突发脑梗，瘫在了床上。医生说，以后离不了人了。大伯当场就开了个家庭会议，主题只有一个：谁来照顾。他清了清嗓子，说自己工作忙，责任重大，实在抽不开身。我妈立马接话，说我爸单位最近效益不好，压力大，而且我马上要高考，家里更是一刻都不能分心。

所有人的目光，最后都落在了姑姑身上。

姑姑那时候在一家私人小厂里打零工，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姑父在建筑队，收入不稳定。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躺在病床上，眼睛里满是浑浊和期盼的爷爷，点了点头：“我来吧。”

这一声“我来吧”，就是整整十年。

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夜。爷爷从一开始还能含糊说几句话，到后来彻底失语，大小便失禁，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能动。喂饭、翻身、擦洗、接屎端尿……这些活儿，光是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姑姑却日复一日地做着。我们这些做儿孙的，也就是逢年过节，提着两箱牛奶一兜水果，上门“尽孝”。

每次去，大伯母王桂花总要捏着鼻子在门口站半天，嫌屋里有味儿。我妈则会拉着姑姑的手，假惺惺地说：“秀兰啊，真是辛苦你了，你看你都累瘦了。不像我们，想尽孝都没这个福气。”

姑姑总是笑笑，说：“没事，应该的。”

姑父钱卫东的话更少，他为了多挣点钱，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每次我们去，他要么就是不在家，要么就是一身疲惫地刚回来，默默地坐在角落里抽烟，看着姑姑忙前忙后，眼神里有心疼，也有我们读不懂的隐忍。

我们都觉得姑姑傻，姑父窝囊。把屎把尿地伺候着，到头来能落着什么好？老爷子的退休金，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块，吃药看病都不够，还得往里搭钱。大伯和我爸，每个月倒是会给个五百块钱的“生活费”，但每次给钱的时候，都像是在施舍。

爷爷走的时候很安详，是在姑姑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丧礼上，姑姑哭得撕心裂肺，我们也都跟着抹眼泪。可谁都没想到，这悲伤的气氛，会被姑父手里的一沓“账单”彻底撕碎。

进了屋，大家分两边坐下，像是要开堂会审。姑父把那沓纸放在了八仙桌中央，自己则退到了姑姑身后，像一尊铁塔。

大伯冷哼一声，率先发难：“秀兰，你也是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让你家老钱这么胡闹！爸尸骨未寒，你们就为了点钱跟亲哥哥计较，传出去我们赵家的脸往哪儿搁！”

我妈也帮腔：“就是啊，秀兰，你可不能犯糊涂。这十年你是辛苦，可我们也没闲着啊，钱我们可一分没少给！”

姑姑没理他们，只是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纸，轻轻展开，对着光，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赵建国，大哥。十年间，探望父亲共计四十八次。其中，春节十次，中秋十次，父亲生日十次，其余十八次为路过探望。平均每次停留时间，二十五分钟。十年共计送来水果二十斤，牛奶三十箱，各类补品若干，折合人民币约三千元。给付生活费，每月五百元，十年共计六万元。”

姑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一丝波澜，但每一个数字都像一记耳光，扇在大伯的脸上。大伯的脸从红到紫，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姑姑没停，拿起第二张纸。

“赵建军，二哥。十年间，探望父亲共计六十二次……”她把我爸这十年的“孝心”也一笔一笔记载得清清楚楚，精确到分钟和元角分。我爸的头越埋越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念完两张纸，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这……这是什么？”大伯母王桂花结结巴巴地问。

“账单。”姑姑抬起头，目光第一次变得锐利起来，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不是觉得我们家老钱是来要钱的吗？没错，就是来要钱的。但这钱，不是我们要，是爸要。”

说着，她从那沓纸下面，抽出一个被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旧本子。

“这是爸的日记。从他还能动弹的时候开始记的。后来他手抖得厉害，就让我代笔，他口述，我记录。”

姑姑翻开本子，里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字迹，一种歪歪扭扭，一种清秀工整。

“大哥每次来，坐不到半小时就说单位有会，着急走。二哥每次来，电话就响个不停，说厂里有急事。你们送来的水果，爸一口都舍不得吃，放到烂了，就让我扔掉。你们给的钱，爸一分没动，都让我存着，说将来还给你们。”

“爸总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他养了两个儿子，老了老了，却要靠闺女和女婿撑着。他说他不是怨，就是心里堵得慌。”

姑姑的声音开始哽咽，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爸瘫在床上的最后两年，话都说不了了，可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们每次来，他眼睛就一直盯着门口，盼着你们能多待一会儿，可你们呢，放下东西就走，连他手都不愿意多摸一下，嫌脏！”

“你们知道吗？爸最后那几天，总拉着我的手，在我手心里写字。他写得最多的，就是‘寒心’两个字！”

“寒心”两个字，像两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大伯和我爸的脸色，已经是一片惨白。

大伯赵建国终于坐不住了，他猛地一拍桌子，恼羞成怒地吼道：“够了！赵秀兰，你别在这儿演戏了！不就是为了爸那套老房子吗？我告诉你，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没资格分家产！”

“家产？”姑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她擦干眼泪，冷笑一声，“大哥，你还真说对了，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谈谈家产。”

她没再看那个日记本，而是转身走进了里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那款式很老旧了，一看就是爷爷生前听戏用的。

“爸知道你们不会认账，他早就留了后手。”

姑姑按下播放键，一阵嘈杂的电流声后，录音机里传出了爷爷虚弱但无比清晰的声音。

“建国，建军，当你们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这一辈子，没给你们留下什么金山银山，就一套老房子。我瘫了十年，这十年，是秀兰和卫东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我。我心里有杆秤。”

“我给过你们机会。我让秀兰跟你们说，我这病花销大，想把老房子卖了看病。你们是怎么说的？建国你说，房子是祖产，不能卖，卖了丢人。建军你说，房子卖了，秀兰就没地方住了，对她不公平。说得比唱得都好听，其实你们心里都清楚，你们是怕房子卖了，自己将来一分钱都分不到！”

录音里，爷爷的声音带着一丝喘息，却充满了洞察一切的悲凉。

“我这心里啊，跟明镜儿似的。你们不是孝顺，你们是盼着我早点死，好分房子。可秀兰不一样，她跟我说，爸，只要你在，家就在，房子卖了我们租房住，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

“我早就做了决定。这套老房子，我已经通过律师，在我清醒的时候，就赠予给了秀兰。还有我那张存着十几万的存折，密码是秀兰的生日，也一并留给她。”

“这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欠她的。也是你们这两个做儿子的，欠她的。”

“你们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别再为难你们的妹妹。你们要是还闹，那就让街坊邻居都来评评理，看看我赵家的儿子，是怎么孝顺老子的！”

录音结束了。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大伯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嘴巴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爸则双手抱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妈和大伯母，更是面如死灰，她们精心算计了十年，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姑姑平静地关掉录音机，从怀里拿出了那份盖着红章的房产赠与合同，和那张存折，轻轻放在桌上。

“爸说，让我给你们留点体面。但是这十年的公道，我得替我男人讨回来，也得替我爸讨回来。”她看着姑父，那个一直沉默的男人，此刻眼圈也红了。

“我们不要你们一分钱，这房子和存折，是爸给我的，我受得心安理得。”

说完，她扶起姑父，两人相携着，一步一步，走出了这个家门。他们走得不快，但背影却无比坚定。

我看着桌上那沓厚厚的“账单”，那上面记录的不是金钱，而是被漠视的亲情和被辜负的孝心。爷爷不是糊涂，他只是用最后十年的时间，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堂课。

可惜，有的人，直到也没能及格。

来源：云海翻涌一点号